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選載(31)
明鏡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
就在周恩來為保護陳毅和他本人苦戰之際,事態的發展果然不出其所料。王力的“八七講話”使得原本已經開始失控的外交亂局益發不可收拾。自“一月奪權”以來,外交領域受到嚴重的衝擊,國家的正常外交活動幾近癱瘓,自陳毅以下的外交部各級領導,包括副部長、司長、大使難逃被批鬥的厄運,而且中國本來已經相當左的的外交政策也受到批判,被指責為“三和一少”。
這樣一來,中國的外交政策變得更左,把國內搞的一套搬到國外去,宣傳文革,散發毛語錄,鼓動當地人起來革命,帶有強烈的“輸出革命”的色彩,四面出擊,到處樹敵,造成中國對外關係的全面緊張,在短短的幾個月時間裡,就同緬甸、印度、印尼等十幾個亞、非、歐國家發生了外交糾紛,有的甚至被迫中斷兩國的外交關係。
在這種背景下,王力的“八七講話”成為一道動員令,促使狂熱的造反派採取更加過激的行動。八月十六日,外交部造反派衝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封閉了部黨委,奪取了外交大權。他們把主管業務的副部長姬鵬飛、喬冠華等人關入地下室,而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業務監督小組”的名義行使部長職權,簽發來往電報,強令各駐外使館統一按照“打倒劉、鄧、陳”的口徑貫徹執行。此後,整個外交工作失去了控制,完全被極左狂潮所左右。幾天之後,便發生了“火燒英國代辦處”這樣嚴重違反國際關係準則的外交事件。
事件發生後,周恩來知道這下闖出大亂子,在外交上輸了理,苦心經營多年的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毀於一旦。而且外交不同於內政,對方勢必報復,與英國的激烈對抗在所難免,而且弄不好還會引發國際上的連鎖反應,形成與整個西方世界的對抗,後果難以逆料。鑒於事態嚴重,他立即出面制止,指派北京衛戍區部隊前去維持秩序,保護被揪鬥的英方代辦處人員,進行善後補救工作。周知道自己在造反派心目中的權威不夠,於是設法拉住江青、陳伯達、康生,緊急起草了一份由他和上述三人共同簽名的廣播講話稿,在現場反復播出,勸阻疏導狂熱的人群離去。
隨後,周恩來又和陳伯達一起連夜接見外事口各造反派組織代表,一反以往苦口婆心規勸的態度,極其嚴厲地批評了火燒英國代辦處的作法,宣布外交部奪權“完全是非法的”,表示﹕已經控制不住局勢了,我們再不出來講話就要犯罪了。 中央文革一干人也知道這下闖了大禍,事情不好收拾了,一旦毛澤東追究起來,無法交待。於是陳伯達不得不出來宣布﹕從現在開始,所有外交的事情,由總理全權處理。
然而,隱忍多時的周恩來這回可不想就此罷休。他在盱情度勢之後,決定在政治上轉守為攻,抓住這件事情,向中央文革展開反擊,同時伺機敦促毛澤東結束文革亂局。不過,他做得十分老到,只拿闖下大禍的王力開刀,而避免與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正面衝突。就在前述他嚴厲批評外事口造反派時,有人抬出王力的“八?七講話”為自己辯解,周當即表示﹕你們不要從王力講話裡撈稻草,一根稻草也撈不到。同時聲明﹕中央文革跟我之間沒有任何空子可鑽,如果在這裡面挑撥的話,那就要犯更嚴重的錯誤。
當然,周恩來十分清楚解鈴還須繫鈴人,任何結束文革亂局的重大決定,只能由毛澤東本人作出。不過,一直在苦撐待變的周氏確信目前火候已到,該是他本人出面敦促毛下最後決心的時候了。八月二十四日午夜,他單獨約見了當時擔任毛聯絡員的楊成武,談了他對時局的看法和憂慮,說目前局勢十分嚴重,已經失去控制。王力有一個“八?七講話”,一講就亂了,奪了外交部的權,火燒英國代辦處,表示﹕“這樣下去怎麼得了,我擔心的是連鎖反應。現在,一個是中央的領導不能動搖,一個是解放軍的威信不能動搖!”要楊成武帶上王力的“八七講話”等材料立即返回上海向毛報告。
周恩來本來就一向行事慎密,這回更是深知這件事在政治上極為敏感,事關重大,生怕弄不好會適得其反,引起毛澤東的疑心。因此在楊成武臨行前,周又再三叮囑說﹕“對王力講話,只談情況,一定不要加任何評論,叫主席自己作決斷。” 隨後,他又直接打電話給隨毛在上海的汪東興,報告了同樣的問題。
這時,毛澤東本人也從“七二0事件”後最初的衝動中冷靜下來,意識到在宣傳中連篇累牘的“揪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發展下去,勢必搞亂軍隊,使他失去手中控制局勢的最後一張王牌。為此,他隨後便提出“還我長城”,下令停止“揪軍內一小撮”這一口號的宣傳。不過,由於文革運動早已勢成騎虎,欲罷不能,毛此時還在“治”、“亂”之間舉棋不定。
周恩來的報告正好適得其時,而且分寸上也恰到好處,在不動聲色之中擺明了形勢,說中了毛澤東心頭的隱憂,促使他下決心採取重大步驟,結束“天下大亂”的局面,實現由亂到治的轉變。毛很清楚周所言並非危言聳聽,不是到了最嚴重的關頭,他也不會挺身進言的。如果再不採取行動,對造反派繼續放縱下去的話,局勢將會徹底失去控制,內亂之中再添外患,那就更加難於收場,到那時大概就要真的重上井崗山打游擊去了。
經過兩天考慮之後,毛澤東決心拋出中央文革的兩員幹將王力和關鋒(稍後又拋出戚本禹),作為文革亂局的替罪羊,並且下令約束曾經為他衝鋒陷陣的各地造反派,以便把局勢重新控制起來。八月二十六日,毛對楊成武說﹕王力、關鋒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要把他們抓起來,不要留在中央文革。你只單獨向總理一人報告,由總理負責處理。 毛並對王力的“八七講話”批了“大、大、大毒草”五個字。稍後,毛澤東又通過中央文革向北京造反派學生的五大領袖傳達了一條“最新指示”﹕“告訴小將,現在輪到他們自己犯錯誤的時候了。”
當然,毛澤東拋出文革派兩員大將,實乃迫不得已之舉,是在揮淚斬馬謖。這裡有一個插曲﹕王力被抓起來後,外交部保周反王這一派的王海容利用自己與毛的特殊關係,前去打探消息,摸毛對王力態度的底。剛從外地返京的毛隨口唸了兩句唐詩:“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隨即下了逐客令。這兩句詩是出自唐人羅隱憑吊諸葛亮的一首詩中,慨嘆他雖有雄才大略,然而時運不濟,壯志難酬的命數。
以筆者之見,毛澤東在這裡用這兩句詩來回答王海容,實際上流露出對拋出王力的複雜心情。前一句表面上說的是王力在“七二0事件”後在政治上大出風頭,成為萬人迎接的“英雄”的景象,後一句則是說他時運已盡,現已淪為階下囚。與此同時,隱隱地流露出毛為形勢所迫,某種不得已的心境——主宰王力命運的毛本人也是“不自由”的,之所以把他拋出來,是受制於時局的無奈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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