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 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 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這部著作，多位中共高官儘管並非都同意其觀點，也都承認，其史料“没有编造”。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
在為“大躍進”收拾殘局的過程中，周恩來有一種不祥之感，一直試圖在政治上走鋼絲，一方面積極配合劉少奇主持的對“大躍進”後果的糾偏，同時又體諒毛澤東騎虎難下的困境，盡量顧全他的面子。並且試圖緩和毛、劉之間的緊張關係，充當了一個和事佬的角色。
在“大躍進”引發的日益嚴重的黨內分歧中，周恩來一直企圖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竭力不偏不倚，避免捲入是非之中，並試圖緩和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緊張關係，充當了一個和事佬的角色。作為整個國家內政外交的大管家，當時又擔任中央“瓜菜代”領導小組負責人的周氏當然很清楚各地大量餓死人的實情，深知問題的嚴重性，內心是贊同並支持劉少奇所採取的調整舉措的，以挽救瀕於崩潰的國民經濟。但是，他又深知毛的為人—既不甘認輸，而且還在伺機殺回馬槍，因而表現得小心翼翼，處處謹言慎行，盡量顧全毛的面子。
在六十年代初的國民經濟調整中，周恩來充分顯示出善於左右逢源的本領。一方面，他率領國務院各部委，在實際工作中全力配合劉少奇主持的對“大躍進”後果的糾偏。另一方面，他又體諒毛澤東騎虎難下的困境，刻意保持低調，決不主動提出有關涉及在全局上糾偏的建議，等待毛自己轉彎或由劉出來挑頭。為了避免刺激毛，周煞費心思地對國家計委提出的一九六一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報告作了修改，將其中“整頓”改為“調整”，又加上了“充實”，形成後來著名的“八字方針”。與此同時，他埋頭具體工作，忙於調糧救災，只談經濟不談政治，與劉少奇等人保持距離。
在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周恩來在一九六二年初七千人大會上的態度。當時會上主要有三種聲音﹕一是劉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報告和講話，強調對當前國民經濟處於嚴重困難的形勢要有足夠的估計，反對套用“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來掩蓋這幾年工作中發生的缺點錯誤，並借湖南農民之口，指出造成目前困難局面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礙於毛澤東的面子，劉少奇對“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問題不便直接表態，只是含糊其辭，說不急於作結論，等五年、十年以後再說。而劉的頭號大將彭真則直言不諱，在大會報告起草委員會上指名道姓地點毛的名，指毛本人應對一九五八年刮共產風、辦食堂等問題負責，說﹕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百分之十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的影響。
二是林彪在大會上獨樹一幟的發言。他離開會議的主題，給正處於困境之中的毛澤東捧場幫腔，大談毛的歷史功績，說黨幾十年的歷史證明，“我們的工作搞得好的時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不受尊重，受到干擾時，就會出現毛病。幾十年的歷史，就是這個歷史。”至於目前的困難，“恰恰是由於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的緣故。毛對林彪與眾不同的發言大為讚賞，不僅當場帶頭鼓掌，而且讓林彪把這篇講話整理出來，發給黨內各級幹部學習，並親筆批示﹕“這是一篇很好的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為高興。”還在私下裡考問大將羅瑞卿能不能講出這樣有分量的講話來。
三是周恩來的發言，雖然也談困難形勢和調整，但只涉及經濟工作中的具體問題，而且就事論事，絕不言及其它，並代表國務院對經濟中所出現的問題為毛澤東分擔責任，在各種場合的發言中多次作自我批評，表示﹕這是我的賬，要交代。弄得在一旁的毛都覺得有點過意不去，說﹕交代一回也就好了嘛！大概是已經覺察出毛、劉之間的成見日深，已有某種不祥之兆，周還特意在會上強調了黨內團結的問題，說﹕“我們檢討的目的，是為了增強團結。這裡，最重要的是毛澤東同志講的實事求是，也就是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 這一番話既道出了周心中的隱憂，也顯示出他善於在政治上左右逢源的為人。
應該說，劉少奇、周恩來、林彪三人在七千人大會上發言的不同調子，恰好勾勒出文革前夕中共黨內領導層中各種不同的政治傾向，並預示出後來政治上的分野。
毛澤東對林彪給予的支持自然心存感激，把他視為在政治上鬥倒劉少奇的頭號盟友，同時也注意到了周恩來在態度上與劉少奇的差別。這讓毛大大鬆了一口氣。因為在毛看來，在與劉的攤牌問題上，僅僅與林彪結成聯盟是不夠的，還必須爭取周的支持，至少是使其保持中立。原因在於周這類黨內中間派的傾向攸關政治力量的對比，這和當年扳倒王明、博古時的情形有相似之處。眼下毛對周在政治上兩邊都不得罪的作法雖不大滿意，但卻判定他不會和劉少奇聯手，因此可以專心致志地對付劉一個人了。
七千人大會結束後，毛澤東有意在政治上施展欲擒故縱的把戲，動身離開北京，自稱“徐霞客”，遊歷名山大川，在京城唱起了“空城計”，看劉少奇如何表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隨即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史稱“西樓會議”），討論部署扭轉經濟上面臨嚴重困難的局面。會議認為當前國民經濟仍處在“非常時期”，一定“要退夠”，決定對國民經濟進行大幅度調整。毛則認為困難時期早已過去，這是危言聳聽，把形勢看得“一片黑暗”。劉少奇這樣搞是對他揪住不放，對他發動的“大躍進”進行秋後算賬。為此，毛決定尋機敲打一下劉，同時進行試探摸底。劉少奇之子劉源在《毛澤東為什麼要打倒劉少奇》一文中記述了這一幕﹕
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陽光熾熱。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澤東游興正濃。劉少奇快步走到池畔，親熱地問候毛。見劉來了，毛就在池子裡發出質問﹕“你急什麼？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麼不頂住？”
劉少奇一驚，似乎覺得不便談話，就在更衣棚裡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說﹕“陳雲、田家英是在黨內談意見，不違反組織原則，他們有想法跟你講，沒有錯。”
毛澤東說﹕“不在組織原則，而是談的內容！他們都找了你，鄧子恢吵了那麼久，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麼？”
雙方顯然都有些動感情。毛長期淤積內心的不滿，傾瀉而出，劉也要一吐為快﹕“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毛澤東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
劉少奇冷靜地講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紅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標不搞，公共食堂不辦，等等。毛澤東也平靜下來，同意經濟調整還得繼續。
據劉源說，劉少奇以為在游泳池的這番談話，已經化解了毛澤東的不滿，取得了毛對實行調整舉措的諒解，因而如釋重負。應該說，劉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其實恰恰相反，這次談話非但沒有化解毛的心結，反而大大激化了矛盾。毛本來就是一個十分記仇的人，特別是“人相食，要上書的”那番話更是重重地刺中了毛的心病，由此認定劉少奇居心叵測，就是要像赫魯曉夫那樣在他身後作秘密報告，從政治上清算他。
更讓毛澤東不安的是，劉少奇在黨內各級幹部中的威望大有超過他之勢，他本人講話已經不大靈了。像在蹲點的問題上，毛講了多次，但應者寥寥，而劉少奇一發話—“不下去不能當中央委員”，立刻管用，大批中央部局級領導幹部紛紛下去了。這讓毛著實領教了劉的厲害，心裡很不是滋味，為此寢食難安，日思夜想，必欲除掉劉少奇這一心腹之患。發動文革的念頭便由此而生。
如果說周恩來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上保持中立的態度，還只是讓毛澤東覺得有隙可乘的話，那麼他在一九六四年秋冬接連發生的內外風波中的表現，則讓毛澤東越來越相信日後在政治上同劉少奇攤牌時，周恩來是會站在他這一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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