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選載(13)
明鏡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
要說黨內高級幹部中在思想上對此受觸動最大的還數周恩來。
他一直把在政治上保持革命晚節和忠於毛澤東本人聯繫在一起。這和他深受中國儒家政治文化傳統的影響有很大關係,包括其中的忠君思想,內心深處對毛的尊崇、敬畏乃至感戴之情,都遠在一般人之上。實際上,自延安整風以後,他就開始自覺不自覺地用事君之道來處理與毛的關係,盡心竭力地侍奉他。在重慶談判時,他忙裡忙外,除了參加與國民黨的談判外,還充當了毛的“大警衛員”,對毛照料得無微不至。
建國以後,周恩來更是身體力行。而骨子裡帝王思想濃厚的毛澤東對這一套搞法也怡然自得,在中共立國以後,更是處處擺出一副君臨天下、捨我其誰的架勢,獨斷乾綱,一切以他的意志為轉移。這種本來是封建社會的傳統和風氣,卻在中共黨內借屍還魂,大行其道。在黨內高級幹部中唯毛獨尊,一切順從毛的意志,早已相沿成習,無人不恪守遵行。應該說,中共黨內風行這種君臣之道的搞法,周本人是帶了頭的,實難辭其咎。
對此,周恩來認為並沒有什麼不妥。在他看來,在政治上忠於毛澤東,雖與中國歷史傳統中的忠君思想有某種相似之處,卻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因為毛在黨內的最高領袖地位是中國革命的歷史形成的,是在近代飽受屈辱和挫敗的中國人為了盡快改變自己的命運所作出的歷史選擇。因此遵從中國人民的這種選擇,乃是天經地義的,是歷史的需要,是人民的意志,而不是什麼愚忠。
更何況毛澤東還是周恩來一生理想和事業的旗幟,正是在毛的領導下,才成就了革命大業,才有了他今天的一切—作為泱泱大國的總理,在內政外交的舞台上顯露身手。周氏曾不止一次地表達過自己的這種內心感受。因此,忠於毛很自然地就和他全部的政治信仰,諸如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共產主義理想等聯繫在一起,並成為其中最高的體現。
另一方面,周恩來內心深處一直有著強烈的宗教式的原罪感。這既與他出身於破落的封建家庭有關,在革命的隊伍中並非“根正苗紅”,同時也和他在三十年代那段與毛澤東的歷史恩怨分不開。按照中共在政治上衡量幹部的標準,在黨內路線鬥爭中犯過錯誤,本來就屬於大節已虧,如果再在歷史上反對過毛,那就更是罪加一等了。對此,周的內心一直深自愧悔,引為終生教訓。大節既虧,晚節豈可不保?因而他在政治上更加小心謹慎,處處夾著尾巴做人,在工作上盡心竭力,任勞任怨,以求補過。對毛則更是低首下心,隱忍屈從,唯恐一誤而再誤。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提出的“保持革命晚節”,正好切中周恩來的心病,讓他怵然惕厲。況且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的半個月前,毛在提出“剝筍”政策的那次與外賓的談話中,又當著周的面,再次提及他在江西時期挨王明路線整的那段經歷,憤懣之情溢於言表,並意在言外地說﹕“那個時候一個鬼都不上我的門,有一個鬼上門,就算我有群眾。”
無論毛澤東此舉是否在有意敲打周恩來,他卻寧可這樣理解,並把它看做是毛在這場重大的黨內鬥爭中對他政治態度的一次觀察和考驗。
正因為如此,周在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有意選擇了“保持晚節”這個題目來作為自己的政治表態,他在小組會的發言中歷數自己在三十年代反毛的“錯誤和罪惡”。 心情沉重地說﹕“學毛著,作筆記要和自己的革命歷史聯繫起來,作總結,有的人擺樣子,不讀毛著,拿起來讀一段就痛心了。”
由於周恩來在黨內的地位和威望,他的表態,特別是“保持晚節”的講話,在與會者中產生了不小的影響。鄧小平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中就特別提到了這一點,強調周所提出的保持晚節的重要性,說﹕“保證不打自己的旗幟,這是最根本的一條。這樣就是在一些路線性質的問題上犯了錯誤,我們也比較容易改正。這一點,恩來同志的態度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他不斷地講(周恩來插話:也還要警惕。),人人都要警惕。只要不搞個人野心,不搞個人主義,不打自己的旗幟,我看總可以跌倒了爬起來,慢慢地跟上。”
自此以後,“保持晚節”差不多成了周恩來在政治上的口頭禪,在整個文革期間一直不斷地講,尤其是每當黨內鬥爭劍拔弩張的關頭更是如此。他反復表示要保持好自己的革命晚節,要做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只要一息尚存,就要跟著毛澤東走,為黨和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在周氏的晚年,他一直以此自勉,並且身體力行。
周恩來這種“保持晚節”的心態,說穿了不過是忠君思想的現代翻版,明顯帶有愚忠的味道,不過確實是周晚年內心世界的真實寫照。當然,這種內心表白也帶有某種政治防身術的作用,隱含了對翻覆無常的毛的順守之道。這種情況,隨著文革運動的深入和政治環境的日益險惡而愈發明顯。在本書後面的章節中,將越來越清楚地看出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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