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作者高文謙。
就這樣，以文革派的兩員大將王力、關鋒淪為階下囚為標誌，毛澤東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在經歷了一年零三個月的天下大亂之後，終於開始收場了。周恩來的政治處境也隨之改善，不僅擺脫了曾經一度岌岌可危的處境，重新在政治上站穩了腳跟，而且令對手損兵折將，元氣大傷，著實讓中央文革一干人領教了他的手段，在對待他的態度上大大收斂。
更讓周恩來大大鬆了一口氣的是，毛澤東對他的態度也有了一個明顯的變化，一再出面安撫籠絡。在得知周心臟病發作病倒以後，毛特意從上海傳話過來表示關心，要他注意休息，不要勞累過度。隨後，毛又在接見各地黨政軍負責人的談話中，提出要批評“極左派”，指出外事口有“黑手”和“陰謀集團”；並在審閱姚文元奉命寫的《評陶鑄的兩本書》時特別加了一段話，點了前一段在社會上反周最力的造反派組織“五?一六”的名。不僅如此，稍後，毛還打破緘默，對“伍豪啟事”一事作了明確的表態﹕“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污蔑。”
對於毛澤東這一連串安撫的舉動，周恩來不免感到受寵若驚，不過也明白毛的用意所在，無非是要依靠他去收拾文革的爛攤子，在政治上營造一個毛所設想的從“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局面，好對黨內外有所交代。對此，周本人雖知這個差事不好幹，卻並不想推辭，而是竭盡所能地擔當起來。實際上，從文革發動之初，他心裡就在默默地等待著這一天，結束亂局，重新恢復國家社會的正常秩序。現在這一天終於到來了，可以施展自己治國平天下的身手了。
當然，周恩來也深知收拾文革亂局決非易事，而是困難重重，大亂之後國家正處於內憂外患之中，百端待舉。不僅各地的造反派已成脫韁野馬，難於控制，而且還將多方受制，投鼠忌器，只能在十分有限的範圍內做些補救工作。與此同時，強鄰環伺，中蘇兩國之間處於戰爭的邊緣。儘管如此，周還是決意要把這件事情做下去，畢竟這樣總要比天下大亂好得多，況且經過文革風暴以後，黨內已經很難再找出第二個合適的人選來做這件事情了。對此，周氏內心深處是有著一種義不容辭的使命感的。
在以後一年多的時間裡，周恩來按照毛澤東的意圖，盡心竭力同時又小心翼翼地收拾文革亂局，為召開中共九大創造條件。他一個省一個省地做工作，解決當地的老大難問題，並以中央的名義發布多項布告、命令，嚴令禁止武鬥和中斷交通運輸，敦促兩派拆除工事，封存武器，恢復生產，共同維護交通運輸的通暢。對於一些武鬥嚴重的地區，調集力量實行軍管。與此同時，他要求各群眾組織開展整風學習，消除派性，實現大聯合。在此基礎上，推動解放幹部的工作，成立各級革委會，重新恢復社會正常秩序，引導全國各地相繼轉入了毛所設想的“鬥、批、改”階段。
但是，放縱容易收束難。上述收拾文革亂局的過程步履艱難，其間幾經周折，歷時近兩年，其中包括發生了一九六八年三月的“楊、余、傅事件”，和其後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反擊右傾翻案風”這樣大的反復。但是，由於毛澤東的決心已下，周恩來在主持其事時又始終小心翼翼，恪守政治底線，絕不去觸動文革本身，最多只是在一些局部的問題上糾偏補漏，避免觸怒毛。所以雖然整個過程一波三折，一拖再拖，但沒有出現根本的逆轉，最後總算是把局勢重新控制起來。到一九六八年九月，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全部建立了革委會，實現了所謂“全國山河一片紅”。
在毛澤東結束文革運動的全盤考慮中，如何給劉少奇的歷史問題定案佔有很重的分量，遠遠超過他對諸如恢復生產、穩定社會秩序一類問題的關注程度。毛十分清楚他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已經把整個國家拖入一場空前的動亂和內戰之中，如果拿不出開展這場運動的“豐碩成果”，他在政治上就無法交代。正是出於這種需要，毛澤東決意繼續拿劉少奇開刀，在他的歷史問題上大做文章。因為只有設法證明劉少奇的問題極其嚴重，才能顯示出發動文革這場運動是“完全必要的”和“非常及時的”。
為此，毛澤東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下旬剛從外地返回北京後，就親自召集會議，把給劉少奇歷史問題定案一事正式提了出來，要求把它作為召開黨的九大各項準備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來抓，並且一直抓得很緊。隨後，在中央文革碰頭會開始著手進行九大的籌備工作時，毛又就專門對“解決劉少奇的問題”作了部署，要求一定要抓緊劉案的審查工作，無論如何也要在九大前把劉少奇的歷史問題“落實”下來。
這件事最初落到了周恩來的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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