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報的人民性
為什麼直到晚年，胡老仍自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的社會理想仍是馬克思為人們描繪的理想社會藍圖？這與他幼年所受階級壓迫固然是分不開的，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這個革命隊伍曾給他溫暖，他為這個理想拚搏過、奮鬥過、犧牲過，他把畢生獻給了這個理想和事業，這個理想的界碑裡澆鑄了他的情感和血肉，從整體上說，他們是分不開的。
與延安的同代知識分子相比，他與毛澤東的見面機會不多。在他的回憶中，提到的只有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及那張出席會議人員的合影。胡老說，他並沒有全程參加那次會議，只參加了開幕和閉幕式。這倒不是因為會議的限制，胡老說出了兩點理由：第一，參加者都是一些“大知識分子”，像丁玲、蕭軍這批在白區已經成名的文化人。而胡老把自己看成“小知識分子”。雖然他們都住在一塊，但他似乎是因“自知之明”不與他們交往。第二，延安文藝座談會本是毛澤東發動的旨在整頓“大知識分子”文風，提倡與工農兵相結合，端正“革命文藝”方向的會議。而胡老參與主編的《邊區群眾報》兩年來一直是這麼做的。早在1940年11月，毛澤東就給主編周文寫信說：“你的工作是有意義有成績的，我們都非常高興。”可見，毛澤東是先看過並欣賞《邊區群眾報》，才有《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
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講話後與作家們合影。胡老說：“還是在成都辦報時期，我就確立了這樣一個思想：中國革命是為了人民的事業，也只有動員人民的參加，才能夠取得勝利。而動員人民，就要說服人民，讓人民懂得革命道理。這就要求，要有許多以人民為讀者對象的報紙。但是，在舊中國，人民受教育的機會極少，識字的人在人口總比例中很低，這又要求報紙要辦得儘可能的通俗化，文章要儘可能的口語化，風格要儘可能的大眾化。在認清這一點以後，我便開始在實踐中努力奉行。《星芒報》便是我那時的一個比較有成績的處女作。”
“對於一個大學生，尤其是理科出身的我，要甩掉學生腔，是不容易的。我們當時採取的辦法是經常到群眾中去。我們的編輯室很多時間是在很熱鬧的茶館，細心聽各種議論，品味人們的語言……”
“到延安以後，我們把在成都辦《星芒報》的方法用於辦《邊區群眾報》。我們所要改變的，只是要重新學習當地人民的語言。我們大家都是外來幹部，不熟悉陝北的語言。每期稿子寫好以後，我們就把單位裡的本地幹部，包括炊事員、勤務員召集起來，一篇一篇地念給他們聽，聽不懂的就改，有生動形象的陝北話就用。每個編輯，都要有一個相對固定的老鄉朋友。我的朋友就是後來毛岸英拜的老師——勞動模範吳滿有。通過交朋友，我們瞭解了群眾的思想、增進了互相的感情，而且也學習了群眾語言。在總結《邊區群眾報》的經驗時，我曾說：我們是在‘字數少’、‘內容多’的夾縫中奮鬥。一方面做到通俗、明白、多樣性、活潑有趣，來正確達到實現重大政治任務的目的；一方面又要做到短小、精悍、簡單、具體，去適合文化比較落後的邊區群眾。”
目前，筆者還沒有證據說明毛的《講話》是來源於周文、胡績偉們的經驗，但按照《人的正確思想從那裡來？》和《實踐論》所主張的唯物論的“反映論”——先有事實，後有概念——我們可以推測，構成《講話》“概念”的最近“事實”，就是《邊區群眾報》這張風格鮮明的報紙的存在。
胡績偉先生1953年起進京擔任《人民日報》副總編，此後歷任總編、社長，應該和這個起步有關。而胡老畢生堅持的“黨報的人民性”，更是從這條枝幹上結出的必然果實。著名文史評論家李劼認為，毛澤東在中國的成功，與他的語言風格的本土化、大眾化，以及深入淺出的表述方式關係極大。果真如此，胡老及其同仁的在“毛澤東思想”中所占地位，也是不言自明的。
胡績偉先生與中共兩代六位領導人都有過近距離接觸。
在這些人中，他與毛澤東有過多次交集：
——1957年，《人民日報》沒有緊跟毛澤東“引蛇出洞”的戰略部署，他和鄧拓一道被招到毛澤東的臥榻前，遭受毛澤東的當面斥罵：“死人辦報！”“坐著板凳不幹事，要收你的板凳折舊費”。
——1958年，《人民日報》緊跟偉大領袖的“大躍進”路線，濫發農業高產衛星的消息，被“偉人”懷疑“利用黨的喉舌在搗三面紅旗的鬼”。
——1972年，他利用第一次復出機會，和王若水等泡製出一大版“反左傾和無政府主義”文章，被批：“《人民日報》有那麼一股氣，一股邪氣，一股力量。”並遭到長達兩年的批判。關於此話究竟是誰說的，是不是毛澤東所說？現有回憶大部分認為是“四人幫”中的一人所說。如胡老在《自述》（2-222頁）中指出是“江青所說”，有人記述是張春橋所說。但是，一直以來，在中共不允許公開評毛的情況下，很多人是把毛的講話冠以“四人幫”的名義加以批判的。而胡老指出：“王若水給主席的信是12月5日發出的”，“毛主席對王若水的信，究竟是怎樣批示的，我們沒有看到原件，也沒有作正式的傳達。從一些人的透露中得知，12月17日毛主席在一次談話中說：林彪‘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周恩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找王若水等人談王的信，是在12月19日晚，可以肯定，毛主席這個談話就是對王的信的意見。”“會議從八點半開到20日凌晨兩點”。“王若水怕連累我們，他寫的信沒有事先給我們看過，就悄悄地發走了。據王若水的回憶，他說，因為追查很緊，他把信的底稿燒掉了。”（《自述》2-217、218頁）因此，此事的真相，仍有待相關歷史檔案的公布。（《名星》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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