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学者选择留在“新中国”之后

李海默先生《何以顾颉刚在建国初期颇受礼遇？》一文（《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10月27日）回应了张旭东先生《顾颉刚在五十年代》（《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10月13日）的问题，并指出一 个关键之处：“顾在1940年代与共产党力量的交往关系。”除了顾，很多学者亦把希望寄托在新政权上。正巧前日看到陈尚君先生在微博上推荐《吴宓日记》， 讲吴雨僧“坚守传统，又满脑子西化，一派纯真坦白”。选择留下的学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是万劫还是晚节，作为贵报的热心读者，姑且打个擦边球，勉作回音之 回音。 抗战接近尾声之时，为了巩固松垮腐败的党国基础，蒋介石发动了昆明事变，控制了独立一方的云南省主席龙云，枪声不绝，比收复日占区还要动魄 惊心。昆明师生、民主同盟团体群情激奋，罢课运动以抗议军政独裁。易劳逸称，此事几乎令中央政府丧失了最后的人心（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江苏人民出版 社，2009年）。直到1946年马歇尔的介入与接洽延安，才使得国共双方代表共同坐在政治协商会议的桌子旁。实际上在此之前，雅尔塔会议后，蒋立刻开启 中苏谈判，宋子文多次远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面，苏联新驻华大使彼得罗夫的上任，中苏最终在东北和外蒙的利益上达成协议。所以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 明》其实只说出了事情的一半。正如邓野所说，国共各自从各自意识形态的政敌那里拿到一笔不菲的政治红利（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11年）。话说回来，签订中苏友好条约的王世杰、接收东北的熊式辉，都是政学系，在派系倾轧的国民党内部，CC系、三青团势力颇为不满，发起党内 革新，傅斯年还积极参与建言。胡适与傅斯年这样的人物，与其说是反共，不如说是反苏，国民党对于苏联式的官僚体制和独裁，可是沿袭了不少。 盟友亦可成为敌人，但是与敌人的敌人成为朋友，简直是把艰难变成了灾难。建国后，新政权除了对知识分子精神与肉体上的改造，在大学中亦推行苏联式的高等教育体制。昔日与友人共读《吴宓日记绪编》，诚如吴宓所言：“中华文史原当废，仰首苏联百事精。” “今只以其为苏联之定式，故中国一切遵用而已。按今时尚赖旧时代所遗留之中西新旧学者与教师，可以供用，并资传授。再过若干年后，来源已 绝，典型已尽，彼时真成沙漠荒田，只能练步伐、习口令，所谓教育云乎哉？学问云乎哉？”（《吴宓日记续编》二，1955年2月24日）除了学问不能薪火永 继，政治课上教习的“去心唯物”，亦违背教育“首重心灵之启发，不能束缚整齐以求划一”之旨。吴宓在学习阿历山大罗夫《辩证唯物主义》的笔记中亦指出，马 克思主义“以物质科学，说明人生社会之本、之全，实不能为力”，此无益于教学相长、学问益进。 出于对旧知识分子不信任的态度，新政权在五十年代采取对知识分子“包下来”的政策。接受良好改造的新青年，不仅阅读马列，又对苏联汉译教材 和参考书非常熟悉，往往在学校教学中更受器重。年轻人学了些马列，往往就看不起古板迂腐的老教授了，加上毛泽东对李希凡、蓝翎这两个“小人物”敢于批驳资 产阶级“大人物”的支持，更使得吴宓这样的旧知识分子除了不断接受思想改造，就不能继续教学。何况，课程教学往往不由吴宓自己说了算，学校指派助教、指派 课程教材，也不断找吴宓谈话，希望教学内容更符合马列观点。这种集体教学的方式就是“依文说教”。吴宓将这样一种集体谈论、学习改造的模式比作萨克雷《巨 人传》里所讥讽的“中世伪经院学派鄙俗学者之辩论争持者”，称“以此求知，掩目欲视；以此集事，禁言道谋。共产党谋国治兵，决策求胜，其方法固极实际，故 迅速而准确，而于训练全国全世之人则反其道。此亦最进步最深刻之治术欤？”（《吴宓日记续编》二，1955年6月21日） 吴宓在清华时创办《学衡》杂志，乃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在西南师范教书的日子里，他依然喜欢有旧学底子、爱英语的学生。在五十 年代，学者最痛心的大概是，既无旧主可遗，又不能在新政权下传言施教，看似广阔的天地里其实无处可归、无可作为。劫尽变穷之时，只有“诗传终牖下”罢了。

沈奕，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2013-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