王殊：回忆毛泽东的一次紧急召见

 　　人老了，常常会追忆过去，特别是追忆那些最难忘的年月中印象最深刻的事。1972年对我是不平常的一年，我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听了他对国内外形势的议论。当然这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可是，随着时间差距的加大，每次回想起来，对这些事似乎看得更深一些，体会也更多一些。

　　周总理说，你们不要他，我就要他

　　我得从头说起。还是在1972年7月20日晚上，我接到国内要我立即回国的紧急电报后，从西德波恩经巴黎、卡拉奇、上海回到了北京。我是新华社驻波恩的记者，当时两国还没有建交，我国在波恩只有新华分社一个新闻单位。新华社外事部的同志在机场接我时，告我回家后不要出去，周总理可能随时要见我。第二天一早，外事部的同志又通知我马上去外交部，姬鹏飞外长要见我。姬外长对我在波恩两年多的工作给予了很多的鼓励，并且要我在家里等着，总理可能很快要接见我。当天下午，我就得到了总理要在晚上7时在人大会堂接见我的通知。这件事证实了几个月来一直盘旋在我思想上的一个感觉。那是1972年初，外交部给我们分社专门发来了电报，表扬我发给国内的有关西德局势和欧洲形势的一些报告，认为有参考价值。几个月后，外交部又给分社发来电报，对我写的另一些报告进行表扬。外交部发这样的电报，而且是连续两次，是极为少见的。我估计可能是周总理甚至是毛主席看了我的报告后，有了批示，外交部才发这样的电报的。后来，又听说总理在接见一些出国代表团时，一再提到了我写的一些报告

　　当晚，我比规定的时间提早了一些走进人大会堂的东大厅。客厅里还没有一个人，灯也没有全开。我坐在藤椅上等候，心中非常的激动。我是在1969年12月即“文革”的第三年到波恩工作的，而且是老记者中第一个被派出国的，完全是靠周总理有关恢复国外新华分社的指示。“文革”前我大多数时间在国外分社工作，1964年中回国，在总社国际部担任发稿助理。“文革”一开始就成了“三反分子”，在社内劳改队劳动了两年，后来干部解放，恢复了原来的职务。中共九大后，总理在一次会议上问到新华社军管小组领导有关国外分社的问题，回答是绝大多数驻外记者早已回国参加“文革”，多数分社已空无一人，有些分社留下个别人看家。总理非常气愤，质问为什么不请示，不报告，并责成新华社领导立即派出记者，恢复国外分社。于是新华社成立了一个小组，着手恢复工作，但由于当时极左思潮严重，在挑选记者特别是老记者时极为困难。我经过大半年的审查和反复讨论后好不容易得到了通过，国际部还有一个领导说像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先土山下乡三年再到国外去，另有一个老编辑写信给军管小组，说这样的“三反分子”不应派到国外。

　　不一会，周总理一个人走了进来。他看到我就问道，你就是王殊吗？我过去曾见过总理，“文革”后再也没有见到。他显得苍老了一些，瘦削了一些，两鬓的白发也增加了不少，但他的目光仍炯炯有神，令人感到威严和信任。他以严厉的目光注视了我的一身打扮，旧制服，布鞋，就问我在波恩穿什么衣服。我说在波恩穿西服，回来后换掉了。他说，你为什么不穿给我们看看呢，有什么不可以穿的呢。我感到，总理这番话不仅是对人们在“文革”中穿着一片灰、一片黄的情况说的，而且是对当时在国外工作的同志也纷纷换上布制服、布鞋的情况说的。总理要我坐到他身边去，问我在什么学校读的书，什么时间参加革命，有些什么工作经历等。他对我说，“施罗德访华，你是应该陪同回国的，当时外交部疏忽了，没有及时通知你，因此你回来晚了几天。”他又说，“我前天会见了施罗德，谈得不错。他说要真安全，真和平，我说很欣赏他这个看法。”施罗德是西德第一个访华的资深政治家，当时西德的反对党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副主席，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战后在他的党长期执政期间担任过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在他两次公开表示愿意访华以后，我专门采访了他。我在向国内报告时建议邀请他访华，周总理批示由外交学会邀请他在1972年7月中访华两周，在西德和欧洲引起了很大的注意。接着，周总理就开始了对我的“考试”，问我西德有多少人口，面积多大，有几个州，首府在哪里等，我总算都答上来了。他又问到西德经济和工农业生产的情况，我有的还答得上来，有的就答不出来。总理时常对外事工作人员特别是外交官进行这样的“考试”，问题往往是属于基本情况的，但应“考”者也常常会答不上来。

　　正谈着的时候，姬鹏飞外长、乔冠华副外长以及王海容、唐闻生同志等先后走进了会客厅。总理谈到了正题，对我说，“你就苏联战略和中德关系写的一些报告和材料，我都看过了，毛主席也看过了。你调研做得不错，你提出的两霸争夺的重点在欧洲，苏联的战略仍是向西，与美国争夺欧洲，而不是向东，转向中国，这个看法很好。”他又说，“你工作做得不错，也要注意谦虚谨慎。施罗德走时说回国后要为发展两国关系而努力，你早些回去了解他访华回国后各方的反应，把后续工作做好。”我听了这些话后心潮起伏，非常激动，特别是因为这几个月来从总社传来的消息对我的压力越来越大，先是有人告发我是“五一六”分子，提供了不少的“材料”。还有人认为我做外事工作太多，发回的公开报道太少，在波恩“不务正业”，要求把我调回北京。周总理听到这些话后，非常生气，后来在一次有各外事部门参加的会上问新华社军管小组的同志说，王殊发回来的电报你们看了没有，看到他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没有，你们不要他，我就要他。

　　毛主席说，你不要哭了，我请你抽支烟吧

　　见过总理后，我就准备回波恩去。晚上我常常出去探望亲友。7月24日晚上9时半，我乘公共汽车回宿舍，刚刚下车，外事部的几个同志就欣喜若狂地拉住我的手说，“真是好不容易找到你了。”原来他们在晚上大约7时接到电话通知，说有重要事情，要我务必在晚上9时到外交部门口，再一起乘汽车前去。他们立刻到新华社宿舍来找我，看到我家里没人，又到我可能去的几个同志家里，后来就在宿舍区内一面找一面喊，找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他们决定分几个人到公共汽车站上等，这才把我等着。我乘车到外交部门口已近10时，唐闻生同志已等我很久，上了车才知道是毛主席要接见我。我到了中南海毛主席的寓所，就被引进毛主席的书房。这个地方是我们在毛主席接见外宾的影视中熟悉的，中间有一圈接待客人的沙发和茶几，因是夏天已换上了铺着席子的藤椅，椅子背后有好几只高大的有着白色大灯罩的落地灯，右边靠墙摆着几个装满了线装书的书架。

　　我走进去时，毛主席坐在他习惯坐的左边的大藤椅上，正在同周总理、乔冠华、王海容谈话。我同毛主席握了手，周总理给我介绍说，过去在复旦大学上的学，学的是英文，长期在国外当记者。毛主席笑着说，“我也当过记者，我们是同行。”我心头非常激动，而且一想到在“文革”中被批判是“三反分子”，现在又有“五一六”的嫌疑，情绪更加起伏，忽然哭了起来。毛主席从茶几上拿起一支烟说，“你不要哭了，我请你抽一支烟吧。”我走过去拿了烟，这是一种特制的把尼古丁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小雪茄烟，我把它放在旁边的茶几上，想带回家作个纪念。可是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一看烟没有了，原来是烟瘾很大的乔冠华同志已经拿去抽掉了。由于我解放后长期在国外工作，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毛主席，他比“文革”以来的电视、电影上苍老了一些，也肥胖了一些，头发已斑白稀疏，穿着一套宽大的白色绸衣裤，但精神还不错。他在：1972年初生了一场重病，幸亏在2月份尼克松来访时已痊愈，但腿部还没有完全恢复。这一点，尼克松已发现了，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主席的身体不太好。

　　毛主席谈兴很浓，从国际形势说到国内问题，从晚上10时一直谈到凌晨1时，一共3个小时。当时，在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地区发生冲突以后，双方都增强了边境的兵力，边境形势十分紧张。在国内，“文革”已进行了6年，政治上经济上都发生了严重困难。生产下降，供应困难，各派内战不止，人心动荡，造成了十分混乱的局面。珍宝岛边境冲突发生以来，在西方出现了一种论调，认为苏联战略将会东移，转向中国，在我们国内也有类似的看法。我在1969年12月去西德波恩时，新华社和国内其他部门的一些同志要我注意研究苏联战略问题，究竟是向西，还是向东。我到波恩后同西德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统计了西德报刊的言论，发现绝大多数的人认为苏联的战略并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欧洲是美苏争夺的重点，苏联的根本利益在欧洲。如果苏联战略真的要东移，不但对付不了中国，而且会失掉欧洲，苏联不会做这样的蠢事。只有极少数人认为苏联战略将会东移，而且其中有些人是幸灾乐祸地幻想苏联的矛头能指向中国。我还感到，不应把西德看成是军国主义、复仇主义国家，而应像对待其他西方国家一样，与之建立正常的关系。后来，我把这些看法写了不少的报告陆续发回国内，请有关的同志考虑。

　　所以，毛主席在谈话中一开始就谈到了苏联战略的问题。他说，西方不少人正在讨论苏联的战略究竟是向西还是向东，还是声东击西。有的人还幻想把苏联这股祸水推向东方。欧洲是一块肥肉，大家都想吃，我们没有资格。美苏争夺的重点在欧洲，正由于这个原因，双方都一直把重兵摆在欧洲，谁也不肯丢掉这块肥肉。他准确地列举了美苏双方在欧洲的兵力数字后说，我看苏联就是声东击西，麻痹西方。西欧国家太多，太散，太软，不能单靠美国，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的威胁。

　　接着，他谈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说德国威廉皇帝和希特勒在世界大战中都最终遭到了失败，主要原因都是吃两面出击的亏。威廉皇帝1914年在西线同法、英军队还处在对峙状态，第二年又把大量兵力从西线调到东线进攻俄国，幻想先打败俄军，迫使俄国沙皇签订和约退出战争，再来收拾法、英。这个目标未能实现，第三年又把大量兵力调回西线。但情况已发生变化，法、英军队已得到加强，美国也参战在即，最后他吃了败仗，不得不签订和约。希特勒也是一样，被最初的胜利冲昏头脑，西线还没有全部解决，又在1941年6月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结果也陷入了被两面夹击的境地，最后也遭到了失败，连柏林也丢掉了。在中外历史上，这样的教训还有不少。

　　毛主席援引历史上的这些教训，仍是在阐释他的一贯思想，就是要集中兵力，打击主要的敌人，不要分散力量，犯四面出击的错误。我感到，毛主席的这番话当然是指苏联说的，说明苏联的根本利益是在欧洲，要同美国争夺这块肥肉，而不可能战略东移。如果真的胆敢侵犯中国，就会把欧洲送给美国，最后受到两面夹击，落得像威廉皇帝和希特勒一样的下场。但另一方面也是在提醒我们，要记取历史上的这些经验教训。当时，尼克松在上台以后，看到了中苏关系的恶化，边境形势的紧张，一再向我们伸出了触角。毛主席采取了重大的外交战略部署，1971年4月中美“乒乓外交”，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从而在国际上出现了美中共同对付苏联的形势。毛主席接着引用了唐朝诗人刘禹锡的诗《西塞山怀古》的前半段：“王澞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提醒我们不要以为长江上有千寻铁锁而高枕无忧，如果放松警惕，敌人的楼船就会直取金陵，最后只能像当时的吴王一样举起一片降幡。

　　毛主席说，我就是欢喜右派，可以请来，我也可以同他们谈

　　在中美关系改善之后，毛主席和周总理最关心的是我国同作为东西两个经济大国的日本和西德的关系问题。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了西德政治家施罗德刚刚访华的情况，说施罗德来谈得不错，他表示回国后将为两国早日建交而努力。日本田中首相想来访问，仍没有下决心建交，如果同西德谈成，对他也是一种压力。他又说，王殊在那里工作做得不错，结交了政界、经济界不少重要的朋友，了解了很多的情况。在尼克松访华后，西德不少右翼政治家包括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施特劳斯都想到北京来访问。毛主席说，我就是欢喜右派，可以请来，我也可以同他们谈。尼克松来，我就是同他在这个房间里谈的，谈得还不错。你们也可以多派一些人出去，交些朋友，听听他们的意见。

　　后来，毛主席转到了国内问题。看来他最关心的是重建在“文革”中遭到破坏的各级政府和党的机构，克服国内的混乱状态，恢复正常的秩序。他着重谈到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对总理说，你要到全国各地去，在工农兵中好好找一找，找一些人来担任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政治局委员，政府中的副总理、副部长，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等。要尽快地去走一下，在工农兵中找一些有代表性的，年纪轻一些的，当然也要顾大局的。要认真地找一下，把这样的人找到。

　　两天后，周总理召集我们和某些部门的领导同志学习毛主席的这次谈话。在谈到从工农兵中找人的问题时，总理提到了当时一些工农兵代表人物的名字，说这些人在群众中是有一些威信的，但他们的文化水平太低，要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估计会有很多困难。可能要办一个学习班，让他们学点理论，学点文化知识；并且总结一点经验教训才好。后来，周总理经毛主席同意，办了几期中央读书班，调来了一些工农兵代表人物参加，但也混进了一些造反派。举办读书班的时间不长，在1973年8月举行的中共十大和1975年1月召开的四届人大上，一些参加读书班的人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王洪文竟当上了仅排在周总理之后的党中央的副主席，“四人帮”其他人也都混进了中央政治局，张春桥还当上了仅排在邓小平同志之后的副总理。

　　毛主席还一再谈到了安定群众生活的问题。当时，刚刚给职工增加了一些工资。他说，已有好多年没有给大家增加工资了。当然，只能增加很少，但大家都很高兴。我办公室的一些年轻人说，真想不到增加了工资，可以打算买些什么了。可见，工资是要增加一些的；但现在还不能增加很多。他还说，要注意群众的食品供应，现在虽然还不能吃得太好，但要有所改善。房子这些年也盖得少了，或者没有盖，很多人住得很挤，要盖一些造价低的房子，让大家先有房子可住。

　　凌晨一时了，周总理首先说，时间不早了，请主席早些休息吧。告辞后，总理在外面的小会客室里又同我们谈了一会。他说，毛主席已批准了外交部有关同西德谈判建交的请示报告，要尽快办。他要我马上回波恩去了解西德各方特别是政府对施罗德访华的反应，迅速报告国内。如果可能，早日同西德开始建交谈判；对日本会是一个压力。当然，如果日本同意同我国建交，对西德也是一个推动。结果；如周总理所预料的，在1972年9月29日，周总理同田中首相在北京签署了两国建交的联合公报。在同一天，中国、西德的谈判代表也在波恩草签了两国建交的联合公报，西德谢尔外长应我国政府的邀请将到北京访问，同我国姬鹏飞外长正式签署这个联合公报。这两个消息同时刊登在9月30日《人民日报》的第一版上。毛主席、周总理对同时与日本、西德建交非常高兴，由此完全实现了毛主席在外交上的重大战略部署，在国际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而且对我们国内局势也有很大的影响。我自己也根据周总理的意见，离开了记者的岗位，调到了新建立的我国驻西德使馆工作。

　　王殊，《百年潮》199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