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作者高文謙。
1967年7月14日，毛澤東乘專列抵達武漢，下榻東湖賓館。
根據毛的決定，先期赶到的周恩來暫留武漢，根據中央確定的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做軍隊的思想轉彎工作。周隨即召開武漢軍區師以上幹部的會議，連續聽取支左情況的匯報，苦口婆心地勸說陳再道、鍾漢華等軍區領導主動承認錯誤，把抓的人放了。為了打消他們的思想顧慮，他還對陳、鍾交了底，說﹕要你們作檢討，不是要打倒你們，而是要保你們，並轉告他們﹕臨行前，主席說，走，到武漢去，保陳再道去。
隨後，周恩來按照中央確定的口徑，作了總結講話，在肯定了武漢軍區抓革命、促生產成績的同時，指出武漢軍區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並為此承擔了責任，說軍區解散“工人總部”，是受了他一次講話的影響；要求軍區在支左中要支持造反派，盡快實現兩派的大聯合，穩定武漢的局勢。周知道這樣一來，將會給武漢軍區造成很大的被動，需要一個思想轉彎的過程，特別強調要維護軍區的威信，並表示“工人總部”翻身以後，可能對另一派群眾組織“百萬雄師”進行報復，這個工作由中央來做。
在好不容易說服陳再道等人同意作出檢討後，周恩來準備返京，臨行前他已經預感到武漢軍區思想轉彎工作的難度很大，再加上在政治上唯江青馬首是瞻的謝富治和同來的王力對整垮陳再道和武漢軍區也不會善罷甘休，弄不好會惹出亂子，所以他又再三叮囑謝、王二人，要堅決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妥善做好軍區廣大指戰員的思想工作，促進兩派的大聯合，注意維護軍區的威信，在部隊沒有轉過彎子之前，不要輕易把中央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透露出去，以免在群眾中造成思想混亂，激化矛盾。
但是，謝富治、王力根本不聽周恩來的勸告。七月十八日晚，他們前腳送走了周氏，後腳就去了當時尚未平反的“工人總部”所在地，佩戴他們的袖標，視察據點工事，慰問武鬥致傷人員，並發表演講，把中央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和盤托出，宣稱武漢軍區支左的大方向錯了，“工人總部”等組織是革命左派，而“百萬雄師”則是保守派。謝、王這天晚上的活動，對於原本已經劍拔弩張的武漢局勢來說，無異是火上澆油，挑起了兩大派組織的激烈對抗，成為爆發“七二０事件”的導火索。
第二天，被封為革命左派的“工人總部”等造反派組織興高彩烈，敲鑼打鼓，在武漢三鎮到處用高音喇叭廣播謝富治、王力二人的講話錄音。而被打成保守組織的“百萬雄師”則群情激憤，把對中央解決武漢問題方針的不滿集中發泄在王力身上，當天聲討王力的大字報、大標語貼滿武漢街頭，並要求與王力當面辯論，討回公道。但王力置之不理。在這種情況下，“百萬雄師”一派組織被徹底激怒了。
七月二十日，“百萬雄師”這一派採取了更加激烈的行動，憤怒的人群衝入武漢東湖賓館中離毛澤東住地只有一箭之遙的地方，把王力揪到軍區大院，痛打了一頓。隨後，“百萬雄師”一派群眾和駐武漢部分官兵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武裝示威遊行，高呼“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一掃光！”“王力把矛頭指向中國人民解放軍，罪該萬死！”“周總理到武漢，王力靠邊站！”等口號，史稱“七二０事件”。
武漢軍民這種企圖迫使中央改變態度的大規模抗爭，結果卻適得其反，正好給了林彪、江青聯手進一步大做文章的口實。事件發生的當天，林彪便在北京以接班人身份親自召集緊急會議，一口咬定這是陳再道搞的“反革命兵變”，企圖“謀害主席”，聲稱情況危急，必須對武漢採取斷然措施。周恩來則和江青一樣，更擔心毛澤東的安全問題。鑒於局勢已經失控，周提議要毛立即離開武漢，轉移到上海去，並且自告奮勇重返武漢救駕，平息事態，做好事變的善後工作。
“七二０事件”對毛澤東來說，不啻是當頭一棒，完全打亂了他原來準備就地解決武漢問題的設想，而且期待已久的重游長江的計劃也隨之泡湯。儘管毛不大相信林彪所說的這是陳再道預謀發動的一場“兵變”，但是憤怒的人群來勢洶洶，竟然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揪走王力作為人質，強迫中央改變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這種公然對抗中央的行動，還是令毛受到不小的震動，產生一種草木皆兵的感覺。
在這種情況下，本來已經開始有心結束文革運動的毛澤東思想上又出現了一個反復，對當時的局勢作了異常嚴重的估計，認為自己進了“賊窩子”，右派正在進行反撲，現在不單是武漢的問題，而是全國的問題。 在這種判斷的驅使下，從來不坐飛機的毛接受了眾人的勸說，在周恩來的安排下，趁夜色匆匆忙忙地飛離武漢，前往上海避難。
毛澤東這種對時局的嚴重估計，對本來已經大亂的局勢更是火上澆油，給了林彪、江青對武漢軍區大興問罪之師的尚方寶劍，後來喧囂一時的“揪軍內一小撮”的浪潮便由此而來。在處理武漢“七二０事件”的問題上，林、江二人一唱一和，彼此有著共同的利益﹕林彪想通過整垮武漢軍區來懾服軍中原四方面軍的眾多將領，為他自己以後全面執掌軍權立威；而江青則想藉此殺一儆百，迫使軍隊在支左中聽命於中央文革，協助各地的造反派掌權。
為此，林彪親自出馬，主持召開中央文革小組會議，把“七二０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決定在北京召開百萬人的群眾集會和在全國各地舉行三軍武裝遊行，聲討“七二０事件”。林彪並決定親臨大會，稱這樣做“目的在於增加左派的威力，打擊右派的氣焰”，提出“應當壯大聲勢，並使這個聲勢擴大到全國去。”
中央文革則積極配合，從七月下旬開始，分別向各地造反派組織吹風打招呼，稱當前文革運動的重心已經從地方轉向軍隊，“揪軍內一小撮”是兩個司令部展開最後決戰的“新階段”。與此同時，中央文革開動了所有的宣傳機器，連篇累牘地發表“揪軍內一小撮”的新聞報道和社論文章，指稱“這是鬥爭的大方向”。各地的造反派則聞風而動，到處衝擊軍事機關，揪“陳再道式的人物”及其“黑後台”。這樣一來，局勢愈發不可收拾。
應該指出的是，目前大陸官方把造成上述亂局的責任完全算在林彪、江青的頭上並不公道，實際上禍首仍是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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