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劲秀：就毛泽东贺子珍联姻问题与李慎明商榷

 　　近日拜读李慎明先生大作——《毛泽东与贺子珍联姻因误信杨开慧已牺牲》一文（以下简称《李文》），总的感觉是，此文主观臆断，歪曲事实，东拉西扯，闪烁其词，笔者不敢苟同。

　　人所共知，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是1930年11月14日在长沙识字岭被敌人杀害的，而毛泽东是在杨开慧就义前两年多的1928年6月在井冈山与贺子珍正式结婚的，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

　　在当时那个年代，发生这样的事不足为奇。我们不能以现在的道德观念和评判标准苛求前人。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有人总是为尊者讳，于是千方百计地找借口，乃至不惜歪曲事实，硬说毛泽东是在获知杨开慧被敌人杀害后才与贺子珍结婚的，笔者认为这种说法缺乏事实依据，难以令人信服。根据自己的浅陋所知和个人思考，草成一文，与李慎明先生商榷。

　　所谓吴福寿打听到“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之说是弥天大谎

　　《李文》说：“谢梅香生前曾对其嫡孙袁建芳和后夫儿子肖常隆等人说：‘1927年，贺子珍和永新赤卫队先上的井冈山，贺子珍就住在我家里，毛主席和秋收起义队伍是后上来的。毛主席住在八角楼，与我家相隔不远。当时长沙城里白色恐怖很厉害，毛主席十分牵挂杨开慧。因当时党的地下交通已被敌人破坏，他就动员茅坪一个下山打听消息。第一次，吴福寿到了湖南茶陵和酃县，没有打听到。毛主席又提供杨开慧具体住址请他到长沙一带打听。第二次，吴福寿到了长沙，按地址也没有找到，听到的却是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了的消息。吴福寿上山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毛主席、袁文才和王佐。”

　　对吴福寿去长沙打听杨开慧的消息一事，《李文》借谢梅香之口说“第一次，吴福寿到了湖南茶陵和酃县，没有打听到”。这就令人生疑了。因为，当时杨开慧带着孩子在长沙郊外的娘家板仓居住，吴福寿跑到茶陵和酃县（1994年改为炎陵县——彭注）干什么？读者可以打开湖南省地图看看，茶陵和酃县与长沙距离很远，到那里怎么能找到杨开慧呢？

　　至于《李文》引用谢梅香说“第二次，吴福寿到了长沙，按地址也没有找到，听到的却是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了的消息。”这同样令人生疑。因为，这位吴福寿不是一个普通的、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土店主。据刘晓农先生《揭开“杨开慧牺牲后毛贺成婚”的历史谜团》一文披露，吴福寿“1864年出身小康家庭，青少年时读过私塾，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他从18岁起投师学徒打银子，成了一名行艺四乡的银匠。后在茅坪借亲戚谢池香的房子开设了一间小伙铺兼银匠店，挂出了‘吴义盛号’的招牌。”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来到茅坪后，多次到过“吴义盛号”，与吴福寿成了“感情融洽的忘年交”。而且，“由于吴福寿的社会阅历甚广，善于外出打探消息，因此成为袁文才秘密交通站的交通员，多次以银匠的职业为掩护，到酃县、茶陵一带打探敌情。”

　　如此一个“社会阅历甚广，善于外出打探消息”的“秘密交通站的交通员”，又有银匠职业这个身份作掩护，走村串户到板仓找到杨开慧，传递毛泽东对她的挚爱和思念之情，并非难事。笔者曾专程从长沙到板仓参观杨开慧故居，拜谒杨开慧墓茔，深知杨家在板仓的名望，只要吴福寿到板仓，完全可能打探清楚杨开慧的近况。然而，吴福寿没有打听到杨开慧的真实情况，却打听到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的虚假消息。

　　笔者要问：一、杨开慧在板仓，吴福寿究竟去没有去板仓？如果去了，为什么不去杨家见杨开慧？如果没有去板仓，为什么不去？二、吴福寿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听什么人说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了的？像毛泽东这样的“共党”著名人物，其夫人被擒获并处死，在他们看来是天大的功劳，必定是要在报纸上大肆宣扬的，吴福寿为什么拿不出任何的证据呢？三、吴福寿回到井冈山向毛泽东汇报说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由于心虚，他还说了一句：“毛委员，不要太难过了，也许是我打探得不准”。作为一个“社会阅历甚广，善于外出打探消息”的“秘密交通站的交通员”，竟然说出“也许是我打探得不准”这样模棱两可、不负责任的话，这难道是开玩笑吗？毛泽东怎么能对这样极不确切、极不负责的虚假消息不加盘问，轻率地信以为真呢？这样的说辞，违背常理，不能自圆其说，令人难以置信。

　　其实，当时，对夫君非常忠贞的杨开慧正在板仓对毛泽东朝思暮想，望眼欲穿，并在诗中牵挂毛泽东“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据《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3月30日转载金振林原题为《杨开慧对毛泽东的忠与爱》一文披露，1990年再度修缮杨开慧的卧室时，在室外屋檐下发现杨开慧就义前1930年1月28日写的手迹，其中不仅表达了杨开慧对毛泽东一往情深的忠贞和思念，也流露出杨开慧对毛泽东的猜测和疑虑，甚至写下“他丢弃我了，一幕一幕地，他一定是丢弃我了”的血泪之言。在1929年12月26日毛泽东36岁生日时，杨开慧下了面条，遥祝毛泽东平安健康。但在桐油灯下写的散记中仍流露了“天哪，我总不放心他。只需他是好好地，属我不属我都在其次，天保佑他罢”的话。足见杨开慧对毛泽东的忠贞和疑虑。然而此时，毛泽东与贺子珍早已举行婚礼一年多了！

　　有关资料显示，1930年12月，毛泽东在江西吉水县木口村，当从报纸上惊悉杨开慧殉难的噩耗时，十分哀痛。他当即寄去30块光洋和一封信给杨开智，并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随后，板仓人遵照毛泽东的嘱托，给杨开慧修墓立碑。这是毛泽东获悉真实消息后的真实感情和真实表现，与听了吴福寿虚假汇报后的表现完全不同。一真一假，两相对比，吴福寿茅坪汇报的谎言昭然若揭！

　　所以，对吴福寿在杨开慧健在时毫无根据地说“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我认为，这种说法，如果不是道听途说，就是他的刻意编造。对这样的弥天大谎，任何具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会轻易相信，而李慎明等人却不加思考，信以为真，并据此对不同意见无限上纲，横加污蔑，这种态度和做法实不足取！

　　袁文才不希望毛泽东在井冈山“安家落户”

　　《李文》在“从井冈山武装力量的特殊性分析”一节中引用陈晋的话说：“1928年，在井冈山，当袁文才、王佐同志听说杨开慧同志牺牲后，他们即对毛主席说，毛委员，你们红军要在井冈山安家落户，你必须要有个‘压寨夫人’，这个‘压寨夫人’就是我们的干妹子——贺子珍。这样我们才能放心，不担心你们耍弄我们。”

　　所谓“压寨夫人”，这是一句江湖话，用在共产党领袖身上甚为滑稽。袁文才、王佐当时是否说了这样的话，有待研究。笔者认为，毛泽东是1927年10月到达井冈山宁冈县茅坪的，袁文才、王佐怎么可能刚见面就给不熟悉、不了解的毛泽东作媒人，把不到20岁的贺子珍介绍给三十四五岁的毛泽东做“压寨夫人”呢？《李文》引用这段话，是要说明袁文才、王佐力劝刚到井冈山的毛泽东“必须要有个‘压寨夫人’”，其目的是想用“压寨夫人”牵住毛泽东，使毛泽东率领的红军“在井冈山安家落户”。

　　史实并非如此。

　　当时，作为地方军事势力首领的袁文才等人出于种种顾虑，对毛泽东到井冈山，内心深处并不十分欢迎，有不久前新发现的袁文才致毛泽东的一封信为证：

　　毛委员：

　　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

　　敬礼

　　袁文才叩首

　　这封信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个地方民众贫穷，土地瘠薄，犹如一汪浅水池容不下巨鲸，一片小林无法让大鹏栖息一样。贵军为了革命事业纵横驰骋，应当另外选择更好的地方才能大展宏图。显然，袁文才这封信的实质是婉言拒绝，不希望毛泽东的队伍在井冈山常驻。那种说袁文才、王佐欲将贺子珍介绍给毛泽东以拴住毛泽东在井冈山“安家落户”的说法不攻自破。

　　1930年2月23日凌晨，袁文才、王佐双双被冤杀，用李慎明的话说，“1930年2月仍在井冈山留守的袁文才、王佐被其他领导同志所错杀”！

　　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一年多后还要与“开慧和岸英”通讯

　　《李文》在“从1929年11月毛泽东给李立三的信中分析”一节中说：“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从福建长汀给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写了一信：‘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讯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引自《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第290—291页。《寻踪毛泽民》第124页刊印的毛泽东此信手迹，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

　　毛泽东给李立三的信至少说明，写信时毛泽东认为杨开慧活着（事实上也确实活着），所以才焦急地询问杨开慧母子的情况，急欲跟妻儿取得联系。在这里，请读者朋友注意，毛泽东从福建长汀给李立三写信的时间是1929年11月28日。此时，毛泽东已与贺子珍结婚一年多时间了。如果毛泽东确信吴福寿关于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的谎言，那么，他怎么还会在与贺子珍结婚一年多后还给李立三写信要与杨开慧母子通讯联系呢？我说吴福寿打听到“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之说是弥天大谎，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从福建长汀给李立三写的这封信又是一个有力的佐证，任何故弄玄虚、东拉西扯、刻意掩饰和歪曲历史真相的虚言伪词都不攻自破！

　　对“戚本禹向周恩来询问”毛贺联姻一事的质疑

　　《李文》在“从戚本禹就此事请教周恩来的回忆分析”一节中说：“1994年，海外出版了国外相关情报机构刻意编造的。此所谓回忆录，竭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刻意从个人私生活角度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笔者认为，戚本禹在‘文革’中是罪人，但是在此事上却为毛泽东讲了公道话。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6月号上发表《戚本禹批判李志绥的回忆录》，一万多字的问答录把李志绥厚厚的一本书，批得淋漓尽致。戚本禹在其中说：‘在私生活的问题上，可以指责毛泽东的不是李志绥所编造的那一大堆谎言，而是他在井冈山上同贺子珍的婚姻，因为毛贺联姻时，毛泽东与杨开慧婚约仍然存在。说实话，一九六六年夏天我曾向周恩来询问过这一段历史，周恩来的答复是，当时井冈山的人听说杨开慧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朱德将军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指伍若兰仍在狱中，误以为牺牲，朱德与康克清结婚——笔者注)，当时中央对这些问题已有过解释。”

　　李志绥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我没有读过，不能妄加评论。至于被李慎明捧上天的《戚本禹批判李志绥的回忆录》，我也没有读过，也不能妄加评论。不过，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根据戚本禹的说法，“李志绥原是北京中南海门诊部的医生。我一九五O年进中南海时，他负责给中南海的干部、工人看病。他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洋医生’，医术要比当时从解放军训练出来的土医生高，加上他看病认真负责，而且能讲出个道理来，所以大家都愿意找他看病，由此有了名声，并被选为工作模范。”戚本禹还说李志绥“给当时中南海的警卫局长汪东兴看病看得也不错，汪东兴喜欢他，遂被介绍到毛泽东那里参加保健工作。开始没有名义，大概是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前才正式出任毛泽东的保健大夫。”

　　就凭戚本禹本人所言，至少说明：一、李志绥医术较高，而且“看病认真负责”，曾被“选为工作模范”；二、李志绥是中央警卫局长汪东兴“介绍到毛泽东那里参加保健工作”并在此后“正式出任毛泽东的保健大夫”的；三、李志绥在中南海工作比戚本禹进中南海早，戚本禹进中南海时，李志绥早已是“中南海门诊部的医生”了。这样说来，李志绥这个人又能坏到哪里去呢？

　　况且，1968年1月，戚本禹被关押之后，李志绥继续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8年多时间，直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由此可见，李志绥进中南海比戚本禹早，出中南海比戚本禹晚，在中南海和毛泽东身边工作比戚本禹的时间长。应该说，对毛泽东晚年情况的了解，李志绥比戚本禹知道的要多得多。

　　再之，到中南海当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当的，不知要经过多么严格的审查，而且必须经过毛泽东本人的同意才行。如果李志绥是个坏人，他怎么能在英明领袖身边工作这么多年呢？戚本禹把李志绥说得那么坏，那么不堪，这不是对毛泽东伟大、英明的否定和损害吗？

　　李慎明极度赞赏戚本禹，吹嘘戚本禹“一万多字的问答录把李志绥厚厚的一本书，批得淋漓尽致”，还说戚本禹“为毛泽东讲了公道话”云云。在李慎明的眼中，戚本禹无比高尚，李志绥极端卑劣。是这样的吗？历史是最公正的判官，

　　人所共知，戚本禹在文革早期就丧心病狂地制造冤案，罗织罪状，诬陷无辜，残害忠良。1983年12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83）中刑字第629号戚本禹的刑事判决书宣判：

　　查明被告人戚本禹犯罪事实如下：

　　一、煽动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副委员长彭真，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陶铸、贺龙、陆定一、罗瑞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尙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煽动“切不要对他们发善心”，对他们进行人身迫害，诬陷朱德是“黑司令”，指使造反派韩爱晶、王大宾等对彭德怀“进行批斗迫害，致使彭德怀被打断肋骨，造成重伤。”

　　二、诬陷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陈克寒、赵凡。1966年12月24日，被告人戚本禹按照江青的旨意，在北京矿业学院群众大会上诬陷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是“彭真死党”，并煽动他们“要集中炮轰，狠狠地打击”。在戚本禹的煽动下，北京矿业学院和煤炭工业部某些人连续对张霖之进行毒打、折磨。张霖之被迫害致死。”

　　三、策动聚众“打砸抢”，“砸毁孔庙、孔府、孔林的大量文物，使国家财产遭到严重毁坏。”

　　本庭经过法庭调查和辩论，对各种证据74件进行了调查。大量的书证和证人证言充分证明，被告人戚本禹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被告人戚本禹供认了大部分犯罪事实，但不承认犯反革命罪。

　　本庭认为，被告人戚本禹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犯罪活动，煽动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诬陷煤炭工业部和北京市委的领导人，策动聚众“打砸抢”，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根据刑法规定，依法判处“被告人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由于戚本禹的煽动，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朱德、邓小平、陶铸、贺龙、彭德怀等开国元勋遭到残酷的迫害，不少人蒙冤而死。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戚本禹不仅没有丝毫的反省和忏悔，反而厚颜无耻地美化自己，吹嘘文革，对这样的历史丑类，作为高级干部的李慎明居然极力吹捧、美化，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至于戚本禹自称一九六六年夏天曾向周恩来询问过此事以及所谓周恩来的答复是否属实的问题，笔者认为，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实确有此事。退一百步说，即使周恩来说了当时听说“杨开慧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也是来自于吴福寿在井冈山散布的谎言。

　　周恩来早已作古，他不可能出来证实此事的真伪了。但是，戚本禹这个人连国家主席都敢诬陷，他的话何足为信？！

　　向李慎明先生进一言

　　关于毛泽东与贺子珍在井冈山的联姻问题，事情本身并不复杂，关键是有些人总是故弄玄虚、东拉西扯、刻意掩饰，结果欲盖弥彰，越描越黑，在客观上造成对毛泽东更大的伤害，实质上给毛泽东帮了倒忙。这也许是李慎明始料未及的吧。

　　就井冈山毛贺结婚时毛泽东是否知道杨开慧已死问题，正常情况下，无论是肯定或否定，都可以充分发表意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通过交流和辩论，达成共识。这样才是正确的做法。但是，李慎明不是这样，他过度敏感，总是三番五次地无限上纲，说什么“国内外一些媒体在资本的操纵下，集中力量非议特别是诬蔑攻击毛泽东”，声称要“专门组织力量，有选择地、有理有据清理回答人们心头的疑问，特别是回应别有用心人的肆意造谣和攻击”。请问李慎明先生，你是毛泽东的全权代表吗？与你的意见不同就是“诬蔑攻击毛泽东”？就是“别有用心”、“肆意造谣”？再之，“专门组织力量”是什么意思？想要文革的闹剧和悲剧重演吗？

　　李慎明还说什么“在现在有的小报小刊上，特别是互联网上经常看到有人甚至有组织地借此诘难甚至攻击毛主席他老人家”等等。请问李慎明先生，你所指的“小报小刊”都是哪些？既然有“小报小刊”，必然要有大报大刊，那么大报大刊与小报小刊的判定标准是什么？你发表大作的《中国社会科学报》每周一、三、五出版，算是大报还是小报呢？

　　李慎明还突出点出“特别是互联网上经常看到有人甚至有组织地借此诘难甚至攻击毛主席他老人家”，请问，群众发表在小报小刊和互联网上的文章都是“有组织地”、“别有用心”的“肆意造谣和攻击”吗？我写这篇与你商榷的文章，是谁“组织”的？是受什么“资本的操纵”？在“小报小刊和互联网这样的公众平台上发表的意见尚且受到李慎明的如此蔑视，那么平头百姓的个人意见不是更没有资格进入李慎明先生的法眼吗？

　　十八大后，党中央号召和部署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群众，听取群众意见，你李慎明就是这样对待群众意见的吗？

　　李慎明先生，你是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具有高级干部应有的见识、水平和胸怀，不要摆着唯我独革的架势，动辄挥舞大棒唬人。鲁迅先生曾经深刻地指出，“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他还说：“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谨以鲁迅先生之名言与李慎明先生共勉！

　　彭劲秀，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