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京：1926年前后知识群体的南下潮流（上）

　　内容提要：知识群体的整体空间转移一直可以视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政治与文化转向的风向标。1926年前后，居住在北京的以高校教师为主的知识分子受困于政治的高压与经济的窘迫，开启了一股引人关注的迁移潮流。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选择上海为落脚之地，少部分人辗转到武汉、南京、广州、厦门等地。这样一种群体迁移现象背后隐含着许多重要的文化信息，其中不仅映射出1920年代中后期京、沪两地不同的政治生态，更是民国政治、文化中心南移的一个明显注脚。


　　1926年6月，著名报人胡政之在一篇政论中略带文学性地描述：“中国政治，诡幻神奇，为世界之冠。最近之错综复杂，尤极十五年之大观。军阀、官僚、政客胥为命运所颠倒，不知不觉中受政治的万钧烘炉之锻炼，几乎无一人不焦头烂额以去”。①上世纪80年代，原为奉系郭松龄属下将领的魏益三也把1926年称为中国近代史上动荡最激烈的一年：“在这一年，北洋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前夕，军阀混战的次数最多，动员的人数最大，涉及的地域也最广，而大小军阀之间互相火并、离合拥拒的形势也发展到最微妙的程度。”②

　　胡政之和魏益三的描述主要落实到当时中国的军政格局方面，实际上，他们的论断同样适用于思想文化领域。以1926年为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当时居住在北京的知识群体③ 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被迫离京南下，形成了一场颇具声势的迁移潮流。在这些表象的背后，预示着中国政治与文化格局正在发生重组，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崭新时代已经来临。

　　一、1920年代上半期北京国立高校的经济困境

　　进入民国之后，北京的国立高等教育虽然有了比较快速的发展，但一直受困于多种阻碍，其中经费问题尤为明显。由于中央财政状况一直不佳，在政府有限的收入中，军费所占比重过大，导致财政支出结构严重失衡，对教育经费的投入可想而知。即便如此，本已十分微薄的教育经费时时还被挪作他用，主要依靠教育部财政拨款的北京国立高校难以为继，拖欠教员薪水成为常态，学界风潮频发。

　　对于北京国立八校④而言，经费困难是普遍性问题，经费筹措是头等大事，“最高学府”北大亦不例外。1920年秋季开学，代理校务的蒋梦麟向全校师生介绍情况，由于政府拨款不及时，校内一些开销只能靠赊账，如果“长久不付钱，下次就赊不动”，仅有的可怜经费也只能投到最紧迫的领域，“譬如电灯、电话、自来水，不能欠钱太多，欠了太多，电和水就不来了，电话也要叫不通了”。临近中秋节，他甚至因躲避建筑公司的欠款而逃到了西山。⑤北大校长竟有如此狼狈之举，确因迫不得已。对于许多校长而言，日常奔波仅达到最低限度的“维持”而已，校长职位成为许多人不愿触碰的烫手山芋。后来有一篇评论将教育家比作“撑持门面的寡妇”，“明明知道现在的教育不过是在敷衍，却舍不得一下就松了手断了气，总还以为好日子在后头哩”。⑥

　　1921年3月，因三个月未领到薪水，北京大学教职员工决定集体罢课，此举引发其他几所国立高校的效仿，其中以北京高等工业学校最为迅速。3月中旬成立了由北大教授马叙伦任主席的“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并向政府提出了解决方案。4月初，因索薪无果，八校教职员宣布总辞职。在此压力之下，北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表示部分同意“联席会议”的请求，但最终并未履行承诺。6月3日，八校部分教职员联合一些学生至总统府新华门前请愿，期间与守卫发生冲突，酿成流血事件，即“六三事件”(也称“新华门事件”)。⑦关于此次事件的是是非非，当事双方的叙述可谓完全相反，但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北京学界因经费问题引发的动荡与混乱情形。

　　如果说“六三事件”还是高校教职员的集体行为，1922年秋季开学之前北京国立八校校长的集体辞职，根本原因仍然源于经费问题，他们在上交的辞呈中明确表示：“窃近年以来，教育经费支绌异常，校长等力所能及，无不竭力维持，兹以开学在即，不名一钱，匪特教职员受经济上之压迫，生活不能自由，即学校行政亦复受影响，几于停顿。国家财政困难，校长等未尝不深切顾虑，无如积欠已在五个月以上，实无法以应付。”⑧作为学校的管理者，校长不仅无法安抚教师的情绪，反而与教育部直接对抗，可见北京的国立教育已经举步维艰。

　　对于这一时期北京国立各校的经济状况而言，浏览报章标题即可见一斑。以1923年北京《晨报》为例，连续有诸如“京师教育势将完全停顿”、“教育部名存实亡”、“八校已陷入绝境”、“八校危在旦夕”、“国立八校已无法维持，数万青年失学”以及“国立八校已有五校关门”等报道出现。1925～1926年的《现代评论》继续不断出现“北京国立教育破产吗”、“教育经费的治标方法”、“教育部与教育经费”、“所望于学校经费略有着落以后”、“北京国立几校的前途”、“国立九校到底怎么办呢?”等类似消息。《教育杂志》同样刊登出“啼饥号寒之京华大学教育”、“北京国立九校之风雨飘摇” 等文章。1925年阴历年关将近，对于北京国立八校而言，经济状况更显紧急，《申报》报道：“所有债主，陆续而至。教职员个人方面，大多数亦俱以薪水积欠过巨，典质一空，不克维持其生活。……事实上，学校暨个人两方面，已到山穷水尽之际，负债累累，至少非有一个月之经费，不能应付。”⑨即便如胡适这样薪水丰厚、声望颇高的学界名流，也曾因为欠薪导致生活上一度出现困难。

　　进入1926年之后，北京高校经费紧张的局面没有任何缓解迹象，反而比以往更加严重，被舆论形容为“奄奄一息”，接近“破产边缘”，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学生的前途。《晨报》语气悲观，几至令人绝望：“乃者国立九校经费奇绌，积欠累年，危象迭生，深抱悲观。教员则忍饥授课，职员则枵腹从公。精力耗于校务，苦无点金之术；市肆困于久赊，莫观乞未之帖。借贷万难，蒿目滋惊，君子固穷，凄其伤矣。甚至雇佣欠赀，校役啼饥，购物无钱，纸墨告罄，此则同人等瞻顾现状，深为危惧者也。”⑩

　　国立各校在每年寒暑假结束之时多因无法按时开学而处境尴尬。1926年暑假，北大传出因日常维护经费短缺无法按期开学之事，甚至因无力支付自来水费险些被切断水源，最高学府落入如此境地，《现代评论》感叹“这是何等悲惨的现象！”(11)《国闻周报》记者听闻北大因拖欠煤钱而差点被法院封门，称“实在是丢国家的体面”。(12)上海《民国日报》则调侃道：“学校穷到这般田地，不是富翁，当不得校长，如果蔡(元培)氏要去，非得要先赶紧筹这笔煤费不可。否则，人在津浦车上，学校倒封了门了”。(13)实际情况是，北大直至这年10月中旬才勉强开学，11月中旬才正式上课，但已无力印刷讲义，教室内部甚至无法生火取暖。

　　北大尚且如此，其他学校情况更是可想而知，1926年秋季开学之际，《晨报》介绍了各校的窘境，师范大学“因积欠自来水公司水费过巨，现该公司已将水线撤断，水源断绝，学生洗沐饮料，均无所出。厨房以欠款过多，拒绝开火”；工大“积欠煤铺数千元，日前赴校大闹，尚未解决”；法大“以积欠电话电灯公司与自来水公司数近万余元，亦欲将撤线断绝水火交通，以示抵制”。“此外如医大女大女师大艺专，均一文莫名，日用之费，俱无所出，而万余学子彷徨歧路，无课可上，为状至哀云。”(14)由于经费无着，无法维持，各校当局无奈之下计划将学校交教育部接收，但教育部亦无筹款办法， “京师教育前途，不堪设想”。(15)对于1926年的北京教育，《大公报》概括为“遍体麟伤，满目疮痍”八字，“以言上课，一年平均不过三月，放假提前，开课延期；以言经费，代表终日会议，教职不得一饱，于是散而四之；以言风潮，内有校长同学之争，外有主义党派之歧，讲堂宣战，会场相持，头破血出，莫知所底；以言运动，天安门外，时开示威之会，国务院前，满陈烈士之尸”。(16)

　　由于大多数学校无法保证正常运转，学生无法照常在校上课，导致北京的公寓租赁也受到影响，“公寓的住客，以学生与谋事人为大宗。去年北京的学校，几成停顿状态。学生在京住的时间，和在家不相上下。公寓的营业，焉得不衰颓。”(17)不仅如此，学生群体的流失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北京商业市场的购买力。

　　高校情况如此不堪，不仅影响学生学业，也严重冲击在职教师群体的日常生活。顾颉刚当时正在北大任教，他的工资“在两个多月之中只领到一个月的一成五厘，而且不知道再领几成时要在哪一月。友朋相见，大家只有皱眉嗟叹，或者竟要泪随声下。”其日记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当时生活的拮据：1926年1月，北大不能按时发薪，兼职的孔德学校“亦仅半薪”，无奈请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向学校借了八十八元，“可还许多小债”，然此终非长久之计(1926年1月6日)。由于生活困窘，妻子履安“不怿之色，萃面盎背”，更让顾颉刚大为“不欢” (1926年4月2日)。其1926年6月6日的日记记述：“近日手头干涸已极，后日须付房金。没有法子，只得向适之先生开口借钱，承借六十元。”由于穷困到了极端，一向视学术为生命的顾颉刚开始“卖稿”，把学术变成了“生计的奴仆”， “以至有不忠实的倾向而生内疚”。(18)据同在北大的梁实秋回忆，“教员的薪俸积欠经年，在请愿、坐索、呼吁之下每个月只能领到三几成薪水，一般人生活非常狼狈，学校情形也不正常，有些人开始逃荒”。(19)媒体形容在整个1926年间，“除去几个和外国人直接或间接有关系的机构外，几视发薪为例外”。(20)

　　二、城市的恐慌状态与知识群体的南下潮流

　　经济的窘迫，有时尚可维持。而政治环境的高压，思想、舆论氛围的紧张则迫使许多文人开始认真考虑各自所面临的选择。民国肇建以来，北京政局虽然并不稳定，但普通社会层面还不至于陷入混乱。军阀之间争夺地盘的战争虽也时时波及北京(如皖直、奉直几次大战)，但多在城市外围，由于交战期间另有一部分中立军队维持城市治安，所以即使战事激烈，对于城内的百姓而言，日常生活所受影响不大。

　　而1926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从年初开始，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队以及直系军队就摩擦不断，交火区域逐渐从城外蔓延至城内，自庚子之乱后一直还算太平的京城再次陷入战乱之中，百姓的不安感也随之上升。梁启超这年1月写给梁思成的家信中感叹：“天下大乱之时，今天谁也料不到明天的事，只好随遇而安罢了”。(21)顾颉刚也描述，1926年初，由于北方军事情况日益紧张，北京长日处于恐怖的空气之中，上午能看到飞机投弹，晚上则饱听炮声。普通铺户都在清理账目，饭店酒馆则是修理炉灶，阔气一点的铺子门前都标着“铁门有电”，比阴历元旦的歇业还要整齐。(22)《现代评论》也验证了这种局面：“不到下午六七点钟，平日的繁华街市都已灯消火息，来往的人们一个个慌慌张张地，好像大祸就在目前一般！”(23)著名报人胡政之观察到的情况是：“今日环围北京之军队，不下十数万。而一出城门，招兵旗帜，犹随处可见”。(24)分属不同派系的军队之间多有冲突，并波及百姓的日常生活。

　　对北京的知识群体而言，更具震慑性的事件是“三·一八”惨案。1926年3月18日，以学生为主的团体在铁狮子胡同总统府前请愿，抗议日本军舰炮击天津大沽口，卫兵当场向请愿队伍开枪射击，死伤多人，造成“三·一八”惨案。如果说，震惊中外的五卅事件尚是外人残杀中国人，而“三·一八”惨案则是国人自己残杀自己人，因此性质比五卅事件更加严重。无论其中的细节如何还原，政府卫队直接向示威群众开枪射杀的行为确实开民国以来未曾有之先例。周作人认为这是晚清以来在北京发生的最残忍的屠杀，开启了“对知识阶级的恐怖时代”。他将“五四运动”与“三·一八”惨案做了一番对比，认为前者代表了“知识阶级对于北京政府进攻的成功”，而后者代表了“北京政府对于知识阶级以及人民的反攻的开始”。他回忆到，“三·一八”惨案之后，学生整批被枪击，教员也陆续被捉去杀害，“北大教授星散，多数南行，只剩若干肯冒点险的留在北京”。(25)

　　周作人的这种感受实际上反映了1926年开启的居京知识群体的南下趋势。“三·一八”惨案后第二天，执政府就颁布《临时执政令》，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为由，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5人，其中，徐谦为中俄大学校长，李大钊为北京大学教授，李煜瀛为中法大学校长兼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易培基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顾兆熊为北京大学教务长，其他几乎全为教育界、出版界人士。鲁迅也于惨案发生之后至刑部街的山本医院躲避，后又转移到锦什坊街的莽原社。1926年4月16日，奉军查封《京报》报馆，逮捕了总编辑邵飘萍，4月26日将其作为“赤化分子”枪决。这一事件对于当时在京的知识界人士而言，不啻为一次极大的震动。（未完待续）

注释：

　　①政之：《错综复杂之时局》，天津：《国闻周报》，第3卷第22期，1926年6月13日。

　　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15页。

　　③本文中所谓的“知识群体”主要指当时在北京高校任职的教师，但在1920年代的北京，这个群体的构成比较复杂，很多人的身份并非单一的教师，往往是集作家、论政者、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综合体。

　　④所谓“国立八校”是指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北京美术学校。至1926年，增加北京女子大学，因此又有“国立九校”之说。

　　⑤曲士培主编：《蒋梦麟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04页。

　　⑥陈东原：《教育失败的根本原因》，北京：《现代评论》，第2卷46期，1925年10月24日。

　　⑦关于“六三事件”的详细研究，参见任伟《异心协力：索薪运动中之民国教员群像——以1921年国立八校索薪运动为中心》，上海：《史林》，2012年第3期。

　　⑧王学珍、张万仓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861—1948》，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96页。

　　⑨《京八校渡阴历年关之困》，上海：《申报》，1925年1月28日。

　　⑩《九校教职员联席会宣言，决于两周之内努力救九校》，北京：《晨报》，1926年8月11日。

　　(11)文：《教育经费到底怎么样?》，北京：《现代评论》，第4卷88期，1926年8月14日。

　　(12)(32)慎予：《蔡元培与北大》，天津：《国闻周报》，第3卷第29期，1926年8月1日。

　　(13)圣女：《北京的开学问题》，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8月23日。

　　(14)《国立各校近况》，北京：《晨报》，1926年9月30日。

　　(15)《无法维持之北京各大学》，北京：《中华教育界》，第16卷第5期，1926年11月。

　　(16)《误尽天下苍生的北京教育——民国十五年之统计》，天津：《大公报》，1927年1月1日。

　　(17)(20)(38)曲殿元：《过去一年北京经济的衰颓》，北京：《现代评论》，第5卷第115期，1927年2月19日。

　　(18)(22)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6～102页。

　　(19)方仁念编选：《新月派评论资料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页。

　　(2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9页。

　　(23)文：《北京人的生活》，北京：《现代评论》，第3卷69期，1926年4月3日。

　　(24)政之：《北方今后将永无宁日》，天津：《国闻周报》，第3卷第18期，1926年5月16日。

　　(25)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406页。

　　作者简介：王建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王建伟，《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