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
為了把自己發動的文革運動進行到底，毛澤東在坐鎮指揮反擊“二月逆流”的同時，繼續在劉少奇的身上做文章。本來，劉早已敗下陣來，成為網中之魚，但毛對他仍不放心，一直在暗中監視他的態度，甚至親自出馬進行“火力偵察”。
在一九六七年初全面奪權展開之際，毛澤東找劉少奇談了一次話。可惜，劉本人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這是毛在玩貓捉老鼠的遊戲，自己很快就要大難臨頭，相反還天真地向毛提出辭職的要求，說﹕“一、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廣大幹部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主要責任由我來承擔，盡快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二、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澤東著作編委會主任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盡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
對此，毛澤東當時並沒有正面表態，而是顧左右而言它，繼續給劉少奇灌迷魂湯，說什麼黨歷屆領導人犯錯誤的不少，但是改正錯誤的沒有一個典範，希望劉能在改正路線錯誤上起到一個模範作用。 毛還建議劉“好好看書學習，保重身體”。據知情人說，江青事後向毛澤東點出﹕劉少奇還是不服。文革要深入發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幹部是黨的幹部，是毛主席的幹部，該打倒就打倒，該解放就解放，何用他多嘴！
應該說，江青的這番話正好說中了毛澤東的心病。實際上，毛之所以孤注一擲，採取全面奪權的非常之舉，正是為了徹底鏟除劉少奇日後東山再起的權力基礎。在毛看來，劉提出引咎辭官的要求，骨子裡是包藏禍心的，是以退為進，在收攬人心的同時，把黨內對文革的怨恨統統集中到他本人身上來，準備有朝一日利用這種不滿情緒對他秋後算賬。在這種情況下，如若不把劉少奇徹底鬥倒批臭的話，毛是無論如何也睡不好覺的。
為此，毛澤東決定在政治上發動一場批劉的新戰役。當時，毛的黨外朋友章士釗已經看出毛決意翦除掉劉的意向，曾經斗膽上書勸告毛不要這樣做。但毛婉拒了章氏的諍言，稱﹕“為大局計，彼此心同。個別人情況複雜，一時尚難肯定，尊計似宜緩行。”並專門派人把中央準備拋出的有關劉的罪行材料送給他閱讀。但是，章氏並沒有被說服，相反在看過之後，接連數日情緒低沉，對其養女章含之說﹕“劉少奇同志的這些‘罪狀’，純係蓄意致他於死地。”
這年三、四月間，按照毛澤東的部署，在全國範圍內大張旗鼓地展開了一場旨在從政治上置劉少奇於死地的新戰役，內容包括“抓叛徒”活動和“革命大批判運動”。兩者互相呼應，齊頭並進。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印發了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自首叛變問題的調查材料，其中刻意點出﹕“薄一波等人自首叛變出獄，是劉少奇策劃和決定，張聞天同意，背著毛主席幹的。”三月二十一日，毛又親自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了劉少奇的“歷史問題”，正式批准了康生提出的對劉進行專案審查的報告。
與此同時，毛澤東親自審閱修改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所寫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稱讚“寫得很好” ，並指定作為批劉的重頭文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該文給劉少奇羅織了許多罪名，稱他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假革命、反革命”和“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舉國上下由此掀起了對劉少奇口誅筆伐的聲討浪潮。
在這場本來是針對劉少奇而來的狂瀾中，正在忙於應付亂局的周恩來卻遭受了一場無妄之災，處境一度岌岌可危。不過，在幕後策動這場風波的倒不是毛澤東，而是江青。如前所述，自“大鬧懷仁堂”事件後，江青一直對周耿耿於懷，接連尋釁發難。還在二月下旬，她抓住周為了敦促軍隊幫助地方春耕生產而提議召開軍以上幹部會議時，事先只請示了毛而疏於向林彪報告一事大做文章，指責周“目無林副主席”，“架空主席的接班人”，並和康生一起向毛告了他的狀，提出“此例不可開”。為此，周恩來不得不向林彪寫了書面檢討，表示﹕“這是一大錯誤。現特專此認錯，並保證永不再犯。請予批評。”
接著，江青在組織反擊“二月逆流”的活動中，有意把火引向周恩來，授意一些大專院校的造反派充當倒周的急先鋒，在社會上掀起了倒周的浪潮。三月中下旬，北京街頭連續出現了“炮轟周恩來”的大標語，揚言要“揪出二月逆流的總後台”。與此同時，中央文革控制的宣傳機器不時地批所謂“折衷主義”和“調和主義”，為社會上的倒周浪潮推波助瀾。
五月間，在全國大舉“抓叛徒”的浪潮中，南開大學造反派在查閱舊報紙時，發現了一則《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當他們得知“伍豪”是周恩來當年在黨內的化名後，覺得事關重大，馬上通過江青向毛澤東報告。一直苦於抓不到周多少把柄的江青得知這件事後，如獲至寶，立即轉報了毛。五月十七日，她寫信給林彪、周恩來、康生，把這個問題正式端了出來，稱“他們查到一個反共啟事，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談”，並附上這一啟事的抄件，意在逼周作出交待。
事實上，這則反共啟事是當年國民黨特務機關偽造的，意在對中共組織內部挑撥離間，製造混亂。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一九三一年春夏，中共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和總書記向忠發接連被捕叛變，中共在上海的人員和組織面臨被一網打盡的危險。當時在國民黨中統特務頭目徐恩曾身邊擔任機要秘書的中共地下黨員錢壯飛及時通風報信，在周恩來的坐鎮指揮下，搶在國民黨特務機關動手之前，將地下組織及時轉移，挫敗了國民黨一舉破獲中共首腦機關的企圖。隨後，又臨機處置了顧氏的一家老小，成為當時上海轟動一時的凶殺案。
為此，國民黨特務機關惱羞成怒，對周恩來恨之入骨，先是“懸賞通緝”他，未果之後，又由中統的張衝、黃凱偽造了這則《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刊登在一九三二年二月間的上海各報上。而在此之前兩個月，周氏早已秘密離開上海，到達江西中央蘇區，就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為了反擊國民黨偽造的啟事，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組織採取了當時所能採取的各種措施，間接或公開地進行闢謠。甚至遠離上海的中央蘇區也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的名義發表布告，指出﹕“這顯然是屠殺工農兵而出賣中國於帝國主義的國民黨黨徒的造謠誣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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