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0日 星期日

袁世凯曾孙袁弘哲忆插队经历


 
       上小学时,袁弘哲被同学检举揭发“妄图变天”,原因是家庭出身——他是袁世凯的曾孙。

      父亲的一番话,让袁弘哲戒掉烟酒,捧起了数理化课本,还苦学英语。出国遭遇歹徒,袁弘哲机智应对,并把他们抓获送到警察局。但是,回国后他被指于此案有染,要挖出他这个“生于卖国贼家庭”的“阶级敌人”。
 
  时光荏苒,如今的袁弘哲,再也不用背负家庭出身的沉重包袱了……
 
  不堪回首少年事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一种压抑中度过的。”袁弘哲的少年记忆在天津。
 
  一天,少年袁弘哲带领小朋友们到他原来的家去玩,他随手掐了一朵花。
 
  “这里就是我原来的家。”袁弘哲对小朋友们说。
 
  上了小学五年级,学校进行阶级教育时,同学检举揭发了袁弘哲。
 
  “他人还在心不死,妄图变天。”同学说。
 
  “我能变什么天?”幼小的袁弘哲十分不解。
 
  “你不光记得你原来的家,还告诉同学说是你的家,还带同学去采花。花是公物,你去采花不就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吗?”同学振振有词。
 
  1966年6月的一天,晚上。
 
  袁弘哲听见有人敲门,他开门一看,门口来了很多人,还有警察,个个神情严肃。
 
  “你家长在哪?”来人问。
 
  “我奶奶在楼上。”袁弘哲说。
 
  全家人被集合在一间屋子里,要求站着听他们宣读“搜查令”。来抄家的有“四清工作队”,还有街道办事处、学校、派出所的人,他们的行动被堂而皇之叫做“抄国宝”。整整一夜,家里被翻了个遍,他们第二天继续抄家。
 
  8月24日晚上,河北大学附中、平山道中学等几所中学的红卫兵,排着方队喊着口号,浩浩荡荡地来到袁弘哲家。
 
  “我奶奶、我父母都被他们剃了光头,都挨了打,我们小孩也被全体罚跪。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被抄走了,四壁皆空,这次抄家可没有登记。”袁弘哲说。
 
  事后,袁弘哲听说两家邻居都被打死了人,他有些庆幸,“打到我们家的时候,天快亮了,他们也打得累了,要不然那天晚上我奶奶很可能也会被打死。”
 
  袁弘哲的父亲、哥哥姐姐都挨了打,这是他一生记忆中最难磨灭的一个8月。
 
  “可是这也锻炼了我自己,我把这些坎坷这些磨难,看成是对我人生的锻炼。说实在话,幸亏我经受过这种磨难,才会有我今天的生存。”袁弘哲说。
 
  6年插队生活
 
  1968年底,袁弘哲和哥哥袁弘宇到了哲里木盟(今通辽市)开鲁县建华公社插队落户。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一群“黑帮”子弟。
 
  “这些都是‘狗崽子’,你们要严肃管教他们。”送知青的天津老师告诉当地农民说。
 
  袁弘哲心里豁达,他认为自己虽然“出身不好”,但“道路可以选择”。
 
  “到农村以后,我就拼命干活,脏活、累活抢着干,想用自己‘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出色表现,展示‘狗崽子’也和党一条心,也能‘当好革命接班人’。我放过牧,修过河,挖过渠,所谓技术性最强的耪地,我在全小队是第一能手。”袁弘哲说。
 
  当同去插队的伙伴还非常害怕接近马的时候,袁弘哲已经能自如地驱赶四个套的马车干活了。因为能干,他后来被当地农民选为小队长。
 
  “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我总共干了6年,确实锻炼了自己,也重新认识了自己,重新认识了生活,知道了什么是艰苦。”袁弘哲说。
 
  1970年初夏,公社投递员给他送来了一封家书。袁弘哲迫不及待地打开信,竟然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儿:被关押在学校打扫厕所的父亲被放出来了!
 
  “我在农村挣的工分高,也有点儿钱了,所以学会了吸烟、喝酒。回家的时候,我给父亲买了两条当地最好的人参烟。”袁弘哲向大队书记请假,兴冲冲地回天津看望父亲。
 
  父子相见,十分喜悦。袁弘哲忙把带的烟拿出来让父亲抽,自己也点燃一根抽起来。
 
  “这些年你怎么学会吸烟了?”父亲见袁弘哲抽烟问。
 
  “插队的地方是大草原,虫子很多,不抽烟虫子会爬进鼻子里去。”袁弘哲说。
 
  “你在那这几年都学会了啥,学没学数理化?”父亲又问。
 
  “没,没,数理化我没学。我农活干得好,会赶四个套的马车,是我们那批下乡知青中最能干的。”袁弘哲自豪地说。
 
  “将来呀,国家不需要赶马车的人。需要有知识的人把国家的大梁挑起来。如果都去赶马车,就会有异族侵略你,我们就会成为亡国奴了!”父亲表情严肃,语重心长地说。
 
  袁弘哲一听,心里十分难过、愧疚,之后他再也不抽烟喝酒了。回农村时,他带了数理化、英文等好多书,没事儿就自己念。再回天津探亲,他就跟父亲学外语。
 
  1974年,袁弘哲回城,考上了广播函授大学,读英语专业。他毕业后又考上了天津联大,还是读英语。
 
  袁弘哲进入天津染化二厂当工人,在车间担任班长,他一边上班,一边坚持读联大。
 
  天津市对外经济联络局面向社会招聘翻译。联大毕业的袁弘哲报名参加了考试,一下就考上了。
 
  在天津市对外经济联络局招聘的翻译中,多数是正规外语学院毕业的干部子弟,只有袁弘哲不是,而且他又有复杂的海外关系,所以每当局里外派人出国工作,总轮不到他,尽管他的外语比别人要好。
 
  1979年底,中国开始外派船员,局里让袁弘哲去教准备出国的船员学外语。
 
  袁弘哲教了八九个月外语后,出纳出事了,局里让他去当出纳。局长们慢慢地了解了袁弘哲,认为他忠诚能干、工作踏实,表示再有外派任务可以考虑让他去。
 
  美国斯格拉公司到天津招聘船员,局里派袁弘哲去。
 
  1982年3月,袁弘哲一行从北京乘机飞往纽约。行前,组织上好几次找袁弘哲谈话,进行出国安全教育,告诉他到了美国出门一定要做到“三人 行”,不准一个人单独外出。说袁弘哲海外关系比较多,这次批准他出国,领导们本来争议很大,所以希望他出国以后千万不能跑,不要辜负了组织上的期望等等。
 
  在纽约待了三天,袁弘哲一行乘船去巴西。

  北方新报 2013-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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