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默先生《何以顾颉刚在建国初期颇受礼遇?》一文(《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10月27日)回应了张旭东先生《顾颉刚在五十年代》(《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10月13日)的问题,并指出一
个关键之处:“顾在1940年代与共产党力量的交往关系。”除了顾,很多学者亦把希望寄托在新政权上。正巧前日看到陈尚君先生在微博上推荐《吴宓日记》,
讲吴雨僧“坚守传统,又满脑子西化,一派纯真坦白”。选择留下的学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是万劫还是晚节,作为贵报的热心读者,姑且打个擦边球,勉作回音之
回音。
抗战接近尾声之时,为了巩固松垮腐败的党国基础,蒋介石发动了昆明事变,控制了独立一方的云南省主席龙云,枪声不绝,比收复日占区还要动魄
惊心。昆明师生、民主同盟团体群情激奋,罢课运动以抗议军政独裁。易劳逸称,此事几乎令中央政府丧失了最后的人心(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江苏人民出版
社,2009年)。直到1946年马歇尔的介入与接洽延安,才使得国共双方代表共同坐在政治协商会议的桌子旁。实际上在此之前,雅尔塔会议后,蒋立刻开启
中苏谈判,宋子文多次远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面,苏联新驻华大使彼得罗夫的上任,中苏最终在东北和外蒙的利益上达成协议。所以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
明》其实只说出了事情的一半。正如邓野所说,国共各自从各自意识形态的政敌那里拿到一笔不菲的政治红利(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11年)。话说回来,签订中苏友好条约的王世杰、接收东北的熊式辉,都是政学系,在派系倾轧的国民党内部,CC系、三青团势力颇为不满,发起党内
革新,傅斯年还积极参与建言。胡适与傅斯年这样的人物,与其说是反共,不如说是反苏,国民党对于苏联式的官僚体制和独裁,可是沿袭了不少。
盟友亦可成为敌人,但是与敌人的敌人成为朋友,简直是把艰难变成了灾难。建国后,新政权除了对知识分子精神与肉体上的改造,在大学中亦推行苏联式的高等教育体制。昔日与友人共读《吴宓日记绪编》,诚如吴宓所言:“中华文史原当废,仰首苏联百事精。”
“今只以其为苏联之定式,故中国一切遵用而已。按今时尚赖旧时代所遗留之中西新旧学者与教师,可以供用,并资传授。再过若干年后,来源已
绝,典型已尽,彼时真成沙漠荒田,只能练步伐、习口令,所谓教育云乎哉?学问云乎哉?”(《吴宓日记续编》二,1955年2月24日)除了学问不能薪火永
继,政治课上教习的“去心唯物”,亦违背教育“首重心灵之启发,不能束缚整齐以求划一”之旨。吴宓在学习阿历山大罗夫《辩证唯物主义》的笔记中亦指出,马
克思主义“以物质科学,说明人生社会之本、之全,实不能为力”,此无益于教学相长、学问益进。
出于对旧知识分子不信任的态度,新政权在五十年代采取对知识分子“包下来”的政策。接受良好改造的新青年,不仅阅读马列,又对苏联汉译教材
和参考书非常熟悉,往往在学校教学中更受器重。年轻人学了些马列,往往就看不起古板迂腐的老教授了,加上毛泽东对李希凡、蓝翎这两个“小人物”敢于批驳资
产阶级“大人物”的支持,更使得吴宓这样的旧知识分子除了不断接受思想改造,就不能继续教学。何况,课程教学往往不由吴宓自己说了算,学校指派助教、指派
课程教材,也不断找吴宓谈话,希望教学内容更符合马列观点。这种集体教学的方式就是“依文说教”。吴宓将这样一种集体谈论、学习改造的模式比作萨克雷《巨
人传》里所讥讽的“中世伪经院学派鄙俗学者之辩论争持者”,称“以此求知,掩目欲视;以此集事,禁言道谋。共产党谋国治兵,决策求胜,其方法固极实际,故
迅速而准确,而于训练全国全世之人则反其道。此亦最进步最深刻之治术欤?”(《吴宓日记续编》二,1955年6月21日)
吴宓在清华时创办《学衡》杂志,乃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在西南师范教书的日子里,他依然喜欢有旧学底子、爱英语的学生。在五十
年代,学者最痛心的大概是,既无旧主可遗,又不能在新政权下传言施教,看似广阔的天地里其实无处可归、无可作为。劫尽变穷之时,只有“诗传终牖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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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奕,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2013-11-03 |
2013年11月5日 星期二
民国学者选择留在“新中国”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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