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
就在周恩來為保護陳毅和他本人苦戰之際，事態的發展果然不出其所料。王力的“八七講話”使得原本已經開始失控的外交亂局益發不可收拾。自“一月奪權”以來，外交領域受到嚴重的衝擊，國家的正常外交活動幾近癱瘓，自陳毅以下的外交部各級領導，包括副部長、司長、大使難逃被批鬥的厄運，而且中國本來已經相當左的的外交政策也受到批判，被指責為“三和一少”。
這樣一來，中國的外交政策變得更左，把國內搞的一套搬到國外去，宣傳文革，散發毛語錄，鼓動當地人起來革命，帶有強烈的“輸出革命”的色彩，四面出擊，到處樹敵，造成中國對外關係的全面緊張，在短短的幾個月時間裡，就同緬甸、印度、印尼等十幾個亞、非、歐國家發生了外交糾紛，有的甚至被迫中斷兩國的外交關係。
在這種背景下，王力的“八七講話”成為一道動員令，促使狂熱的造反派採取更加過激的行動。八月十六日，外交部造反派衝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封閉了部黨委，奪取了外交大權。他們把主管業務的副部長姬鵬飛、喬冠華等人關入地下室，而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業務監督小組”的名義行使部長職權，簽發來往電報，強令各駐外使館統一按照“打倒劉、鄧、陳”的口徑貫徹執行。此後，整個外交工作失去了控制，完全被極左狂潮所左右。幾天之後，便發生了“火燒英國代辦處”這樣嚴重違反國際關係準則的外交事件。
事件發生後，周恩來知道這下闖出大亂子，在外交上輸了理，苦心經營多年的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毀於一旦。而且外交不同於內政，對方勢必報復，與英國的激烈對抗在所難免，而且弄不好還會引發國際上的連鎖反應，形成與整個西方世界的對抗，後果難以逆料。鑒於事態嚴重，他立即出面制止，指派北京衛戍區部隊前去維持秩序，保護被揪鬥的英方代辦處人員，進行善後補救工作。周知道自己在造反派心目中的權威不夠，於是設法拉住江青、陳伯達、康生，緊急起草了一份由他和上述三人共同簽名的廣播講話稿，在現場反復播出，勸阻疏導狂熱的人群離去。
隨後，周恩來又和陳伯達一起連夜接見外事口各造反派組織代表，一反以往苦口婆心規勸的態度，極其嚴厲地批評了火燒英國代辦處的作法，宣布外交部奪權“完全是非法的”，表示﹕已經控制不住局勢了，我們再不出來講話就要犯罪了。 中央文革一干人也知道這下闖了大禍，事情不好收拾了，一旦毛澤東追究起來，無法交待。於是陳伯達不得不出來宣布﹕從現在開始，所有外交的事情，由總理全權處理。
然而，隱忍多時的周恩來這回可不想就此罷休。他在盱情度勢之後，決定在政治上轉守為攻，抓住這件事情，向中央文革展開反擊，同時伺機敦促毛澤東結束文革亂局。不過，他做得十分老到，只拿闖下大禍的王力開刀，而避免與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正面衝突。就在前述他嚴厲批評外事口造反派時，有人抬出王力的“八?七講話”為自己辯解，周當即表示﹕你們不要從王力講話裡撈稻草，一根稻草也撈不到。同時聲明﹕中央文革跟我之間沒有任何空子可鑽，如果在這裡面挑撥的話，那就要犯更嚴重的錯誤。
當然，周恩來十分清楚解鈴還須繫鈴人，任何結束文革亂局的重大決定，只能由毛澤東本人作出。不過，一直在苦撐待變的周氏確信目前火候已到，該是他本人出面敦促毛下最後決心的時候了。八月二十四日午夜，他單獨約見了當時擔任毛聯絡員的楊成武，談了他對時局的看法和憂慮，說目前局勢十分嚴重，已經失去控制。王力有一個“八?七講話”，一講就亂了，奪了外交部的權，火燒英國代辦處，表示﹕“這樣下去怎麼得了，我擔心的是連鎖反應。現在，一個是中央的領導不能動搖，一個是解放軍的威信不能動搖！”要楊成武帶上王力的“八七講話”等材料立即返回上海向毛報告。
周恩來本來就一向行事慎密，這回更是深知這件事在政治上極為敏感，事關重大，生怕弄不好會適得其反，引起毛澤東的疑心。因此在楊成武臨行前，周又再三叮囑說﹕“對王力講話，只談情況，一定不要加任何評論，叫主席自己作決斷。” 隨後，他又直接打電話給隨毛在上海的汪東興，報告了同樣的問題。
這時，毛澤東本人也從“七二０事件”後最初的衝動中冷靜下來，意識到在宣傳中連篇累牘的“揪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發展下去，勢必搞亂軍隊，使他失去手中控制局勢的最後一張王牌。為此，他隨後便提出“還我長城”，下令停止“揪軍內一小撮”這一口號的宣傳。不過，由於文革運動早已勢成騎虎，欲罷不能，毛此時還在“治”、“亂”之間舉棋不定。
周恩來的報告正好適得其時，而且分寸上也恰到好處，在不動聲色之中擺明了形勢，說中了毛澤東心頭的隱憂，促使他下決心採取重大步驟，結束“天下大亂”的局面，實現由亂到治的轉變。毛很清楚周所言並非危言聳聽，不是到了最嚴重的關頭，他也不會挺身進言的。如果再不採取行動，對造反派繼續放縱下去的話，局勢將會徹底失去控制，內亂之中再添外患，那就更加難於收場，到那時大概就要真的重上井崗山打游擊去了。
經過兩天考慮之後，毛澤東決心拋出中央文革的兩員幹將王力和關鋒（稍後又拋出戚本禹），作為文革亂局的替罪羊，並且下令約束曾經為他衝鋒陷陣的各地造反派，以便把局勢重新控制起來。八月二十六日，毛對楊成武說﹕王力、關鋒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要把他們抓起來，不要留在中央文革。你只單獨向總理一人報告，由總理負責處理。 毛並對王力的“八七講話”批了“大、大、大毒草”五個字。稍後，毛澤東又通過中央文革向北京造反派學生的五大領袖傳達了一條“最新指示”﹕“告訴小將，現在輪到他們自己犯錯誤的時候了。”
當然，毛澤東拋出文革派兩員大將，實乃迫不得已之舉，是在揮淚斬馬謖。這裡有一個插曲﹕王力被抓起來後，外交部保周反王這一派的王海容利用自己與毛的特殊關係，前去打探消息，摸毛對王力態度的底。剛從外地返京的毛隨口唸了兩句唐詩：“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隨即下了逐客令。這兩句詩是出自唐人羅隱憑吊諸葛亮的一首詩中，慨嘆他雖有雄才大略，然而時運不濟，壯志難酬的命數。
以筆者之見，毛澤東在這裡用這兩句詩來回答王海容，實際上流露出對拋出王力的複雜心情。前一句表面上說的是王力在“七二０事件”後在政治上大出風頭，成為萬人迎接的“英雄”的景象，後一句則是說他時運已盡，現已淪為階下囚。與此同時，隱隱地流露出毛為形勢所迫，某種不得已的心境——主宰王力命運的毛本人也是“不自由”的，之所以把他拋出來，是受制於時局的無奈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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