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的意识形态为什么会破产？

 　　在前苏联的社会制度中，以科学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苏共的执政发挥着重要的 “解释学”功能。苏共在其七十四年的执政历史中，正是通过那套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向苏联人民宣传灌输其执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教育和培养民众的服从意识，让民众通过“望梅止渴”、“画饼充饥”，自觉为未来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奉献一切。

　　因此，意识形态确实事关苏共的前途命运，同专政机器一样，是维护苏共执政地位的重要基石。

　　一、苏共历届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

　　正是鉴于意识形态的如此重要性，因此在苏共九十多年的历史中，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烈日涅夫等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有一句名言：“当前的任务是，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要挖掘矿石，提炼生铁，铸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及与这一世界观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纯钢”。 列宁要求定期对“一些教授和作家的文学活动”进行检查，并痛斥要求言论和出版自由的论调，指出，给敌人以出版自由就是给敌人“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我们不愿意自杀，因而决不会这样做”。

　　按照列宁的旨意，“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天，布尔什维克就颁布了《关于出版的法令》，建立了自已此前曾强烈反对过的书报检查制度，直至1988年方予废除。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苏共的书报检查制度时谈到，“从莫斯科直到最遥远的边疆，无论是党报还是工会、共青团、作家协会的报纸，甚至连渔民、猎人、老战士组织的报纸在内，不管是什么人办的，反正是宣传部凌驾于所有报纸之上。每月一次或两次在党中央宣传部举行与总编们的碰头会，有时部长会议副主席和一些部长也前来参加。会上对报刊发表的文章提出表扬或批评，指示应该写些什么和怎么写。凡有关报刊的刊期、印数、栏目等事项的任何变动，均需经党中央书记处批准”。

　　斯大林时期，则针对“人民敌人”对苏共意识形态和斯大林领导体制的 “猖狂进攻”发动了大肃反，在清除大量 “人民敌人” 的同时，为消除“人民敌人”对人民的毒害，苏共中央向各地的图书馆下发了清除和销毁书刊的清单。其中政治上反动的图书有10375706种、宣传画223751种，同时还有55514种外文报刊。

　　赫鲁晓夫时期，苏共虽然推行了一些消除斯大林个人崇拜影响的“修正主义”举措，但对意识形态工作并没有放松。1958年苏共中央成立了意识形态委员会，并在1960年决定调整完善克格勃的组织职能，让克格勃介入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充分发挥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检查方面的监督作；1962年7月，苏联在《俄罗斯联邦刑法》第70条中现定了“反苏鼓动和宣传罪”，触犯这一条将被处以6个月至7年不等的监禁。此后又于1966年9月在《俄罗斯联邦刑法》中增补了第190条，规定“对于经常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散布或印发诋毁苏联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谣言和作品者，处以三年监禁或劳改一年或罚款100卢布的惩罚”。

　　而且在赫鲁晓夫时期，苏共又重新开展了反宗教运动，继续大量地关闭现存的教堂、清真寺、祈祷所，把所谓的“宗教狂热分子”关进集中营进行劳动改造，取消宗教组织的注册。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于1966年11月10日，召开了由勃列日涅夫亲自主持的专门讨论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会议。勃列日涅夫在会上强调：“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克服的危害，应该加强意识形态的工作”，“对于意识形态工作，对于宣传工作，我们不能吝惜钱财……也不能吝惜时间和其他手段”。

　　1967年，勃列日涅夫第一次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概念。从此，整个七十年代，全苏理论界和报纸、广播、电视新闻节目中都在连篇累牍地宣传“发达社会主义”的伟大意义，赞颂勃烈日涅夫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创新。1977年，“发达社会主义”被正式写入了苏联新宪法，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开辟了后世领导人思想观点入宪的先例。

　　1969年1月7日苏共中央书记处下达了《关于强化出版、广播、影视、文化艺术部门领导对于出版物、剧目思想政治水平的责任的秘密决议》，进一步强调了“在意识形态斗争极其残酷的形势下……各组织、部门和编辑部领导应对出版物的思想倾向负直接责任”。

　　安德罗波夫虽然担任苏共总书记只有不到两年，但他在之前任克格勃主席期间对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正是安德罗波夫在1967年担任克格勃主席后，他给苏共中央呈交了一份专门报告，汇报了苏联国内种种反苏活动情况，建议在克格勃成立专责意识形态反颠覆的第五局。安德罗波在同第五局首任局长谈话时强调，“现在敌人正在对我们发动一场强大的心理攻势，这一点你不能不承认，这是一场真正的意识形态战争，要解决的是谁胜谁负的问题…我们必须利用各种渠道，既要利用合法的机关、社会团体或者出版的信息，也要利用我们的特工机构，遏制源自国外的意识形态扩张，形成一张强有力的盾牌”。

　　1975年10月31日克格勃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预警行动组织的几点总结》中提到，为了意识形态监控而对一些苏联公民进行了侦查。从1959-1974年有约6万公民受到“预防警告”。其中近3000人是因参与反苏宣传鼓动活动——主要是阅读和传播“地下出版物”和其他“反苏文艺作品”。

　　二、苏共意识形态在强力加持下破产

　　尽管苏共历届领导人对意识形态工作非常重视，为维护苏共意识形态采取了占领阵地、灌输宣传、禁堵外来思想文化和专政机关打击等手段，但并没有能维护其意识形态的真正“主流”地位，没能使其意识形态真正为苏共广大党员和苏联人民所接受。据莫斯科《接班人》杂志1987年12月号披露： 1987年，莫斯科市有52%的青年技术人员、65%的青年工人和71.4%的大学生自认为自己是与官方持不同政见的“非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成员；另据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1990年10月的问卷调查，30%的被调查者直接宣布，对共产主义思想失望；大约每5名苏共党员中就有1对党的纲领目标持否定态度（陈爱茹编译《苏共解散前夕共产党员的情绪》中国社会科学网2011年12月22日）。

　　不但苏联的老百姓对苏共的意识形态变成了“老不信”，即使是苏共党内高层，对自已所宣扬的那套东西也不是真正相信。

　　就在宣传“发达社会主义”最起劲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个苏共总书记却对他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都是骗老百姓的，都是空话”。

　　而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中央书记、中宣部长雅科夫列夫也谈到，“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就是一种打着科学幌子的新宗教”，“我们曾试图为建立真正的宗教和确定真正的耶稣而破坏教堂，但同时我们已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我们的宗教本来就是错误的，我们的耶稣是假造的”。

　　即使对原苏联霸权地位十分怀念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在1999年12月发表的《21世纪的头十年》、《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两篇文章中谈到，过去百年来的“共产主义尝试”已经“失败”；“在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俄罗斯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为共产主义原理而奋斗的标志下生活的。看不到这一点，甚至否定这一时期不容置疑的成就是错误的。然而，如果我们不意识到社会和人民在这一社会试验中付出了那种巨大的代价，那就更是大错特错了。主要的错误是：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可以说，苏共的垮台、苏联的解体，首先是因为苏共意识形态的破产，使苏联各民族人民失去了共同的信仰，失去了维系苏联存在的精神纽带。

　　三、 苏联的“社会存在”颠覆了苏共意识形态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有一个基本原理，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只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按照这一原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并不在意识形态本身，不在于你的意识形态宣传得怎么样。而在于你的意识形态宣传的内容落实得怎么样，在于你的“社会存在”。

　　事实正是如此，苏共意识形态的破产，并非是因为苏共领导人不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也不是因为理论宣传部门和克格勃没有尽职尽责，丢失了意识形态斗争的“阵地”；更不是什么西方敌对势力的颠覆渗透、和平演变。而是因为其意识形态所宣扬的那套“科学社会主义”、“发达社会主义”的东西货不对板，自已砸了自己意识形态的金字招牌。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来说，苏联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实际上变成了“官有制”，计划经济变成了为官员争政绩、为国家争面子的官僚主义经济。不要说广大苏联民众对生产资料没有什么所有权、支配权，就是各加盟共和国地方政府也要严格遵守中央政府的计划，在生产安排和产品的销售、分配上根本没有什么自主权。

　　以按劳分配来说，苏联的按劳分配早在卫国战争之前的三十年代就变成了按权分配。从那时开始，党的领导干部，从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一直到集体农庄的主席，每一级都有相应的特权。50万～70万苏共中高级领导干部有专门的医院、专门的疗养院和舒服的交通工具，其实际收入是普通民众收入的30~44倍，过着“共产主义”的生活。而绝大多数普通党员和普通民众却只能拿微薄的工资，终生为生活必需的住房和面包而辛苦劳作与排队等候。

　　以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真正民主”来说，由于苏联在苏共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均实行民主集中制，通过横向与纵向的集中，将国家内外政策的大政方针乃至具体政策的决策权都集中到了政治局那几个寡头那里，甚至是在总书记一个人手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由上级任命，各级苏维埃代表由苏共同级党委提名、上级党委决定后进行等额选举。因此，不要说普通民众，即使是一般党员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政治权利，没有机会真正表达自己的意愿。如果稍有不满，还会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被作为“反党分子”或“人民的敌人”予以惩处。

　　以“无产阶级专政”来说，它在苏联实际上变成了无产阶级被专政。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就成立了“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即令人闻之色变的“肃反委员会”--“契卡”。除了肃清“反革命”外，还要肃清所谓的“怠工”者和罢工工人。由此，俄国工人阶级在沙皇时代还可以频繁罢工的权利被彻底剥夺，俄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禁止工人罢工的“工人阶级政党”

　　1917年12月，彼得格勒的印刷厂工人罢工，列宁立刻下令把罢工工人当作流氓处理； 1919年3月16日，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发生罢工，俄共立即进行镇压，逮捕900人，并将其中的200人未经审判就加以处决。

　　从1919年4月到1921年11月，俄共在全国 21个城市先后建立了122个“强制工作营”（集中营），其中关押的主要是工人和农民，而不是什么资产阶级。

　　而斯大林掌权后，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又先后开展了多起“大清洗、大肃反、大镇压”运动，平均每两年就制造一起大冤狱。如果以绝对数字计，斯大林杀害的老一代革命者比沙皇政权加在一起还要多。例如，在苏共一大至十七大历届248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除去大清洗（1936～1939年）之前自然死亡的45人外，剩下239人中，有8人自杀，22人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88人被枪决或死于狱中，只有21人得以幸免。

　　据俄罗斯学者泽姆斯科夫2000年根据叶利钦当局解密的国家档案资料统计，整个苏联时期（1917—1990年），先后有1575295人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

　　这些事实证明，正如诗词的创作功夫在诗外一样，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心和重心也在意识形态之外。如果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不能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不能发展经济，不断地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不能消除腐败，从根本上改善党和政府的形象。那怕其意识形态用什么华丽的词藻包装，那怕其占领和控制所有的意识形态阵地，其意识形态也必然要遭到破产，受到人民无情的嘲弄和唾弃。

　　2013-11-10

　　参考文献：

　　1. 徐元宫《苏联时期的书报检查制度》2011-12-25

　　2. 金  雁《革命与变形》经济观察报2012-06-08

　　3. 王晓夏《苏联人追求言论自由的历程血色抗争》共识网2010-01-20

　　4. 李奉先《关于斯大林大清洗运动最新数据之反思》作者博客2009-04-28

　　冯全民，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