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1日 星期五

汪东兴与张耀祠:叫人相信谁?


  “文化大革命”中的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开始他所谓“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的重要行动:“巡视”南方(所谓“巡视”,其实并不到工厂、农村、部队、学校或街道去巡访、视察,而只是在警卫森严的专列上接见各地省级领导人)。此次随行“护驾”的有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

  多年以后,汪、张二人都写了有关毛泽东的回忆录,其中,特别对那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南巡”有具体记叙。汪东兴的回忆录《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由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一些研究人员帮助整理、审校的,作者在《后记》中称:“我如实地写出来,是为了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为此书题词:“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研究历史,总结,提高,发展。”张耀祠的回忆录《张耀祠回忆毛泽东》是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编辑帮助整理完成的,作者在《后记》中称:“我们一块去粗取精,将本书删改了11次之多。”因此可以想见,这两本回忆录一定都是很严肃、很真实的历史记录,决非时下常见的那种对历史的“虚构”或“戏说”。

  然而,对照阅读这两本回忆录,却会发现:两位作者对同一历史事实竟有出入很大的记叙,出现了不应有的相互矛盾的说法。这是怎么回事?

  1971年9月2日,是毛泽东“南巡”中的一个日子。据张耀祠回忆:“9月2日,主席在南昌同江西省的一位负责人谈话,这位负责人听了主席这次的谈话,联系到他知道的一点情况,向毛主席谈了三点:一、7月间,空军周宇驰两次跑到南昌活动,并运来一辆水陆两用的汽车要江西仿造。7月底,周宇驰把汽车用飞机运走了。二、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带我去见了叶群,她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三、林立衡同我妻子讲了林彪、叶群的一些问题,她要我少同林彪一家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写到这里,张耀祠还来了一点职业军人写作中很少使用的文学笔法:“毛主席略有所思,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远眺窗外,没有讲一句话。”(张耀祠《张耀祠回忆毛泽东》104—10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连毛泽东当时的表情神态都有了具体入微的刻划,自然是张耀祠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了,可见这个记载应是十分真实可信的了。

  然而,汪东兴的回忆录中却对此却有完全不同的记载:9月2日上午,毛泽东在南昌已打算走了,决定再接见一下已经接见过一次的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三人(其中程世清是江西省负责人),毛泽东与这三人在一起的谈话,谁怎么问,谁怎么答,汪东兴都作了具体记载,然后,汪东兴明确写道:“9月2日上午的这次谈话,连寒暄、握手的时间在内,40分钟就结束了。我们和毛主席吃完中饭后,便离开了南昌。”(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49—150页)

  怎么回事?张耀祠记叙的那位“江西负责人”的“告密”,在汪东兴笔下没有了。

  张耀祠没有写明那位“江西负责人”是谁,但根据汪东兴的回忆,9月2日毛泽东接见的领导人中,“江西负责人”就是程世清,没有别的江西负责人得到接见。那么,会不会是张耀祠把毛泽东与程世清谈话的时间记错了?汪东兴的回忆录中对毛泽东这次“南巡”有逐日记载,据其记载,毛泽东“南巡”中接见程世清还有一次,是8月31日在南昌,仍然是同时接见了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三人,汪东兴具体记载了谈话的基本内容,其中也没有“告密”的事,只有一处毛泽东与程世清的对话,毛泽东问程世清: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程世清赶忙对毛主席说: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错误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毛泽东并未继续深问,接着就把话头转到许世友身上去了。显然,在8月31日那样的谈话场合,是不可能出现程世清“告密”那样的个别谈话才会有的事情的。此后,9月1日毛泽东休息了一天。也没有在另外什么时间里单独接见过“江西负责人”。

  值得推敲的是,张耀祠的回忆录里,不仅把这一“江西负责人告密”写得连毛泽东的表情神态都有细致入微的刻划,而且还把这一“告密”当作了毛泽东察觉林彪阴谋的一个重要情节。他在写了毛泽东听“江西负责人告密”之后,紧接着就写道:“就在9月8日深夜,毛主席突然下令,把专列从杭州笕桥机场停车点,转向去绍兴线的支线上停放了一天半……”(《张耀祠回忆毛泽东》105页)

  对此,汪东兴又有不同说法。

  汪东兴也回忆了毛泽东在杭州下令将专列转移的事,但是,汪东兴回忆的导致毛泽东决定转移的原因,却是因为“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老人家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于是毛“当机立断”,提出把专列转移。(《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84页)

  其实,汪东兴所举的那些引起毛泽东警觉的“可疑的情况”,都不过是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年代里很容易产生的捕风捉影之事,没有一件是拿得出来的“有人要谋害毛泽东”的像样的证据——试想,谁要谋害毛泽东,还会先跑去指责毛的专列“碍事”从而打草惊蛇然后再慢慢动手吗?天下没有那么愚蠢的刺客(除非是在搞笑的港台影视片里)。不过,从汪东兴的回忆录却可以知道,张耀祠记叙的9月2日的“江西负责人告密”一事并不存在,否则,汪东兴岂会漏掉这样重要的情节?汪东兴的回忆录写得很清楚,毛泽东9月2日那天在南昌接见三位领导人时,他是始终在场的。

  从另一方面看,如果张耀祠的回忆是确有其事,程世清真是向毛泽东作了那样重要的告密,那么,程世清就应该算是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立了大功。可是却并非如此,程世清在“九一三”事件后是被当作林彪线上的人物打下去的。

  再说,张耀祠回忆录记叙的“江西负责人告密”中所说的叶群那句话:“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是“九一三”事件之后,吴法宪在关押审讯中交代的,而且是只有吴法宪一人交代的“孤证”,此前并无别人知道有此说法。这一“孤证”,近年也已经被许多人认定是不可信的伪证,因为叶群对人讲话时从来不直呼林彪名讳,而只称“林副主席”或“101”、“首长”,何况对“江西负责人”那样的下级呢!同时,当年的“林办”工作人员都知道,叶群是个存不住话的人,她要求别人保密的事,往往都是她自己忍不住了先说出来。如果叶群把这样的话对“江西负责人”都说了,那么她会不对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几位“心腹大将”说吗?而事实上他们却都不知道有此一说。岂不怪哉?

  分析起来,张耀祠的这一回忆,是难以叫人相信的。不过,汪东兴的回忆录同样有难以叫人相信之处。

  仍是这次“南巡”中的一天,9月10日下午,毛泽东专列离开杭州去上海。据汪东兴回忆:“在离开杭州去上海的时候,我们没有通知其他的人送,而陈励耘却来了。陈励耘到了车站后,不敢同毛主席握手,也不敢接近毛主席。他心里有鬼,当时神情很不自然。”(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88页)陈励耘当时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空五军政委,“九一三”事件后被定为“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的林彪“死党”成员,但最后得到的刑事处理是“免于起诉”。陈励耘本人对9月10日那天的情况,另有一个与汪东兴截然不同的回忆,他说:毛泽东离开杭州时,他亲自布置了警卫,并和汪东兴、张耀祠一起,接毛泽东上了汽车,“然后,我坐引导车,走在最前面”,“引导车引导主席车队进一号门(在贵宾室旁边一点),我先进月台,关照警卫处副处长王英杰把主席座车一直引到车厢门口,我在门口送主席。主席上车时,我上前同主席握手。主席很亲切地同我握手。主席上车后,汪东兴、张耀祠还站在车厢门下月台上。汪招呼我过去,问:老陈,还有什么事吗?我们要走了。我上去同他们握手,祝他们一路平安。他们上车,我看车子平安开走了,松了一口气。总而言之,没有一点不正常。有人竟说我企图带枪接近毛主席,当时还紧张得面孔发白,手发抖,幸亏汪东兴发现,把我的手抓住。又说我布置警卫处的人,在红房子顶上安了机关枪。真不知是哪个的胡思乱想。”(许寅《未被起诉的人——访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见《“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414—415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8月版。——原注,见本刊zk0212d——编注)

  两种说法如此不同,叫人相信谁?

  如果说陈励耘是“有罪之人”,他的话不如汪东兴的话可信,那么,我们再看汪东兴回忆录中的另一处记载。

  1970年8月23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开幕。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宣布议程后,林彪作了长篇发言。康生在林彪讲完后接着发言,表示对林彪的讲话“完全同意,完全拥护”,还说: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他还进一步提出:“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38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但汪东兴回忆录中写的却是:林彪讲完后已经4点半了,毛泽东叫周恩来、康生讲,“语气中流露出不悦的情绪”,“周恩来见此情况说:‘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康生也说:‘宪法说明已印发给大家,不讲了。’毛主席宣布散会。”(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38页)

  康生到底讲话没讲?叫人相信谁?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出版于1997年5月。而《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出版于1997年11月,也就是说,《周恩来年谱》出版在先,汪东兴回忆录出版在半年之后。而汪东兴回忆录并未按照已经出版的《周恩来年谱》的记载进行修订,是不是坚持认为自己所写才是准确的呢?

  对照阅读张耀祠与汪东兴的两本回忆录,还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另一些相互矛盾之处。

  比如,在毛泽东“南巡”结束时的9月12日,毛泽东专列北上返回北京。据汪东兴回忆:“在济南站,毛主席叫我打电话通知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到丰台车站等我们,说要同他们谈话。”(《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68—169页)但张耀祠的回忆却是:“列车北行到了天津车站时,主席突然对我说:‘打个电话,通知吴德、李德生、纪登奎、吴忠到北京丰台车站支线开会。’”(《张耀祠回忆毛泽东》106页)

  这个电话到底是谁打的?这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却涉及到谁的回忆更真实可信的问题。

  又比如,对“九一三”事件发生当天,张耀祠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256号飞机强行起飞后,“周恩来到毛主席住所,向主席作了简要汇报,并问:‘怎么办?打不打?还在射程之内。’主席说:‘不要打。天要下雨,娘要改嫁,都是没有法子的事,由他去吧。’”(张耀祠《张耀祠回忆毛泽东》112页)而汪东兴回忆录的记载却是:当时是吴法宪打来电话请示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汪东兴接电话后报告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毛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208页)一个写的是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一个写的是吴法宪通过汪东兴向毛、周请示,一个问的是“打不打?”一个问的是“要不要拦截”。分析起来,应是汪东兴的说法更合情理一些,但是能说张耀祠的回忆录是在“无中生有”或“戏说”吗?这个回忆录可是经过“去粗取精”,“删改了11次之多”的严肃之作呀!

  如果说,回忆同一件事,不同的当事人有着不同的地位(如一方是高官,一方是平民),不同的处境(如一方在施暴,一方在受难),不同的文化教养(如一方是文人学者,一方是贩夫走卒),那么,他们回忆出来的同一件事有相互矛盾甚至面目全非之处,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汪东兴与张耀祠却是有着同样地位、同样处境、同样文化教养,并且执行着同一个任务,乘坐着同一趟专列的人,他们的回忆怎么会有如此的矛盾?

  呜呼!面对历史见证人的“真实”回忆,叫人相信谁?

  如此权威的高层人士的回忆录居然都会有这样奇怪的相互矛盾之处,叫人不得不赞同钱钟书老人的那个说法:回忆是最靠不住的。

  余樵,《观察》2003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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