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琦幸：《王元化晚年谈话录》前言

 　　在王元化人生的后22年中，作为他的一名学生，我深切地感到，他首先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模范老师，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教益和启发，已经远远超过了作为一般师生之间学业上的收获。无论是从人格、道德、社会关怀、正义感，还是他深刻的反思精神及其内容，王元化先生都无不成为影响我人生道路、治学和为人的支援力量，这种力量，也鼓舞着我在他去世之后，比他在世的时候花更多时间关注、研究他的学术和思想。

　　王元化一生的学术成果涉及文艺理论、古代文论、哲学、思想史、文化史及国家政治学说，博大而精深。现在对他的学术生涯和他对学术界的巨大贡献进行总结，时机似乎还不成熟----而且我本人也未必胜任。但我觉得他的研究同学院派比较起来，却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为时代而作，为中国的命运而作。他自述的三次反思特别是第三次反思的成果，学界研究颇多，不少论文论述相当深刻，有的论著在王元化生前就得到他的认可，也使我从中得到教益。

　　个人觉得纵观王元化反思成果，最有贡献和最有价值的是他对卢梭《社会契约论》及其在中国影响的反思，也就是论者所谓的中国理论界所缺少的“国家学说的研究”。1992年王元化从一篇博士论文得到启发，敏锐地感觉到其中有关卢梭的公意和私意的论述（即卢梭认为“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只着眼于私自的利益”从而必须要用公意的名义来抽空众意的聚合空间，当然遑论私意了），以及在建立国家政权中，有关人民转让全部权力给一个绝对权威，将从君主个人转化为“社会公意”，警醒到这是一个非常有现实意义的题目，其中内涵甚深。他认为此说导致“公意需要化身，需要权威，需要造就出一个在政治道德上完满无缺的奇理斯玛式的人物。”而这种公意“是我们十分熟悉的”。他立即写信将看法与老友李锐分享，直率地分析受卢梭“公意说”影响后的中国政治思想界。时李锐的文稿《毛泽东的青年与晚年》中谈到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喜爱过卢梭。但这个联想并没有到这里为止，王元化不断翻查五四人物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论述，并思考重新做国家学说的基础研究。张奚若及其论述进入他的视野：1930年代，时任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的张奚若在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看出了跟国中流行观点不一样的看法，认为卢梭的民主是一种集体主义或国家主义，也就是专制主义。而五四时代对于民主问题仅仅停留在口号上，缺乏更深的探讨，所谓的启蒙没有真正的进行到完整、深刻的地步，五四启蒙者对于卢梭在民主之下所施行的专制理论理解不深，这种半截子的启蒙影响后来中国甚巨。此时王元化从反思五四正式进入了国家学说的探讨，时为1997年，王元化把对张奚若的介绍写进他《清园近思录》的后记中，发表后转给著名理论家吴江。吴江读后提出不同看法。促使王元化先生重新拿来卢梭《社会契约论》认真细读，反复圈点，作笔记，翻查各种版本，甚至请教外语专家解读法语原著。最后将这部非常“难读的书”的真意吃透，并从中发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他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写出了《与友人谈社约论书》，连同此前的《与友人谈公意书》、《张奚若谈卢梭》三文合为《关于社约论的三篇文章》，构成了王元化研究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完整论文，也激起国中学界讨论研究卢梭国家学说的小小高潮。

　　他这三篇文字的写作时间跨度长达七年，将卢梭的公意、民主、与绝对权威的关系等等，在思辨层面上逐渐抽丝剥茧，还其真正面目。他明确指出卢梭的这部名著带有思辨性质，在抽象论述、反复调换概念的背后，结论却是卢梭的民主社会实为极权制度的，净化公民道德则是一种乌托邦，让人民无条件服从公意。公意扼杀了个性，阻碍了私意，将公意实现的权力交给“一种能够洞察人类的全部感情而又不受任何感情支配的最高的智慧”，王元化认为这种最高智慧指的就是立法者。他认为卢梭或许无意鼓吹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但是他身后的历史证明了，在这种理论影响下，即掌握无上权力的立法者像神明一样掌握公意的理论，却给后来出现的以“牧人自命的领袖，他们的倒行逆施也都不一定是出于为恶的目的，也许他们被权利冲昏了头脑，自以为掌握了人类命运，所以才悍然不顾地干出了令千万人战栗的蠢事”（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第115页）。有着“痛定思痛”经历的王元化的这些思想，来自于对卢梭《社约论》精深邃密的理解及思辨式的分析，即用思辨来分析思辨，他的观点与西方研究卢梭的专家、政治学者塔尔曼1950年代提出的观点不谋而合。（在塔尔曼所著《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一书中，他认为卢梭的民主导致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民主早就发展，不是因为它拒绝18世纪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而是因为它最初对这些价值抱着一种过于完美主义的态度······人不但要从各种限制中获得自由。所有现存的传统、既有的制度和社会安排全都要推翻重建，唯一的目的就是是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整体获得保障，把他从所有依附中解放出来。”）他秉持的读书要精读的原则在这一次的攻关中获得淋漓的发挥。此文在海内外的影响，堪称一绝。余英时、林毓生为之拍案，予以高度的赞赏。林毓生先生说，“在他那一辈早年怀着理想和信念、为了国家民族的命运而投身到革命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中，用如此的精力来研究国家学说，并且达到西方学术大师的水平，他是绝无仅有的。”这是真懂王元化的知己的肺腑之言。王先生常对我们说，我没有你们读的书多，我要读的书，都是精读，也读的非常慢。他在逆境中反复阅读黑格尔、莎士比亚，用类似兵营的几乎严酷的限定时间，已经广为知识界所知。王先生自承，他通过钻研出来的结论，往往与海外一流学者或思想家暗合。

　　这样一位思想敏锐的思想者，在晚年放开境界，开始思考整个世界和人生的终极关怀，令他对于现代化产生的物质无限丰富、人的消费主义欲念无穷膨胀而感到担忧。他的晚年是孤独的，先生跟很多人说过，而在他人生最后阶段则是悲观的。一向崇尚十九世纪人文精神的王元化先生，当看到当今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横行下的社会，亲情和友情在物欲下荡然无存，职业道德和人文底线渐趋消失，悲观笼罩着他的整个心灵。他的这种悲观心情，在跟林毓生先生的通信中表露无遗，当看到林毓生翻译的史华慈的临终遗言《中国与当今的千禧年主义---太阳底下的一桩新鲜事》一文，在王元化心中更产生了巨大共鸣，东西两位哲人在迎接物质无限丰富的二十一世纪的到来，居然用的都是悲观的心情和声音。

　　王先生2007年6月因病住院之前，在庆余别墅中写了一幅书法长卷，赠送给林毓生先生。他托我7月份回美把这幅长卷带到美国，挂号寄给了林先生。这幅长卷摘录林毓生先生写给王先生的信，译介韦伯关于人类前途将会由于丧失价值理性而视工具理性为其目的，导致整个世界“专家们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却在想象中以为自己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文明水平”。这种担忧在史华慈先生临终遗言中描述成为实实在在的“堕落”------“针对失控的消费主义所激发出来的各式各样的欲望，市场经济这门‘科学’可以提供种种使之快速满足的办法。”整个社会陷入一种特权阶层通过发表私人意见的权力来获取资本，而大多数没有机会变成名人的大众则从各种明星和所谓的艺术家的炒作上取得认同。这也正是王元化先生从青年时代就鄙视的庸俗、无聊的文学、艺术、乃至人格，如今却当红于世。不仅中国，世界亦然。他悲从心来，从青年时代就鄙视和批评的现象如庸俗文化、色情文化、无聊低俗挤走了真正的文学艺术，人的欣赏水平下降，人文精神缺失，民众的价值取向跟着俗流走，整个社会在惯于炒作的媒体、人群中成为怪物。

　　王先生去世五年了，这五年中，我们又见识了各种各样愈趋变本加厉的敬畏权力、崇拜金钱。整个世界给人的信息是，杀人者不要理由，说谎者位居上位，学者们剽窃成为常态，明星弄虚作假，丑闻频传，色情女优成为崇拜的对象，名人和大款妻妾儿女成群，灵魂工程师没有灵魂，种种怪像，屡屡成真。假定王元化现在活着，他会怎么说？……

　　我们这个国家，这个世界，太需要这样一颗社会的良心来护持、来批评了。

　　吴琦幸，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