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可这样改写吗——评所谓“陈伯达抛出‘血统论’”

　　第一次看到“陈伯达抛出‘血统论’”这个说法，是在《中华儿女》（国内版）2002年第2期发表的刘西尧的回忆文章《“文革”中我给周恩来当联络员》里，刘西尧回忆说：他刚被派到中国科学院作周恩来的联络员时，碰上两派群众在吵闹，有人扭住一个“出身不好”的造反派揪打起来。他接着写道：“这也和陈伯达的‘德政’有关。因为他抛出了‘血统论’的名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这一段回忆的小标题也就十分突出地用了这样一句话：“陈伯达抛出‘血统论’”。最初看到这个说法，笔者没怎么在意，只觉得是刘老先生年纪太大了，记忆上出了问题。不然，明明是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为了毛泽东“战略部署”的需要，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首先批判了“血统论”，包括“血统论”提倡者宣扬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之类说法，怎么现在会写成了“陈伯达抛出‘血统论’”呢？然而，无独有偶，过了没多久，笔者又在另一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纪实著作里读到了类似的说法。那是范硕先生写的《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上、下两集，华文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作者在书中写到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的报告时，列举了报告中的一系列“谬论”，其中写道：“他蓄意破坏青年团结，制造‘剥削阶级的反动血统论’，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等谬论”。作者把“剥削阶级的反动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统统说成是陈伯达“制造”的“谬论”了。如果说刘西尧的回忆是记忆错误，那么范硕的书就不应有这样的问题了，因为作者在书中许多地方都强调了对某一事情调查了多少人，查阅了多少资料，应该是很严肃的记载。怎么也会出现与刘西尧回忆同样的错误呢？

　　对那段历史的真相，许多人应该都还留有记忆。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着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文化大革命”扫清障碍。16日，陈伯达在全体会议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又名《两个月运动总结》）的长篇报告。（全文见本刊ｚｋ0210ｃ——编注）10月24日，毛泽东对陈伯达这个报告批示：“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10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此后，陈伯达这个报告便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开来，不仅官方大量翻印，各地群众组织也竞相翻印，铅印本、油印本随处可见，许多地方还将报告全文抄成大字报张贴公布，因此，其中的内容可谓家喻户晓，特别是其中对“血统论”的批判。更是让广大因“家庭出身”问题长期遭受压制的青少年以及持有“血统论”观点的干部子女们铭心难忘。

　　陈伯达报告中对“血统论”说了些什么呢？他说：最近一个时期，有人“用血统论来代替阶级论，企图混淆阶级阵线，孤立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他们利用工农出身青少年的阶级感情，利用一部份年轻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蛊惑一批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这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现在有一些学生接受什么‘自来红’、‘自来黑’的观点，接受什么要在学生中划分‘红五类’、‘非红五类’或者什么‘黑几类’的观点。制造这类观点的人，是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乱，蒙蔽青年。我们劝青年们不要接受这种血统论的错误观点，而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

　　重读一下这些文字，就可以明白无误地知道，到底是陈伯达抛出了“血统论”，“制造”了那些“谬论”，还是批判了“血统论”和那些谬论。不久，陈伯达批判“血统论”的这些内容，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指示精神，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得到了转述，社论中说：“正当我们按照毛主席的阶级路线，组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队伍的时候，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利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蛊惑一批学生，制造宗派，搅乱阶级阵线。这个口号，开始是一些天真的青年人提出来的，他们由于思想方法上的某些片面性，从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排斥和打击革命干部子女、工农子女这个正确前提出发，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别有用心地利用这个口号，欺骗极少数学生（其中有些是没有教育好的干部子女），要把他们引上邪路，来同另一部份学生闹对立。这样一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就成了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东西。应当指出，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口号，实际上是宣扬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它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这个元旦社论，在当时也是各大报甚至红卫兵、造反派小报都争相刊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因而家喻户晓的。如果说，是陈伯达“抛出”了“血统论”，“制造”了那些“谬论”，那么，岂不是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7年元旦，就在中央文革小组控制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中，对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提出公开批判了？这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阶级出身”、“家庭成份”就一直是束缚社会弱势群体的“紧箍咒”，尽管官方一度提出过“重在政治表现”，但仍然是以“有成份论”为大前提的。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更通过自称是“自来红”的第一批红卫兵发展成为猖獗一时的“血统论”。陈伯达报告中对“血统论”公开提出严厉的批判，这在中共执政历史上实在是十分难得的举动。因而，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们，对此无不会留有难以磨灭的记忆。当然，现在看来，陈伯达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批判“血统论”，并非是真正要打碎这种长期以来压制广大社会弱势群体的精神枷锁，而仅仅是为了更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来，为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效力。只要不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施政方针，就不可能真正抛弃“血统论”。因此，当遇罗克对“血统论”展开真正的批判后，就遭到了同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无情镇压和肉体消灭。但是，历史就是历史，不论陈伯达当年那个报告有些什么问题，也不论他批判“血统论”的目的何在，他当年的的确确是率先提出了批判“血统论”。这是数亿人都清楚的史实。刚刚过去不久的，还有亿万亲历者、见证人活着并保存着自己鲜活记忆的历史，能够被人白纸黑字地改写成另一个样子吗？若按正常的思维，这似乎不太可能。然而这样的事居然就发生了。这能不引起我们深思吗？

　　余樵，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