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看傅雷之死：体制外生存艰难 被批斗对生绝望

　　[导读]：近日，伴着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一代翻译大师傅雷与夫人朱梅馥的骨灰安葬于上海浦东故里，大师亡魂飘零47年后终于“落叶归根”。傅雷悲壮的一生是中国时代洪流中，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


一、知识分子边缘化：傅雷没有机会为时代做事

傅雷生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剧变年代，传统士大夫逐渐失去了他们固有的社会地位，从政治、文化的中心地位逐渐边缘化。当时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心理并没有为这个剧变做好准备，因此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依然很高，而这个群体的士大夫意识也较为强烈。士大夫修齐治平的天然理想与现实政治中的边缘地位，决定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性格。这是一个大时代，却不是属于知识分子的大时代。很多知识分子无意中撞上了这个时代，被碰得头破血流。

可以说，傅雷所处的大时代将他卷入了时代洪流中。在徐汇中学读书时，他因发表反迷信、反宗教的言论，遭到学校开除；在五四运动的大潮中，他走上街头，参加演讲和游行；在北伐战争时，他参与上海学潮，遭到当局的威胁。所有这些都是特殊时代造就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士大夫精神之续。留法之前的傅雷，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近代过渡型知识分子，既有通过政治参与，改变国家命运的豪情，又有技术专业救国的现实精神。

1931年，傅雷留学法国回来时，士大夫文化基本上已经消失，知识分子的地位几乎完全边缘化。到20世纪40年代，士大夫观念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从傅雷回国到新中国建立，这段时间里，傅雷以翻译、教学为业，业余进行政治参与。这种政治参与仅限于成立“决澜社”这种行为，即通过主张新艺术理念，来呼应国内的革命形势。这个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几乎都有报国无门的悲叹，在各自的领域中摇旗呐喊，仅此而已。大批被边缘的文艺人才被迫倒向了左翼，失去对现政权的支持。

在抗日战争的艰难的岁月中，傅雷翻译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1937年，第一卷发表时，傅雷在《译者献词》中写道：“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这股精神鼓励了抗争时期无数中国人。这也是作为边缘知识分子的傅雷，能为他的时代做的事，也是最能体现他存在感的东西。接下来的政治洪流中，傅雷为时代做这点事的机会都失去了。


二、批判右派自己却沦为右派 傅雷只能“苟全生命”

建国后的社会变革让傅雷很不适应，虽说他依然将主要精力用在翻译上，但心态已经完全不同了。他在1950年6月27日给黄宾虹的信中写道：“方今诸子百家皆遭罢黜，笔墨生涯更易致祸，懔懔危悚，不知何以自处。”他自称“未能与世浮沉”，只不过是“苟全生命”而已。这封信，是傅雷对新的政治环境“不适应”的最早表述。此后的一段时间，他投身于国家文化建设中，慢慢融入其中。他从“不适应”慢慢转向学会适应。对他的改变，新社会并没有给予理解。

1957年，“反右”风暴掀起，傅雷再次卷入时代潮流中。他连续公开发表三篇揭发和批判“右派”的文章：《比一比，想一想》（6月29日《文汇报》）、《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7月6日《文汇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7月17日《解放日报》），以配合暴风骤雨般的“反右”运动。《比一比，想一想》明确表态，“反右”斗争“做的是史无前例的大事业”；《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回顾自己几次在整风中对《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的批判，以表示与他划清界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则是批判葛佩琦的“右派”言论。

这些措辞激烈、唱高调的文章，不过是一种情绪化的斥责，或道德上的贬抑、羞辱，没有认真讲道理。他的行为反应的是当时知识分子面对政治与政治运动的无知和无奈。他本以为顺着时代的步伐走就能摆脱政治运动的伤害，但历史与他开了个巨大的玩笑。1957年，他因之前的言论被划为“右派”。当年12月，朱梅馥在给傅聪的信中提到，作协开了十次批斗傅雷的会，傅雷做了三次检讨，一切工作停止，他本人则陷入了极度的精神痛苦中。

在“反右”风暴中写批判文章，是面对特殊国内形势的无奈之举，但这给他造成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在政治运动中，他彻底迷失了方向。反对政治运动，他将被政治运动碾碎；支持政治运动，他同样难以幸免于难。在这种情况下，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站在时代洪流的风口浪尖，傅雷彷徨无奈，向左走是死路，向右走仿佛早晚要死，原地不动好像也无活路。不能说话也不能沉默，那么剩下的只能是“自决于人民”了，这也使傅雷夫妇的最终抉择。


三、体制外生存艰难 文革被批斗彻底对生绝望

傅雷写给朋友的信中曾透露自己被划为“右派”后的身体状况：“自此以还，即未离沪。四年来身体奇坏，精力大衰，几于足不出户，工作时间不得不减少一半。五六年前每日可工作十至十一小时，今则逐渐减至五小时左右……”在1959年给刘恩德的信中，傅雷表示，“随时准备撒手而去，永远休息”。此后的几年，他遭受关节炎、过敏性鼻炎的折磨，经常头痛，脑子变得愚钝。他总觉得有很多东西需要补课，有很多书需要读，但精力有限，他陷入了彷徨与苦闷之中。

由于用眼过度，他于1965年得了眼疾，双眼昏花，看东西模糊。医生说，如果不好好休息，日后有失明的危险。那段时间，他看不清东西，写信都是自己口述，夫人笔录。此时的傅雷面临较为严重的经济困境。被划为“右派”后，他的译著被延迟出版或拒绝出版，他失去了译著稿酬，无法养家糊口。当时傅雷是自由自业者，没有体制的保障，所以陷入了极度窘迫的境地。一向耿直暴躁的傅雷，竟然给上级领导写求助信，言辞恳切，措辞卑微。

身体状况不好或许可以忍受，但译著难以出版就触及了人生的核心问题。他最无法忍受的是生命白白流逝，无法投身自己的事业。他曾经在给傅聪的信中写到，工作是他生理心理的需要，不工作一颗心就无处安放，就感到是不务正业，就对不起自己。身体每况愈下，翻译事业无法继续，经济收入逐渐切断，傅雷的人生陷入了绝望之中。这只不过是下一个政治洪流的序曲，更为癫狂的文化运动正在酝酿之中。这场运动刚一拉开帷幕，傅雷便做出了人生抉择。

文化大革命伊始，傅雷夫妇便遭受批斗，他们二人戴着高帽子，站在长凳上，遭受了历时四天三夜的野蛮批斗。批斗结束当晚，夫妇二人自缢身亡。这次批斗是压在傅雷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让他对人生彻底绝望。这个选择并不突然，从1957年试图顺应时势，结果惨败以来，他就已经对现实、人生绝望了。这次大批斗对他精神与肉体的折磨是巨大的，让他终于鼓起勇气，与这个他曾经奋斗过又深爱着的国家说再见。整个时代洪流中，没有沉默的自由，没有说话的自由，但总有死亡的自由吧？与很多知识分子一样，他毅然选择了后者。


四、傅雷自杀挽救不了自私的民族 个体该自省

从傅雷夫妇“自决于人民”到他们骨灰归葬原籍，历史走过了47年。半个世纪白驹而过，傅雷先生斯文犹在，但那段历史渐渐被忘却了。傅雷的悲剧，是特殊时代造就的悲剧。据傅聪回忆，傅雷是个典型愤世嫉俗的人，经常在家里慷慨地谈“死谏”，并对这种中国特殊的悲剧精神很有感触。傅雷继承了古代的烈士精神。这是时代给他定下的宿命，让他注定演悲剧。

他的悲剧不过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悲剧的缩影。在时代大潮下，太多人没有找到存在感，也没有找到方向。同样被时代大潮淹没的还有翦伯赞、老舍、罗广斌、杨朔、熊十力等老一辈知识分子。历史并没有给他们指一条明路，他们在大时代跌跌撞撞，最终戏剧性地逃离了那个时代。他们的逃离代表的是一个大时代的结束，象征着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剧性毁灭。丧钟为他们而鸣。

在《贝多芬传》的译者序中，傅雷写道：“惟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惟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惟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在傅雷等人的案例中，后人看到了他们克服苦难的壮烈悲剧，但谁来担受残酷的命运？又有谁来挽救这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

傅雷夫妇自杀，想要用这个民族最古老的“死谏”方式来警醒民族，然而在时代的洪流下，个人的努力是卑微的，傅雷自杀并不是单纯的个人悲剧，那个时代的每个人都负有责任。汉娜·阿伦特曾在《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平庸的邪恶》中提出：“艾希曼在临终一刻，似乎总结出我们在人类漫长罪恶史中所学到的教训──邪恶的平庸性才是最可怕、最无法言喻、又难以理解的恶。”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没有谁可以逃脱自己的责任。

回望傅雷一代的中国读书人，我们也许会说：如果那个时代没有他们，就没有后续的悲剧。但是如果真的没有他们，这个民族的悲剧或许会永远持续下去。后人应怀着谦卑的心阅读这段历史，阅读创造这段历史的人。那段历史殷鉴不远，类似的悲剧万万不能再上演。傅雷夫妇骨灰安放仪式上播放的《命运交响曲》象征着傅雷夫妇的坎坷命运，同样映衬着这个民族的未来命运。

　　有毛僧，腾讯文化 2013-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