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武回忆揭批罗瑞卿实情

 　　一　小引

　　文革中，许多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英勇斗争、功勋卓著的优秀儿女，被“革命”“吃”掉，或者被“咬”伤。1965年冬，所谓“罗瑞卿问题”，就是事例之一。

　　十多年前，笔者曾就此事请教过当年亲身参加揭批罗瑞卿的上海会议的杨成武将军，探讨过发生这种斗争的缘由。罗瑞卿大将早已故去了，但人们并没有忘记这位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的领导人。杨成武将军也已西去了。这位文武双全的战将，也曾被“革命”重重“咬”伤。近日我翻阅那时向他请教这些问题的谈话记录，将这些记录以第一人称整理成文，留给历史，献给读者。

　　二　从看望刘亚楼司令员说起

　　“您能否谈谈中央上海会议的缘由？”笔者先向杨成武将军提了这个问题。

　　“你说的中央上海会议，是指1965年12月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的揭发罗瑞卿问题的会议吗？”杨将军反问了一句。

　　“是的。”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杨成武想了想，平静地说：“要谈这个问题，我还得从那年春天说起。”

　　1965年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因患肝癌住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疗，那时病情已经很严重。2月底，罗瑞卿总长专程去上海向林彪汇报工作。林彪见到罗瑞卿时，没有立即听取他的汇报，却安排罗先去医院看望刘亚楼。

　　自然，罗瑞卿与刘亚楼的关系，不仅是上下级，而且他们个人之间友情也是很深的。早在1929年刘亚楼由福建老家参加红军，不久就编到红四军，罗瑞卿在四军任支队政治委员。有次刘亚楼的父亲来部队看望儿子，不巧，刘带部队外出执行任务，没有见到。临回家时，罗瑞卿给了他父亲一些银元，让他回家度日。解放后刘亚楼的父亲来北京探望儿子，五一节晚上在天安门观礼台上看烟火，老人问刘亚楼当年给他银元的高个子首长在哪里？由此刘亚楼对罗瑞卿一直是很感激的。

　　正因为友情很深，所以尽管罗瑞卿对林彪的安排感到有点不合常理，但他还是先去看了刘亚楼，并安慰他好好养病。

　　刘亚楼见到罗瑞卿时说：“林总说了，现在几个大将，论能力，论身体，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林总叫你不要有误会。”

　　罗瑞卿当时对刘亚楼传给他的这个信息，并没有立刻领悟到林彪在背后的用心所在，也没有把这些话放在脑子里认真地去思考。所以当看望回来，林彪问罗瑞卿与刘亚楼谈得怎样时，罗瑞卿回答说：“没有谈什么要事，只是简单地聊了聊。”

　　林彪见此情景，意识到没有达到他预想的结果，随即转了话题，说：“去年（指1964年）的军事训练有四好，即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以后打仗或准备打仗时，也许还要搞突击的训练。但今年要突出政治，不突出政治，一切坏东西、庸俗的东西都会出来。”谈话就这样平平淡淡地结束了。

　　到了夏天，5月2日，刘亚楼在上海报病危，罗瑞卿和夫人郝治平约我们夫妇二人一起去上海看望刘司令。我和刘亚楼的友情也是很深的，我们不仅是福建同乡，而且刘亚楼在苏联学习期间和我党“五大”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的女儿苏丽娃结婚，生了一个男孩，回国后，他们离婚，刘和翟月英恋爱时，怕翟知道他有一男孩，就将儿子托给我，由我帮他照看，直至后来送八一小学读书。所以当罗瑞卿提出一同去看刘亚楼时，我们是很乐意的。

　　到了上海，我们住在锦江饭店南楼。

　　3日下午，我们两家一起去看刘亚楼，那时，刘已经神志不清醒，是医生打了一针，使刘恢复了意识的。我们在病房里看到他不久即要离开人世的痛苦状况，除了告诉刘亚楼我们特地由北京来看望他了，就是尽量避免消耗他的精力，少和他说话，让他休息，以便延长一点生命。因此，大家都心情沉重地在那里默默地坐了许久。

　　晚上，罗瑞卿约我在锦江饭店花园里散步，他对我说：“昨晚我没有叫你，自己先去看了林总，林总见到我发了一通脾气，批评我，骂我，说我一是封锁他，总参封锁他，办公厅、总参作战部、政治部的文件不送给他。”

　　“二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电影片子的解说词中，只提了在周总理和罗总长的领导下，没有提毛主席、刘少奇主席，没有提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其他老帅。自然也没有提他林彪。”

　　“三是在为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举行的宴会上，将自己安排在首席——第一桌上，把各位老帅安排在第二、第三桌上。”

　　“林总对我说，今后要加强通气。对如何向他通气，规定了五条，主要精神是：如果林总在北京，要×日汇报一次工作，如果在外地,要×月汇报一次，我到他那里汇报，用不着联系，也用不着打电话，随时可去，等等。”

　　罗瑞卿还说：“林总在批评我向他封锁时，还引用党章和毛主席的话，一句句念给我听。这使我当时感到他这一次态度并非一般。”

　　听罗瑞卿讲完后，我琢磨着林彪的那些话，感到对罗的批评是很严厉的，很有分量的。罗瑞卿的心情也是很沉重的。于是就主动分担罗的责任，说：“如果总参的文件没有送给他，有不妥的地方，我应负责，因为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是管常务的副总长，我应作检讨。”

　　“不，我要负责，我是总长。”罗瑞卿坚持由他承担责任，并且提出了改正方法。他对我说：“要注意这个问题，同总参有关单位讲一讲，打个招呼。”

　　5月4日上午，我们四人又一次去医院看望刘亚楼，这时刘已昏迷不醒，脸如黄蜡，医生正在忙于抢救，我们等了一些时候，见刘亚楼尚未清醒过来，想和他再说一句话已感到无望，大家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离开了医院，回住地去了。

　　当晚，罗瑞卿对我说：“明天我们回京。”

　　5月5日，我们决定回北京。我向罗瑞卿建议：“在离沪前是否去林总那里看一看。”

　　罗瑞卿因为刚挨了林彪的批评，有点情绪，不大愿意去。我向他说：“正因为林总发过脾气，你还是再去看一下好，否则他又抓住把柄，批评我们总参不辞而别，更被动。”我之所以这样做，总希望能和缓一下他们之间的矛盾。

　　罗瑞卿听后，想了想，说：“那你陪我一起去吧！”

　　“可以。”我答。

　　随即商定两位女同志由锦江饭店直接去机场，我和罗瑞卿同车去林彪那里。一进林彪住的房子，就见吴法宪独自在那里坐着。吴是什么时候来上海的？我们不得而知。

　　林彪见罗瑞卿到了，马上拉他到另一个房子里，独自谈了三四十分钟，说了什么，罗瑞卿始终没有告诉我。我们出门时，吴法宪仍留在那里。

　　罗瑞卿和我同乘一架飞机回到北京。

　　上班不久，我向总参有关单位，特别是作战部、政治部的领导同志打了招呼，要他们以后所有文件都送林彪一份，看不看是他的事，但我们一定要送。

　　6月中旬我在去西北一零二基地看地形的路上，老毛病交感神经失调和迷走神经亢进复发了。罗瑞卿批准我7月回来去青岛休假。在那里，住了3个月，因病不断复发，决定转杭州疗养。9月29日，我和萧华同乘一架飞机抵达上海。我准备30日去杭州，萧华拟在上海过国庆节。

　　我到上海得知林彪住在那里，鉴于5月罗瑞卿挨批评的教训，不看他，怕说我失礼，所以晚上向林彪办公室打电话，说：“第二天早晨要离沪，想晚上去看望一下林总。”

　　“可以去。”半夜12点多，林彪住处回了电话。我和赵志珍立即赶到那里，但没有见到林彪，说他已经睡了，只看到了叶群和秘书郭连凯。我们在那里闲聊了一阵子就回来了。第二天，按原定计划，一早我就飞往了杭州。

　　三　毛主席要我去他汪庄住地

　　在杭州，我住在空军疗养院。

　　10月底或是11月初，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来电话，说毛主席住在汪庄，要我去一下，并派车来接我。不久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来车将我送到毛主席的住地。

　　我在总参工作已有多年，毛主席接见外宾或开会时也见过多次，单独找我谈话问情况也有的，但这次毛主席要我去做什么？谈工作？自己养病已4个多月没有上班，手头也没有什么现成资料。而徐秘书在电话里又只字未提，因而想作点准备也无法去做。然而既是毛主席要我去，准是有重要事情，但究竟是什么事情？想来想去，也拿不准。因此自己抱着毛主席叫办的事一定认真去落实，问什么，就我知道的如实回答的态度，去见毛主席。

　　毛主席住在一幢古朴典雅很幽静的房子里，我到那里，徐秘书让我先在客厅里坐着，然后他去报告毛主席。

　　毛主席一走出来，我赶紧站起来向他行了一个军礼，并说：“主席，您好！”

　　“好，好。”毛主席一面笑着说，一面用手指了指沙发，示意着：“坐下，坐下。”

　　毛主席走到我的对面，在一个大沙发上坐下，中间放着一个圆茶几。服务员随即端来两杯清茶，一杯送到毛主席面前，一杯放在我面前。毛主席点燃一支烟，他一面吸烟，喝茶，一面同我像聊天似的说话。这时使我心情平静了许多，来时脑子里想这想那的猜测，顿时消散了。

　　毛主席亲切地问我到总参工作几年了，情况怎样？军队的情况怎样？我扼要地作了回答。毛主席又问：“各位老帅怎样？”

　　“老帅都有分工，刘伯承元帅负责军委战略小组，我协助他，贺龙主管航空和常规武器的研制，聂帅管尖端技术，徐向前任民兵组长，叶剑英抓训练。林彪由于身体不好，在北京时间很少，大部分住在外地，上海、苏州等处。军委的日常工作，根据您的指示，由贺老总和聂帅主持。”我如实向毛泽东作了回答。

　　“罗瑞卿的情况怎样，你们熟吗？”毛主席换了个话题。

　　“熟。都是红四军的，开始他当支队政委，后来任纵队政委。”我知道多少就说多少。

　　“罗瑞卿和林彪的关系怎样？”毛主席进一步问。

　　“我没有看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事，二位都是我的老首长啊！”我向毛主席报告了5月3日罗瑞卿同我谈的那些情况。

　　毛主席听后说：“我都知道，找你之前，已找许世友谈过。”谈完后我即回疗养院。当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毛泽东正在为揭发和处理罗瑞卿的问题做准备。

　　四　毛主席鼓励罗瑞卿去看林彪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由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篇文章是江青到上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用8个月时间写成的，上海市委组织有关人员讨论过多次，

　　讨论时据说关锋、戚本禹等也到了。文章发表后，上海各种报纸都刊登《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和北京各大报纸都没有转载姚的文章。

　　毛泽东、周恩来当时都在上海，毛主席对此很不满意。他对上海的人说：“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看他转载不转载。”主席还交代：“对什么人都不要讲”。

　　11月25日，罗瑞卿到达上海后，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公安局长黄赤波将这些情况告诉了罗。罗随即要秘书找了一册单行本，当晚给北京打电话，要《解放军报》写一篇旗帜鲜明的按语，加以刊登。

　　26日下午，毛泽东接见柬埔寨的朗诺将军，罗瑞卿在接见时见到毛泽东，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已要了一本，还没看。”

　　毛泽东只向他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话。

　　当晚，江青见到罗瑞卿又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还说：“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罗瑞卿听江青讲的这几句话后，回到驻地即给彭真打电话，说：“姚文元写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同毛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毛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的。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家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11月29日，《解放军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

　　《军报》转载时，根据罗瑞卿的指示，写了一篇540多字长篇按语。

　　《解放军报》是中央军委的机关报，代表军委的喉舌。这篇编者按语，将《海瑞罢官》定性为“大毒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并提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要“大家认真读一读”“好好想一想，议一议”，这种很有分量，很有高度，把事态说得很严重的导向性按语，对于并不了解真情又忠于党的军队广大指战员来说，所起的号召和鼓动作用，其效果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北京日报》同日也转载了姚文，并写了一篇按语。按语把问题限制在“学术界、文艺界”“有不同意见”可以“展开讨论”的范围之内，压根儿就没有提到什么“阶级斗争反映”的问题。

　　11月28日，罗瑞卿要离开上海去苏州看望林彪，行前将他这一想法报告了毛泽东。毛主席一再鼓励说：“去看看好，去看看好。”

　　罗瑞卿离开上海后4天，即12月2日，毛泽东就在兰州军区52师的一个报告上写了如下一段批示：

　　“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短短的49个字的批示，就使罗瑞卿在党和国家那样重要的领导岗位上跌落下来，并由此经受了难以想象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和苦难。这确是关键的一击。尽管他有几十年的革命生涯，经历过数以百计的战斗锻炼，还是经受不住这49个字轰击！

　　五　出席上海中央会议

　　12月6日深夜。

　　我的秘书朱欣接到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由上海打来的电话，说：“毛主席那里有事，让杨副总长快去，要一定在第二天早晨7时以前赶到上海，交通工具自己解决。”朱秘书接完电话随即报告了我。

　　什么事那么急？是东南沿海有什么军事行动？还是帝国主义对我们进行武装侦察？我心里顿时产生种种疑问。

　　“交通工具怎么解决？”朱秘书问。

　　“坐火车去来得来不及？”我反问了一句。

　　“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到上海的车次。”

　　“坐汽车怎么样？”

　　“时间更长，不能按时赶到。”

　　“有飞机没有？”

　　“我去联系。”朱秘书了解后告诉我：“南京空军有一架犁二飞机空着。”

　　“你通知南空派一架犁二飞机来杭州。”我向朱秘书交代。

　　7日早上我们乘南空的专机准时赶到上海，在虹桥机场着落。走下悬梯时，徐业夫已站在那里等我。他一见到我就说：“主席要召开一个会，请你参加，你就住在锦江饭店。”是什么会？研究什么问题？徐业夫一个字都没有吐露。

　　当时毛主席住在虹桥宾馆。我进去一看，主席、周总理、刘少奇、叶剑英、谢富治等人已在那里了。

　　住进饭店后，见到几位老同志，他们也不知道开会的内容。贺龙来上海时，带来了地图，可见他原以为讨论的也是军事问题。这和我来前的想法有共同之点。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会呢？就当时参加的人来说，既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也有书记处成员，还有军委委员和军队的负责同志，也有在中央不担任任何职务的人，如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和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所以这次会既不是政治局会议，也不是书记处会议，更不像军委会议。当时主持会议的同志也没有明确宣布会议的名称，但就会议内容讲，就是揭发所谓罗瑞卿的问题。因此，我们姑且称这为中央上海会议。理由很简单：地点在上海，召集的是党中央主席毛泽东。现在也有人称为“上海中央常委扩大会”的。

　　会议在1965年12月8日举行。会议分为三个小组，我们组的组长是周恩来，参加的人有董必武、朱德、贺龙、陈毅、陆定一，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和我。还有林彪的老婆叶群。其他两个小组组长分别由刘少奇和邓小平担任。

　　小组会由周恩来主持。他宣布开会后，叶群首先发言，她是作了充分准备的，讲得有声有色，说：“罗长子反对突出政治，他胡说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军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义。”

　　“翟月英对我讲，刘亚楼在病重时要她把罗瑞卿的四条意见转告我叶群。四条意见是：

　　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总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

　　二、要我照顾好林总身体，劝林总多管一管中央的工作；

　　三、部队的事情让他罗瑞卿负责；

　　四、这件事办好了，罗瑞卿不会亏待我叶群。

　　我当时就把她的话顶了回去，没想到后来刘亚楼又找101（林彪代号）当面谈。”

　　“还有一次，罗长子到林总这里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好，没有听完就让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道呢！’这完全是逼林总交权、让位。他这是存心折磨林总，气林总。”叶群声色俱厉，心情激动，一下子讲了几个小时，硬说罗瑞卿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使别人听起来似乎都是真的。

　　雷英夫也揭发了所谓罗瑞卿反对林彪的不少重要材料。

　　我听了之后，脑子里产生另一种怎么也弄不通的想法：说罗瑞卿反对林彪，这怎么可能呢？从历史上看，罗瑞卿与林彪在红四军，红一军团，以后长征到陕北，进“抗大”都是在一起的。林彪虽然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但“抗大”的具体组织工作，都是任教育长的罗瑞卿干的，林彪不管多少事。1959年彭德怀被打下台，将黄克诚打成“军事俱乐部”成员，撤掉了总参谋长的职务。林彪当了国防部长，提名罗瑞卿当总参谋长。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工作是协调的，配合是默契的。

　　罗瑞卿在1965年下半年总参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讲到他和林彪的关系时，对我们说过：“我跟林总是跟定了，弹打不飞，棒打不散，骨头烧成灰也忠于林总的。”然而会议上确是揭发罗瑞卿所谓反对林彪的。

　　还有，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事实果真是那样吗？

　　1965年林彪对军队工作的《关于突出政治五项原则》的指示，它的主要内容，虽然是总政治部刘志坚副主任和叶群在广州军区127师调查后向林彪汇报时说的，但形成正式文字，却是罗瑞卿亲自召开军委办公会议，主持讨论修改了七八遍才定稿，并送林彪审定后签发的。

　　总参谋部机关1965年7月召开的“突出政治落实四好”座谈会，就是罗瑞卿要我为进一步落实林彪的指示而举行的。

　　如果他真的反对突出政治，在行动上能有这么认真并用那么大的精力去抓落实吗？！

　　至于说刘亚楼讲的四条，我5月份在医院见到他时，刘已不省人事，是医生打了一针才苏醒过来的，根本没有谈此事。二三月份我在华东看地形，路过上海，去医院看望刘亚楼，同去的有王尚荣，在场的有翟月英以及医生护士，刘也根本没有提到这四条。

　　所以我对叶群的所谓揭发，既不敢苟同，又无法否定，只是听着。还有小组里的雷英夫当时揭发罗瑞卿是很积极的，他凭什么资格出席这样的会议，我很纳闷。因为作战部已有一个部长王尚荣出席，为什么还要有一个副部长来参加呢？而总参其他业务部，又没有一个负责人出席这个会。这样的情况，也使人感到内中必有蹊跷。后来的事实表明，雷英夫确是投靠林彪，为打击罗瑞卿出了大力的。会议期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分别找我谈话，问我罗瑞卿与林彪之间的情况，我讲的与在杭州同毛主席谈的一样。因为其他方面我确实不知道。

　　会议始终是在小组里进行的，没有开大会，毛泽东也没有将到会的人召集在一起讲个话，见个面，合个影，更没有看见发会议简报。会中的情况都是由各组组长去向毛主席汇报的。

　　会议开始时，罗瑞卿正在广州、昆明军区视察部队工作，进行到第三天，通知他来上海出席会议。罗瑞卿12月11日下午2时到达上海，没能住进大多数到会人员住的锦江饭店，而是住到建国西路618号一个小院子里，一进小院实质上就被看管起来了。

　　罗瑞卿像绝大多数参加会议的人一样，事前根本不知道开会的内容。他来上海原先也以为可能是研究军事问题。也许因为是军人，带有职业病似的，领导上一通知开会，首先想到的就是军事问题。

　　罗瑞卿一下飞机，看到来接他的是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吴法宪，没有他熟悉的中央办公厅的一般工作人员，顿时心里产生了疑虑。因为按中央那时的规定：开会是不需要派负责人接送的。陈丕显在车内同罗瑞卿仅谈上海工农业生产的一般情况，对开会的事，一字不吐。吴法宪一反常态，过去见到罗瑞卿时，开口“总长您好”闭口“祝首长健康”那种令人厌恶的献媚状态不见了，在车内还用他那眯眯眼不时地盯着他们。这使罗瑞卿感到有些茫然。

　　车飞快进城时，陈丕显告诉他这次不住锦江饭店，罗瑞卿觉得和以往来上海确实有点不同，心里只是沉默地想着，很少有兴趣说话。当车子快到目的地时，陈丕显说，周总理和邓小平总书记在房子里等他，罗顿时感到很吃惊。他一下车就急忙走进了小楼的会议室。周恩来和邓小平待罗瑞卿坐下后，严肃而又平静地

　　将罗的问题揭开了！

　　他们三人谈了很久，到当晚7时左右，周总理和邓总书记才离开那个小院。罗瑞卿对于这个突然袭来的致命一击，精神上毫无准备，尽管他是个很坚强的具有高大身躯的男子汉，谈话后出来时怎么也没有力气登上二楼的卧室了。他被这当头一闷棍打蒙了！

　　当时给罗瑞卿列的“罪状”，概括起来有三条：

　　一是反对林彪，封锁林彪，对林彪搞突然袭击；
　　二是反对突出政治；
　　三是向党伸手。

　　罗瑞卿根本不承认，说他没有伸手，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更没有封锁林彪，该向林彪讲的都和他讲了。有些问题他向周总理、毛主席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也是属于他职权范围内的事。而且林彪是知道的。

　　后来，周总理和邓小平又一次向罗瑞卿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没有这三条，有别的，可以检查别的。”

　　“别的有什么呀？”罗瑞卿不理解别的究竟指什么，反问了一句。

　　“你和别人的关系不好。”周总理和邓小平回答了他。

　　“关系不好！关系不好！”罗瑞卿凄然地重复着这句话。

　　是啊！“关系不好！”那么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标准是什么？难道就凭这么一句可以做各种理解的中性语言，就能够将一个中央领导同志打下去吗？！

　　会议是15日结束的，那时只说罗瑞卿不在军队任职，专做政府工作。

　　16日，周恩来、邓小平再次向罗瑞卿传达毛主席的谈话，说：

　　“主席对林彪讲，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那是一片好意。这是一。

　　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查什么。

　　还说，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然后就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

　　毛主席说的这些话，当时没有在会议中传达。

　　罗瑞卿听了周总理、邓小平的传达，自然想不通。后来他又给周总理打电话，要求去见毛主席，去见林彪，他相信毛泽东是了解他的，能够把一切向毛主席解释清楚的。当周总理表示不能见面时，罗就马上给林彪打电话要求见面。周总理见此情景，感慨地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

　　谁都知道，毛泽东走到哪里，当公安部长的罗瑞卿总是跟着保驾，负责毛主席的安全。应该说毛主席对他是了解的。既然“没有三条”，还要把问题挂起来，挂几百年到一万年，这是符合哪一家的法规呢？然而又确实出于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口！真是令人不好理解。

　　六　我当代总长，德才资不够，难以胜任

　　在揭发罗瑞卿问题的会议中间，12月12日，中央军委开了一次会。毛泽东主席没有出席，由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诸位老帅和林彪都参加了，刘伯承、聂荣臻两位军委副主席因为有病，没有出席中央上海会议。

　　军委会上要我代理总参谋长。我当即表示：“我的能力不够，经验不足，资历也浅，难以胜任，希望中央另定人选。最好由叶剑英元帅兼任。”

　　刘少奇副主席说：“中央、主席已经定了，就这么办了，不变了。”

　　我说：“如果一定要我代总长，那就把我原先管的作战的那一摊子交给王尚荣同志，建议提他当副总长。”会上原则同意这个建议，少奇同志说：“命令以后再下。”

　　会后，我反复琢磨，还是觉得搞不了，确有难处，也怕给党造成损失，因此，在12月16日，我向周总理、邓总书记并报毛主席、刘副主席呈中央、中央军委写了一个报告：

　　听了周总理12月12日在军委会上说，要我当代总长职务，心情一直紧张，反复考虑，我认为不适宜担任这一重要的工作。我德才资不够，政治思想水平低，有一点经验一般也是下层的一些经验，全军干部中比我德才资更好的很多，身体也不好，担心难以胜任。

　　21日，我将报告送给军委叶剑英副主席，并请他指示。叶副主席阅后，在上面写了如下批语：

　　成武同志：

　　信我看过了。我考虑：此件以缓发乃至不发为好。因为这不是个人问题。请再加考虑。

　　叶剑英12月22日

　　遵照叶帅的批示，报告也就压下来了。

　　上海会议结束后，我继续回杭州疗养。

　　七　讲到罗的问题时掉泪了

　　中央上海会议精神，总参谋部是由李天佑副总长和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回北京后，召集各部局领导同志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进行传达的。这个会的结束前夕，我由杭州回到北京，到会即席讲了几句话，当我想到过去和罗瑞卿一块工作的情景时，曾说罗很有能力，工作了那么长的时间，是我的老首长，这次出了这样的事，就从那么高的位子上全撤下来，很是可惜！讲着讲着一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就掉泪了。后来这也成了打倒我的一条“罪状”。林彪骂我是“地地道道的罗瑞卿分子。”在那个年代，同志间情谊友爱尽管很深，似乎一出了所谓政治问题就该忘却，稍有流露就可以扣上没有划清界限、立场没有转过来、是什么“分子”等等的政治帽子，压得你站不起来。

　　1966年3月，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有各中央局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继续揭批罗瑞卿的问题。

　　会议成立了三人领导小组，由邓小平任组长，组员是彭真和叶剑英。为了开好这次会，军委决定设会务组，叶剑英兼组长，成员有萧华和我。

　　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开幕那天邓小平主持并讲了话，罗瑞卿也天天出席。

　　会议的中心是揭发批判罗瑞卿，各人的发言都是有准备的，有的发言是很激烈的。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在发言中都是坚决主张要开除罗瑞卿党籍的。吴法宪在会上宣读了一万多字的发言稿，他声嘶力竭地当面诬陷“罗瑞卿有野心，反对林副主席，向党伸手，阴谋夺取军权，你跑遍全国看地形，干什么？就是为将来你自己指挥军队，你准备……你……”致使罗瑞卿受到了莫大侮辱，不久发生了3月18日的跳楼事件。

　　在这之前，罗瑞卿给夫人郝治平写了一份遗书：“治平：会议的事没有告诉你，为了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由于发生了“跳楼事件”，这就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那时人们一般认为这种举动是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行为，因而激起到会一些人的发言升温。叶剑英副主席当时为此还填了一阕词，表示婉惜：

　　将军一跳身名裂，

　　向河梁，

　　回首望，

　　故人长绝。

　　八　“跳楼事件”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中央从3月18日后，决定会议背靠背地进行，到会的人都得表态、发言。许多同志发了言，我和王尚荣、雷英夫作了联合发言，稿子是王尚荣、雷英夫写的，那时不表态是不行的。这个发言有过头话，但还是留有余地。对会上有人提出要开除罗瑞卿的党籍，我明确表示不赞成，并说不能这样提，那是中央决定的事。

　　到了1968年3月24日所谓“杨余傅事件”时，温玉成说我包庇罗瑞卿，林彪据此在大会上说我“实际上袒护罗”，“本来就是一个罗瑞卿分子”。

　　会议结束后，由萧华去武汉向林彪汇报，而后林彪带着萧华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汇报后，萧华留在杭州，出席了批彭真的会议。

　　1966年4月30日，中央工作小组，写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上报党中央。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文件里，中央明确表示：“同意这个报告”，并写了一大段批语：

　　中央认为，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

　　中央认为，这次小组会议开得很好。贯彻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了耐心教育和严肃批判。罗瑞卿同志不仅不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于3月18日跳楼自杀（受伤），走上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鉴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极端严重，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同志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以后再提请中央全会决定。

　　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同志错误的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的批语，发到县委和团党委。

　　1966年8月26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还有李先念，在人民大会堂老河北厅召开会议，毛主席又向我们指示说：“罗瑞卿的问题，你们可以传达到全体干部。”从此，全军干部都知道罗瑞卿出事了，该要打倒了。

　　九　平反正名，“前度刘郎今又来”

　　1980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恢复了罗的名誉，回到领导岗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四人帮”垮台后，1977年8月，中央召开党的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罗瑞卿、萧华和我，都是出席大会的代表，同住在京西宾馆，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我们当时的心情，正像唐朝诗人刘禹锡二次被贬连州14年后回到京城写的《再游玄都观》一诗说的：

　　百亩庭中半自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罗瑞卿一边吃饭，一边回顾过去，说：“对林彪的问题，我们3个人都瞎了眼，过去从没有反对过他，然而却都挨了整，但整得最惨的还是成武同志，他一家死了3口啊！我们两家（指萧华）还没有死人。”

　　林彪为什么要打倒罗瑞卿呢？

　　有人说：“是因为罗瑞卿干得很出色，太冒尖了。林彪怕别人超过他，位子坐不稳。”

　　毛泽东说：“罗瑞卿锋芒毕露，盛气凌人。”

　　聂荣臻元帅说：“一、三军团关系不好，罗瑞卿是决定的因素。”

　　罗瑞卿自己在1978年一次讲话中却说：“是因为林彪要拉我入伙，我不干。”

　　总而言之，在林彪手下，他要你做什么，你不依着他，跟他走，林彪就嫌你碍手，就用尽心机非把你搞掉不可！

　　（作者：陈虹系总参管理局营房处原政委）

　　陈虹，《炎黄春秋》200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