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
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中共黨內高層中積聚已久的不滿文革的憤懣情緒，在周恩來所主持的懷仁堂碰頭會上爆發出來。與會的黨內軍中元老們拍案而起，慷慨陳詞，痛斥中央文革的種種惡行，釀成政壇上的一場軒然大波。最後在毛澤東的雷霆震怒之下，這場抗爭被強力壓了下去，黨內元老派幾近全軍覆沒。而周本人則安然度過這場劫波，充分表現了其政治上的隱忍之道和順守哲學，同時也把他表裡不一的雙重人格展現得淋灕盡致。
中共黨內元老派的集體諫諍被毛澤東強力壓下去，潰不成軍。善於在政治風浪中游泳的周恩來雖然度過劫波，卻失去了與文革派相抗衡的陣地，勢單力孤，淪為中央文革的小伙計，不得不對江青一干人低首下心，竟至說出這樣的話來：“以後你們作決定，我給你們辦事。”
這場史稱“二月逆流”的抗爭，首先是從軍隊開始的。自從頭年十月間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根據林彪的提議，發出《緊急指示》後，軍隊院校的造反派也像地方院校一樣蜂擁而起，成立了五花八門的群眾組織，踢開黨委鬧革命，四處串連，在查找“黑材料”的名義下，衝擊上級軍事領導機關，進京圍攻國防部大樓，軍隊由此日益捲入文革的狂瀾之中。
本來，林彪此舉是想配合毛澤東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戰略部署，並趁機在軍中排除異己，結果卻引火燒身，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包括國防部等最高統帥部在內的各級軍事領導機關不斷遭到衝擊，軍隊的各級領導人也遭到和地方黨政領導幹部一樣的厄運，被揪鬥、游街、罰跪、撕掉領章和帽徽，甚至性命不保。像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就慘死在造反派的手裡。就連林彪的親信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也未能幸免造反派的揪鬥，不是被迫東躲西藏，就是被關在地下室裡，打得半死。一時間，各軍區紛紛來電告急求救，叫苦不迭。
對這種自毀長城的搞法，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軍中老帥憂心忡忡，認為內憂必然引起外患，因此力主保持軍隊的穩定，提出“地方越亂，軍隊越要穩”。這樣，在軍隊是否也像地方一樣開展“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問題上，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葉帥等人始終按兵不動，與急於把文革禍水引向軍隊的中央文革形成頂牛，雙方發生過多次面對面的交鋒。林彪則首鼠兩端，既不想改變緊跟毛澤東的姿態，同中央文革鬧翻，又不願意軍隊大亂，禍及自身，一直躲在幕後避免明確表態。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中央軍委在京西賓館召開擴大的常委碰頭會，商討軍隊開展“四大”的問題。會上，幾位老帥與江青、陳伯達的意見針鋒相對，互不相讓。陳、江轉而遷怒於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蕭華，指責軍隊運動沒有發動起來，總和中央文革唱對台戲，責任在總政，宣稱“解放軍已經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並給蕭華戴上了“資產階級政客”的帽子，責令蕭華當晚到他們已經通知召開的工人體育場十萬人大會上作檢查。對此，葉劍英、聶榮臻兩位老帥提前退出會場，以示抗議，並立即向毛澤東、周恩來報告此事。
周恩來看出這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蕭華一倒，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葉劍英也將難保，軍隊勢必大亂。於是，他立即回話：沒有我的命令，蕭華不能去大會作檢查。 並和葉一同赶到毛澤東那裡請示匯報，制止了這次大會的召開。 但是，還沒等毛保蕭的指示傳達下來，軍內造反派已經聞“風”而動，連夜抄家揪人。蕭華從後門逃脫，跑到西山葉劍英家躲了起來。
第二天，軍委常委碰頭會在京西賓館繼續開會。參加會議的各大軍區負責人知道了毛澤東不同意揪鬥蕭華的態度後，紛紛向中央文革開炮，批駁他們企圖搞亂軍隊的作法，有的還指名道姓地批評了江青。像當時任廣州軍區司令員的黃永勝就在發言中提出﹕“希望中央文革多聽毛主席的話，特別是江青同志要多聽毛主席的話！”江青也不甘示弱，繼續在會上糾纏蕭華的問題，追問他昨晚躲到哪裡去了？剛剛擔任改組後的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徐向前被夾在當中，既責問了中央文革搞亂軍隊的作法，也跟著批評了蕭華，並拍了桌子。
在這種情況下，看出江青是在殺雞儆猴，衝著自己而來的葉劍英也拍案而起，為昨夜收留蕭華一事承擔責任，說﹕“如果有窩藏之罪，我來擔當！”並嚴辭抨擊中央文革企圖把文革禍水引向軍隊的作法，警告說：誰要想搞亂軍隊，決不會有好結果！說話間，按捺不住一肚子怒火，猛拍桌子，傷及右掌骨。與會的軍中高級將領見兩位老帥對拍桌子，誰也不敢說話，有的見勢不好，乾脆溜走了，一時會場大亂。會後，葉劍英以軍委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向頂頭上司林彪告了江青、陳伯達的狀，把中央文革一干人對軍隊的指責攻擊全部端給了林彪。這就是所謂“大鬧京西賓館”的來龍去脈。
這件事情一直鬧到毛澤東那裡。毛深知軍方將領和地方黨政領導幹部不同，得罪不得，弄不好會逼反。再加上毛這時正在為各地開展奪權鬥爭後，不少地方的左派組織（即造反派）勢單力孤，而領導權落入保守派手中而傷腦筋。在這種情況下，出於籠絡軍隊支持造反派奪權鬥爭的政治需要，毛不得不出面安撫群情激憤的軍方高級將領。一月二十二日，毛澤東接見了他們，一方面要求軍隊要站在革命左派一邊，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另一方面又捺著性子聽取了軍方將帥們訴說挨整被鬥的情形，表態說軍隊要抓緊戰備，要穩定，要團結，不要鬧分裂。
在這種情況下，一直在一旁窺測形勢的林彪，這回也站在軍方將帥與中央文革鬥爭的行列裡，對中央文革責難軍隊的作法表了態，說﹕叫他們也來打倒我好了。隨後，他把江青叫到毛家灣家中，對她大發了一頓脾氣，說解放軍是毛主席締造和領導的，現在走到了修正主義邊緣，怎麼解釋？我這個國防部長怎麼交待？是修正主義，我們國家還有什麼希望，不就完了嗎？！盛怒之下，林彪把跟前的茶几都給掀翻了，喝令葉群把江青趕走，並要到毛澤東那裡告狀，辭職不幹了。葉群嚇得大哭，拼命拉住林彪，勸說他千萬不能和江青鬧翻，無論如何也不能得罪江青。
在葉群的死活勸說下，林彪的氣慢慢消了下來，打消了要到毛那裡告狀的念頭。 挨了一頓斥罵的江青自知理虧，見林彪正在火頭上，只好老老實實聽著，勉強作了自我批評。不過，江青這次著實領教了林彪的厲害，兩人之間從此結下心結，成為日後廬山會議雙方鬧翻的遠因。
林彪的態度轉趨明朗，給軍中老帥們很大鼓舞。他們又趁熱打鐵，由徐向前登門當面向他反映情況，敦促他參與制定了旨在穩定軍隊的中央軍委《八條命令》，並報送給了毛澤東。周恩來對此表示很讚賞，積極拉住中央文革進行討論，雖然最後作了一些讓步，但總算獲得通過。在毛表示同意照發後，林彪也如釋重負，高興地對毛說：“你批了八條，真是萬歲，萬歲，萬萬歲！” 這樣，以毛親自批准軍委《八條命令》的下發執行為標誌，軍方老帥打贏了二月抗爭的第一個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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