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共党史问题研究
3.马林观点受到批评
马林以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的观点，虽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仍然受到部分抵制和批评。如：
(1)维经斯基：不能无条件支持国民党。1923年2月，维经斯基指出，孙中山不支持二七罢工，反驳了马林国民党与工人联系密切的观点。此外，维经斯基指出，孙中山与军阀联系密切，反驳马林关于国民党革命性的观点。1923年3月27日，维经斯基在中共三大召开前，给萨法罗夫拍电报说：“建议在党代会和工会代表大会结束前让马林留在中国，指示他不要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而要向孙逸仙提出条件：第一，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与督军建立军事联盟上，而要放在建立全国性的政党上；第二，支持工人和学生运动；第三，断绝同张作霖、段祺瑞的联系。”(56)
(2)维经斯基：无产阶级是领导者。1925年10月2日，瓦西里耶夫给维经斯基写信，批评他关于无产阶级是国民运动领导者的观点，是“重复了中国同志的左倾观点”：“您8月19日的来信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无产阶级是领导者，农民、知识分子、中小资产阶级是基础，是中介。应当怎样理解这一点呢？这难道不是同我们的观点直接相悖，明显重复了中国同志的左倾观点吗？”(57)此话说明，维经斯基曾明确主张，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而且，与一部分中国同志意见一致。
(3)张国焘：马林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1923年5月30日，马林给拉狄克、萨法罗夫写信，谈到张国焘的观点：“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保持我们的独立自主？为国民党的发展，我们合作到何种程度？应在哪些问题上批评国民党等等。他还说我有过错。”(58)张国焘1923年11月16日给维经斯基、穆辛写信：“马林的观点如下……中国共产党是人为地组织起来的；而且也产生得过早。目前在中国只能发展国民运动。”
(4)斯列帕克：让党还是一个党。1923年8月25日，俄罗斯通讯社驻华记者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写信，批评越飞、马林让共产党人做资产阶级的尾巴。他写道：“让党还是一个党，全面开展自己的工作吧，但愿任何贯彻越飞的观点或外交人民委员部其他代表的观点的马林们，不要使党陷入一会儿向这位将军点头，一会儿向另一位将军点头的变化不定的窘境。”
(5)共产国际指示：争取领导权。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最近的工人运动事件(大规模罢工)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极大意义。(59)该指示强调农民问题，强调共产党应该争取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实际上是一定程度修正了马林的错误，部分纠正“二次革命论”。但陈独秀在中共三大召开后收到该文件，以致中共三大文件没有体现该指示的精神。
这个指示表明，共产国际对于中共的指示前后不一致，其指导文件不是一个完整的、成熟的思想体系。
4.马林本人批评国民党
马林在1923年夏秋离开中国前，意识到国民党与军阀联系密切，不接近工农等缺点，对国民党无意改造提出批评。如：
(1)写文章批评国民党。1923年5月9日，马林在《向导》上化名孙铎发表的文章说：“国民党的注意力太完全放在军事上和放在政客议员的秘密计划上。”在7月1日《前锋》创刊号上，马林以笔名孙铎发表《关于中国国民运动》的文章，继续批评国民党。胡汉民看后，说马林的思想方法不是中国人的思想方法。
(2)对孙中山的失望。中共三大结束后，陈独秀、毛泽东等新的中央执委会成员联名给孙中山写信说：“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法，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一脉相承的印象……”但孙中山对陈独秀说：“国民党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力量。”陈独秀问：“如何建立？”孙中山说：“党只有到紧急关头才能一马当先。现在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南方广东可以建立根据地，然后我们必须设法在东北或西北得到一支军事力量。靠这些力量的协作我们将使革命取得胜利。”
对于孙中山的回答，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说：“凭这种观点，就不可能期望国民党的领袖们会很快采取主动，把国民党变成一个现代的政党。”(60)
(3)给廖仲恺写信批评国民党。1923年7月21日，马林在离开中国前给廖仲恺写信，谈国民党的缺点：“国民党从不召开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三民主义的实行日益封建主义化；党只依靠军阀，不断向封建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妥协；对许多重大问题，如世界大战，五四运动，京汉铁路大屠杀等不领导、不参与，党没有成为国民运动的领导者，却与封建军阀为伍；家长制的观念代替了党的纪律；违反党义的现象司空见惯。”(61)
(4)反对越飞援助国民党。针对孙中山开除陈独秀，马林对孙中山说“援助问题与共产党人能否留在国民党内没有关系”，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即使孙中山开除了陈独秀，也不影响苏联对国民党的经济援助；另一层意思，孙中山即便不开除陈独秀，也不一定得到苏联的经济援助。从当时的情况看，马林是前一层意思；但事后，马林更倾向后一层含义。他在7月18日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中说，“不能为了孙氏王朝控制广东再把200万元塞进南方将领们的腰包。”(62)
7月20日，马林在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中，再次谈到不希望继续援助孙中山的观点：“如果你愿意拿少量的钱支持我提出的宣传工作，我认为派一个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人员住在中国的这个地方是有益的。这样人数不多的共产党组织可以富有成效地进行工作，我们不用再为孙在南方毫无胜利希望的军事纠葛耗费金钱，如果你们让孙保持控制权，那对于整个运动将是有害的，如果不能给我们(共产党)小组以资助，那就不值得在中国长期安排一个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人员。”(63)
五、陈独秀部分地纠正了“二次革命论”
1.陈独秀部分地纠正“二次革命论”
受以上因素等影响，加上陈独秀内心深处是反对加入国民党，因此，1924年以后部分地抵制了“二次革命论”。如：
(1)批评孙中山。1923年7月11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发表《北京政变与国民党》，批评孙中山说：国民党“应该起来统率国民做革命运动，便应该断然抛弃以前徘徊军阀之间，鼓吹什么四派势力的裁兵会议与和平统一政策。”(64)在同期《向导》上，陈独秀发表《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说》：“若孙中山可以和曹锟携手，那末，北伐伐谁？那末，岂不是孙中山和陈炯明、沈鸿英走到一条道路？那末孙中山可以联曹，何以陈炯明、沈鸿英联曹便罪该万死？”(65)陈独秀的批评激怒了孙中山，以致后者要开除陈独秀的国民党党籍。
1923年7月20日，马林曾给越飞和达夫谦写信说：“陈独秀只想利用国民党。他的宣传工作只考虑共产党的组织，干的是同国民党决裂的事。孙中山告诉我(我已向你们报告过)，这个周报上的批评是无法接受的，如果陈独秀不放弃批评，孙一定要把他开除出党。”(66)说明马林已经看出，陈独秀一方面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加入国民党，另一方面，在实际宣传中，抵制被国民党领导。
(2)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1924年7月13日陈独秀致维经斯基信：“您需要紧急给鲍罗廷同志发一份电报，请他提供实际情况报告。我们期待你们将根据他的报告制订共产国际的新政策。我们认为，对国民党的支持不能沿用以前的形式，我们应该有选择地采取行动。这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67)
北京政变后，孙中山准备北上，但陈独秀反对他与军阀合作。维经斯基1924年11月30日抵达上海的当天，给季诺维也夫拍电报说，在共产党人中，出现了一股与国民党决裂的思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拥护召开国民会议和上面提出的其他口号，并不认为孙逸仙北上问题有特别的意义”。
(3)指出资产阶级的不革命性。“五卅”运动后期，针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态度，1925年11月，陈独秀写《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说：“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应该有革命的要求，然而在实际上，它已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部分。”(68)这个思想，根本上否定了《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的有关资产阶级的观点。
(4)国民革命成功需要工人农民力量。1926年，陈独秀批判戴季陶主义时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展与集中为正比例。”(69)这个思想，修改了1923年的两篇文章中的观点，强调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决定国民革命的成功。
(5)希望退出国民党。陈独秀等人希望退出国民党，希望树立共产党的独立旗帜，鲍罗廷非常清楚。1926年2月15日，鲍罗廷在回答加拉罕“您能否谈谈一年前共产党人是如何反对在国民党中央工作的？”问题时，鲍罗廷说：“其实是我们逼着他们工作的。其实我们知道，共产党人拒绝同国民党合作，他们想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从1920年，即共产党成立时起，问题就这样摆着。我也对这些领袖们说，是共产国际逼迫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为的是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进行合作。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人应该同你们合作。我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认为，到了散伙的时候，我想，共产党人对这种情况是求之不得的。”(70)
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陈独秀、彭述之在1926年秋提出退出国民党“陈彭提案”。1929年10月10日，陈独秀给中共中央常委写信说：“我个人曾几次提议准备退出国民党，独立领导革命，都为中央多数同志及国际所阻止。”(71)“独立领导革命”，即强调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
陈独秀在1929年12月10日《告全党同志书》里说：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退出国民党……我又和鲍罗廷商量，他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下去。(72)曼达良、纳索诺夫和阿尔布列赫尔回到莫斯科后，于1927年5月21日作报告，指责陈独秀没有执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反对工人加入国民党：“(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指示)2月22日才收到，晚了19天。中央委员会表面上赞同这个指示，但陈独秀声称，有一点他不能同意，这就是必须让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然而，正是通过让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才有可能根据这个指示采取其他一些措施。这是隐蔽地打算把共产党同国民党分割开，自愿地把国民党交给右派，因为上海共产党80％是由产业工人组成的。”(73)
蒋介石叛变革命前，陈独秀和汪精卫谈话，希望汪精卫提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1930年1月29日，瞿秋白在“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批判陈独秀时，转述陈独秀1927年4月对汪精卫说的话：“我们共产党人也许是想退出国民党的，但由于现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分子主张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所以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宜向莫斯科提出这一建议，否则人们会怀疑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而您汪精卫纯属国民党人士，在这个问题上完全可以避嫌，要是您提出这一建议，斯大林肯定会同意。”(74)陈独秀的话表明，他希望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不希望在国民党领导下工作。
1930年1月25日，张国焘在第一次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说：陈独秀“要么干脆退出国民党，要么索性同国民党合并。”(75)张国焘的话说明，陈独秀在与国民党的关系上，是矛盾的。一方面是自己内心的主张，退出来，与国民党采取“党外合作”，一方面是不得不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加入国民党。
(6)争夺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拉菲斯1926年12月14日在莫斯科作报告，批评陈独秀说：“7月底陈独秀同志在远东局全会上作了中央扩大全会的总结报告……有三点使我们感到惊讶：(1)陈独秀同志把‘与左倾军阀勾结在一起的民族资产阶级争夺国民运动领导权的斗争’当作时局的基本特点……”(76)此话表明，陈独秀在整理党务案发生后，一度公开主张与民族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
1927年年初，上海举行三次工人起义，陈独秀反对让资产阶级做“先锋队”(领导者)。他说：“参加下一次发动的力量将是(1)工人；(2)国民党军事力量；(3)资产阶级。但不要把资产阶级作先锋队”。
(7)C. P. 实际上一度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中说：“五卅”之后，不及一年，又有北伐的革命高潮之发展。中国工人阶级在C. P. 领导下，做了中国革命之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领导者。(77)蔡和森的话说明，“二次革命论”在中国大革命的一段时期，在实际行动上被抵制了。
(8)行向社会主义。陈独秀1927年4月6日在《向导》写信说：“我们以为中国国民革命成功后的经济建设，在主观上在客观上，都不必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全社会的主要生产制度，而可以采用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即是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陈独秀特别强调：“只有在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革命的国家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才能够由此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78)这个思想表明，上海工人起义胜利后，陈独秀思考国民革命前途时，已经把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前途联系在一起，但他回避了民主革命胜利后，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问题，只讲了先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仍然带了“二次革命论”的痕迹。
2.对于陈独秀自纠“二次革命论”的批判
陈独秀虽然抵制了“二次革命论”，但由于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共产党一直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最终导致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自纠“二次革命论”的积极意义，被批评者全部否定了。如：
(1)王稼祥批评陈独秀自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1930年1月25日，王稼祥(科穆纳尔)在“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第一个发言，针对陈独秀在批判戴季陶主义时，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展与集中为正比例。”(79)这个思想恰好反映了陈独秀对于“二次革命论”的纠正，应该是正确的观点，但王稼祥批评陈独秀“跳到了另一极端”(80)王稼祥的发言，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发言，现在看来，有历史局限性。
(2)维经斯基：陈独秀不愿意执行党中央的决议。维经斯基看出陈独秀在大革命中并不想执行党的决议，1930年2月6日在第三次苏联中国问题研讨会上发言说：“陈独秀本人并不愿意执行党中央、党历次全会和代表大会的决议。”(81)另一方面，维经斯基在后面接着说：“但中共留在国民党内时处境异常困难。”说明陈独秀所以不愿意执行党的决议和决定，是他不希望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这句话的另外一层意思是，陈独秀虽然一度主张“二次革命论”，但在执行中，他是矛盾的，有抵制的。
(3)王稼祥：陈独秀遭到了共产国际方针指引的党员群众的抵制。1930年1月25日，王稼祥(科穆纳尔)在“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说：“不过，陈独秀遭到了共产国际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遭到了革命工人和自觉按照共产国际所指引的方针前进的党员群众的抵制，因而他不可能完全实现他的理论。”(82)王稼祥的讲话，否定了陈独秀本人自己纠正错误，抵制共产国际错误决议的一些正确做法，同样有历史的局限性。
六、对于共产国际错误的批评
1.共产国际未纠正“二次革命论”的错误
1922年共产国际确定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策略后，一直坚持了这个观点，直到大革命失败。如：
(1)拉狄克：国民政府是工农政府。1927年5月18日，布哈林在共产国际八大上作报告，指出托洛茨基的战友拉狄克曾经把国民党定性为“工农政府”：1927年，拉狄克在一本为青年教育特别是为中国青年的教育而出版的大学生丛书(第1卷第251页)的《中国革命问题》一文中写道：“从广州政府的社会税收政策和农业政策看，它是第一个工农政府(着重号是拉狄克加的)，仅这一点就为……建立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创造了条件。”(83)布哈林反驳托洛茨基时，反驳了托洛茨基的战友拉狄克，说明拉狄克1927年在书中认为，国民政府是工农政府。
(2)斯大林：武汉政府很快成为工农政府。1927年5月24日，斯大林本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反驳托洛茨基说：“现在的武汉政府是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呢？不，暂时还不是，而且不会很快就成为这样的机关。但是在革命进一步发展时，在这一革命取得胜利时，它是有一切机会发展成这样的机关的。共产国际的方针就是如此。托洛茨基看问题则完全不同。他认为武汉是‘空架子’，而不是革命运动的中心。”(84)针对斯大林关于国民党是工农党问题，托洛茨基1928年6月8日写《中国革命的回顾及其前途》说：关于共产党有加入国民党之必要的问题，人们曾用了以下的话来辩护说：“国民党的社会成分是一个工农的党。国民党中十分之九——此数目字反复重复过千百次——是倾向革命而可以与共产党携手并进的。”然而在上海武汉叛变以后，这些十分之九的革命的国民党便如泥牛入海踪迹全无了。(85)
(3)罗易：国民党是民主专政机关。罗易在1927年5月9日五大结束的发言中，把国民党看成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三个阶级的民主专政机关：“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为中国革命提出下列口号……‘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万岁’，并由此产生另一个口号：‘三个阶级的民主专政机关——国民党万岁！’”(86)
2.共产国际代表的批评
共产国际代表不敢批评上级犯的错误，但偶尔也指出共产国际的错误。如：
(1)鲍罗廷：国际方针前后是两截的。蔡和森转述鲍罗廷的话后说：国际方针前后是两截的，中国革命的失败，国际负了责任。也就是说中国党没有改良主义、机会主义，国际以前的政策才是改良主义、机会主义。老鲍不说布哈林领导的第三国际“不懂中国情形”，不说斯大林领导的俄国党中央“政策太左”，而把一切罪过归于季诺维也夫，实际便是把中国机会主义的责任归于第三国际，而自己表面反似站在维护斯大林的立场说话。(87)这段话表明，鲍罗廷以否定季诺维也夫的名义，否定了共产国际前一阶段的指示。
(2)鲍罗廷：希望揭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其他原因。鲍罗廷1930年1月29日在第二次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说：“在研究中共党史、革命史和中共失败的原因时，不要只局限于研究陈独秀主义，因为我已说过，尽管在很大程度上陈独秀要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责任，但也有其他一些原因，我们必须把这些原因揭示出来。”(88)
(3)马林：在斯大林等人指挥下付出沉重代价。马林三十年代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他提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尽管享有发展真正的群众和真正的群众组织的机会，共产党人都变成了国民党领袖的工具。既然成了工具，就让他们放手铸造后来只对蒋介石一个人有用的武器。在中国所采取的准备步骤本来可以证明大大有利于工人运动的发展。但是在斯大林、加拉罕和罗易(一个天生的民族主义者！)指挥下，为发展群众宣传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89)马林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有错误，成了国民党的工具，斯大林等人有错误，而他自己提出的建议则没有错。
(4)维经斯基承认在领导权问题上犯了错误。1930年2月6日，维经斯基在第三次“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时说：“在1925年，我和许多与我共事的同志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看法是这样的：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将通过民族解放运动逐渐成为领导者，而1925年的运动是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开端。我们就是这样理解的。由于无产阶级与客观上革命的资产阶级是联盟关系，所以在具体体现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即在具体争夺领导权问题上，我们犯了极其重大的错误。”(90)维经斯基是共产国际代表，他的话表明，不是陈独秀一个人犯了领导权(“二次革命论”的核心问题)的错误，“与我共事的同志”，包括布哈林、马林等人。
3.反对派的批评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作为反对派，公开的批评了斯大林、布哈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中犯的策略错误。如：
(1)季诺维也夫：共产党加入国民政府隐藏巨大危险。1927年，季诺维也夫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政府，必须有如下条件：1.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独立；2.完全有自由向群众批评国民党的错误；3.共产党本身和共产国际非常严格地监督他们在国民政府中的代表；4.中国共产党人可以利用一切机会提出苏维埃的口号；5.政府的立场是，“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列宁语)。没有这些条件，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就隐藏着巨大的危险。(91)
(2)国民党是工农党？托洛茨基1927年5月7日在共产国际八大上反驳斯大林说：“据斯大林观察国民党的基础，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工农联盟，殊不知这种观察是绝对错误的……那么我们就要问，国民党既是工农党，为什么组织工农兵苏维埃，又是反对国民党的政权呢？”(92)
4.陈独秀的批评
陈独秀作为当事人，在被开除党籍以后，公开的批评共产国际的错误，为自己辩解。如：
(1)斯大林派不公平。1930年1月29日，瞿秋白在“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批判陈独秀时，转述陈独秀的话说：“斯大林派本身在中国革命方面犯有严重的错误，所以，把过错推到我和中国党身上是不公平的。”(93)说明瞿秋白等人已经知道，陈独秀并不否定自己犯了错误，而是希望同样犯了错误的斯大林等人，要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不能叫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承当一切责任。
(2)把国民党看成是阶级联盟。马林认为，国民党是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几个阶级的联盟，这个思想首先得到了布哈林的赞成，然后得到斯大林的赞成。陈独秀1923年去莫斯科后，接受了这个观点，并成为其发挥“二次革命论”的基础。1929年8月5日，陈独秀给中共中央写信说：“把国民党看做是一种各阶级的政治联盟，而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这本是我们党传统的错误。”(94)
(3)犯了执行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错误。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一开始就说：“我自从一九二○年(民国九年)随诸同志之后创立本党以来，忠实的执行了国际领导者史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的政策，使中国革命遭了可耻的悲惨失败。”(95)陈独秀的逻辑是，共产国际先错，我因为执行你们的政策而犯了错误。
(4)犯了对国民党阶级性认识上的错误。陈独秀等人在开除党籍以后，1929年12月15日写《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说：“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之总的原因，是由于对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国民党的阶级性认识之根本错误，有了根本错误的认识，遂发生了错误的策略，主要的就是帮助并且拥护资产阶级，不使中国无产阶级有它自己的真正独立政党领导革命到底。”(96)“国际称它为‘各阶级联盟’或‘四个阶级的联盟’。这分明是组织上的阶级混合，而不是某一个时期某一运动中两个独立政党行动上的联盟。”(97)陈独秀等人把国民党比作狮子灯，要共产党和国民党同时进去舞，因为混合了组织，共产党面目不清，结果共产党不仅不能经过国民党争取群众，相反丧失了下层群众。(98)
(5)犯了“混合组织”的错误。列宁反对“混合组织”的观点，深得陈独秀的赞成。陈独秀认为，中国大革命失败不是斯大林和布哈林说的共产党幼稚，而是由于共产国际犯了“混合组织”等错误，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1929年12月起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说：“列宁常常引用巴尔夫斯的话说：‘我们无论何时都不应忘记的条件是，共同奋斗，分别走路，不混合组织，看同盟者犹如看敌人一样’。”“列宁则坚持只能和社会革命党有政治上的联盟，而不能在组织上和它混合。”(99)
七、对共产国际错误的维护及对陈独秀的批判
1.斯大林、布哈林为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辩护
斯大林、布哈林在许多场合，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政策的进行辩护。如：
(1)斯大林：退出国民党是让出阵地。斯大林于1926年5月13日批评托洛茨基等人说：“反对派要求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和实质上把国民党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右派的方针，则是拱手让出中国革命阵地，迎合取消派，不再让中国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100)
(2)斯大林：退出国民党即退出战场。1927年4月21日，《真理报》刊登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继续批判拉狄克：“反对派(拉狄克及其同伙)的基本错误是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懂得中国革命现在处于什么阶段，不懂得中国革命目前的国际环境……反对派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不适当的。因此，反对派认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这就是说，退出战场，抛弃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同盟者使国民党敌人称快。”(101)
(3)斯大林：退出国民党有利于敌人。1927年4月21日，斯大林发表《中国革命问题》中说：“反对派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不适当的。因此，反对派认为共产党最好退出国民党。但是现在，当整个帝国主义匪帮及其一切走狗要求把共产党人赶出国民党的时候，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退出战场，抛弃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同盟者，使革命的敌人称快。这就是说，削弱共产党，破坏革命的国民党，帮助上海的卡维涅克们，把中国一切旗帜中最受欢迎的国民党旗帜交给国民党右派。”(102)
(4)斯大林：不与国民党合作是不正确的。1927年7月9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写信说：“我不认为，退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就可以改善共产党的处境和‘使他们站稳脚跟’。相反，退出只会便于屠杀共产党人，造成新的分歧，可能还会造成某种分裂，但是，没有别的路可走，反正最终我们还得走上这条道路。这个时期需要经过，而且必须经过……有的人(有的人！)对此解释说，这里的过错是同国民党合作，这种合作束缚了中共的手脚，使它不能独立自主。这也是不正确的。”(103)
(5)布哈林：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没有错。布哈林1928年6月在中共六大上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曾经可能拥护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那末共产党加入这一般的组织，加入国民党是否一个错误呢？是否后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根基就在这一点呢？是否这是一最大的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在这一错误上又发生了后来许多机会主义的错误，最后促成了我党严重失败的根源呢？我想对于这问题，下一个否定的回答，因为我们的错误，不是在这里。我们的错误或中共的错误，不是在于加入国民党。”(104)说明布哈林已经意识到加入国民党是全部问题的要害。他在全心全意为斯大林辩护不久，自己被打倒，但他在六大上的发言，却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模糊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真正原因差不多一个世纪！
2.中国同志对共产国际的维护
中国同志在莫斯科的研讨会上，一般都维护了共产国际。如：
(1)王稼祥批评陈独秀。1930年1月25日，王稼祥(科穆纳尔)在“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作中心发言，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断定国民党是几个被压迫阶级联盟的党。”陈独秀认为，国民党是各阶级合作的党，斯大林说：“国民党是几个阶级的联盟的党，我们之所以着重指出联盟这一形式，是因为其他阶级除参加这种共同的联盟之外，还有它们自己的政党。”(105)言下之意，斯大林并没有同意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而只同意共产党作为独立的政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外合作建立联盟关系。斯大林的话，是不符合历史的事实的。马林曾批评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坚持其独立性是搞宗派活动，说明国民党与共产党从来不是平等的独立的关系，而是“加入”的关系。
王稼祥说：“这种阶级合作的观点势必会使无产阶级受自由资产阶级的摆布，充当资产阶级的尾巴”。(106)阶级合作，是马林的观点，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恰好是陈独秀本人极力反对的观点。王稼祥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把这个观点归于陈独秀，有历史的局限性。
(2)张国焘：国民党性质。张国焘在1930年1月25日在“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发言，说，“共产国际非常明确地指出，国民党是不同阶级的联盟，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提高工农在国民党内的比重。”(107)张国焘的观点与王稼祥一样，赞成斯大林的观点。但斯大林当初认为，国民党是工农党，是工人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1923年，共产国际决议明确说：国民党一个“民族革命组织，它以自由民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学生和工人为依据。”大革命失败以后，张国焘在当时情况下，回避了共产国际当时的决议。
(3)瞿秋白：未及时开展斗争。1930年1月29日，瞿秋白在“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批判陈独秀时，说：“当然，人们可以责问我们：他写这些文章时你们上哪儿去了？对这个问题要直截了当地作出回答。我们党的整个历史表明，它虽然是无产阶级和部分农民的群众性革命运动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但起初只是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主义小组。所以，要想建立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的中国党，一开始就得同小资产阶级任何微小的动摇展开斗争。可是，我们未能及时完成这一任务。”(108)瞿秋白认为，陈独秀的错误与共产国际无关，自己及其他共产党人的错误是未及时与之斗争。这个观点有历史的局限性，陈独秀的错误是执行共产国际决议而犯的错误，兹不赘述。
3.批判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未涉及共产国际
中国部分同志在莫斯科研讨会上的发言批评陈独秀，一般都避免共产国际与其联系。如：
(1)张国焘的批判。1930年1月25日，张国焘在第一次“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发言：“他(陈独秀)认为，中国的革命应当由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只有等革命结束后即资产阶级革命彻底胜利之后，无产阶级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109)张国焘批判陈独秀而不涉及马林和共产国际，有时代局限性。
(2)瞿秋白的批判。1930年1月29日，瞿秋白在第二次“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发言说：“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陈独秀)主张只有到中国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时才可以进行真正共产的无产阶级革命。”(110)陈独秀的这个思想，最初也是来自马林，共产国际也明确指示，先与国民党合作，进行国民革命。
(3)李立三的批判。1930年2月1日，李立三作《党史报告》认为，张国焘等在西湖会议上反对加入国民党和陈独秀、瞿秋白等人主张加入国民党一样，都是“二次革命论”。他说：“陈独秀、瞿秋白等主张加入国民党，他们的理论则最机会主义没有了，他们以为目前是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是将来的事，甚至陈独秀说党早生了五年。”(111)党是早产儿的观点，来于马林；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来于马林和共产国际，李立三1930年作的《党史报告》，有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
八、结语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源于马林和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策略错误。错在把国民党这一资产阶级政党，理解为人民党、工农党，导致了大革命的最终失败。陈独秀希望退出国民党，停止“二次革命论”的错误，但被共产国际拒绝了。八十四年前，即1929年，陈独秀本人即提出，共产国际错了，他本人也错了。如本文所述，此话是可以成立的。
注释：
①④⑤⑨(11)(12)(18)(31)(32)(39)(40)(47)(50)(51)(52)(54)(58)(59)(60)(61)(62)(63)(66)《共产国际、俄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下》(第二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239、235、446－447、241、436、436、222、324、352、490、495、423、470－471、470、473、564、449、446、499、430－432、424、427、425页。
②⑥⑧(13)(14)(17)(30)(41)(49)(56)(57)(67)《俄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运动(1920－1925)》(第一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82、189、190－191、66、337、190－191、180、262、442、238、703、507页。
③⑦(16)(19)(20)(21)(22)(23)(24)(25)(26)(27)(28)(29)(43)(53)(89)(111)转自《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243、224、230、235、67、68、30、29、69、69、195、200、225、201、265、264、227、270页。
⑩(15)(34)(42)(45)(48)(69)(74)(75)(79)(80)(81)(82)(83)(84)(85)(88)(90)(92)(93)(101)(102)(104)(105)(106)(107)(108)(109)(110)《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下》(第六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419、99、427、427、435、14、412、433、419、412、412、463、417、117、226、339、440、467、99、426、81、83、297－298、411－412、409、420、434、420、426页。
(33)(71)(72)(94)(95)(96)(97)(98)(99)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1、68、90、40、85、106－107、109、112、109页。
(35)郑超麟：《怀旧集》，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235页。
(36)(37)(38)(64)(65)(68)(78)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52、563、564、519、526、949、1238页。
(44)(77)(87)《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2、104、97页。
(46)(55)(70)《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运动(1926－1927)上》第三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590、220－221、138页。
(73)(76)(91)(100)(103)《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运动(1926－1927)下》(第四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261、39－40、254、256、406页。
(86)《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第五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420页。
朱洪，《学术界》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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