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作者高文謙。
本來，這一名單草案已經初步敲定下來，但後來卻節外生枝，半路殺出個程咬金。當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江青，卻以文革“女掌櫃”的身份插手這件事，提出鄧小平犯了錯誤，怎麼反而在名單的排列中從原來的第七位升到了第四位？力主應該往後排。她又向毛澤東反映陳伯達太老實，怕壓不住鄧，陶鑄為人厲害，建議把他調上去，排在第四位，好壓壓鄧。毛澤東隨即採納了江青的建議，親自在周恩來草擬的送審名單上，將陶鑄的排名從原來的第十位勾到第四位。
但是這樣一來，又完全打亂了原來正常的黨內排名順序，出現了令人棘手的問題。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兩員幹將陳伯達、康生在名單中分別排在黨的副主席劉少奇、朱德、陳雲的前面，而只是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的陶鑄卻排在總書記鄧小平的前面，因而整個名單顯得不倫不類，不好拿出手。最後，還是周恩來找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提議只保留林彪一人作為黨的副主席，以突出他作為接班人的地位，而原有的副主席自他以下以後一律不再提及，改用政治局常委的名義見報。 由於周本人身為黨的副主席，這樣的提議由他帶頭提出，不僅易於擺平黨內各方關係，而且也容易說服其他人接受。這和他當年在遵義會議上主動請求中央撤換他本人職務，從而打破了僵局的做法一樣。
在以主要精力投入中央領導機構大調整的同時，周恩來還抽身參加了對八屆十一中全會所通過的主要文件《十六條》的最後修改。他和陶鑄商量後，刪掉了原來其中“黑幫”、“黑線”一類含混不清而又打擊面過大的提法，同時加入了某些限制規定，如﹕要用文鬥，不用武鬥；必須嚴格區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幹部隊伍中好的和比較好的是大多數；不要把運動與生產對立起來，保護科技人員等。
很顯然，周恩來此時已經嗅出了文革這場政治風暴所挾帶的暴戾之氣，小心翼翼地試圖對它加以某種約束。如果說在此之前，他還心存僥幸，想遠事避禍的話，那麼當他發現自己已經身不由己地置身於這場風暴的中心，面對鋪天蓋地而來的狂飆而無處逃遁時，他的態度發生了某種不易覺察出來的變化，那就是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儒家的那種積極入世的思想佔了上風，由被動捲入轉為積極投入。
周恩來的這種心態從鄧穎超身上也可以看出來。她在文革之初一方面給自己約法三章﹕不會客，不寫信，不出門看人；另一方面又通過電話分別給一些多年的朋友和民主人士如許廣平、史良、劉清揚、羅叔章等人打招呼，告以這場運動避免不了，大家都要接受這場考試。
與此同時，作為一個老練的政治家，周恩來深明“只可順守，不可逆取”的道理。這句話是他在六十年代初託人傳話，送給他在國共合作時代的老朋友、國民黨副總統陳誠的箴言。當時蔣介石年事已高，急於安排後事，把權力交給蔣經國，導致陳誠與二蔣的關係日益緊張。周獲知這一情況後，傳話給陳誠“只可順守，不可逆取”這八個字，勸他不要與蔣氏父子鬧得太僵。
實際上，這句話也是周恩來本人所信守的政治哲學。在天下大亂，滄海橫流之際，周氏既不想在一旁袖手旁觀，聽任事態的發展而無所作為，也不想正面與之硬頂，被來勢洶涌的狂潮所吞沒，而是像他後來多次所說過的那樣，積極投身其中，在游泳中學會游泳，做“革命的弄潮兒”，站在潮頭上，因勢利導地迎接它。
正是懷著這樣一種想法，周恩來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走馬上任，在天下大亂之際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開始了其政治生涯中最後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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