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低估了革命党和龌龊文人们

 　　一、

　　辛亥之后的几年，确实出现过一批如黎济民那样，高喊着“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的傻叉。他们本与这场看似改天换地的变革无甚关联，却在二杆子精神的伟大指导下，配合着以孙文为核心的革命党，搞起了所谓“内争民权”的营生。他们的这种做法，在无形之中助长了民国的乱象。

　　道理很简单，这帮人本没有什么治国理政的才能，且若论革命，他们也不如孙大总统那样有着浓烈的破坏主义情怀。因此，他们剩下的，只有“借势”，借着共和、民主的旗号，让自己扬名立万（学名：沽名卖直）。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既搞不了建设、也干不了革命的兄弟们，便在新政体最需要实事求是、最需要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时候，爆发出了无穷的破坏力。他们质疑老袁父子的政纲，且助威失势的孙文，意图促成内战而抬高自己。可怜孙文太单纯，护国、护法一通折腾，自己最终还是落得个流亡日本，而黎济民们，却怡然自得，该跑茶馆的还是跑茶馆，该去听书的还是照样听书。

　　这些人们在等，在等待下一个反政府力量的崛起。

　　二、

　　当然，如果老袁父子搞起来的真是独裁专制，那么这些文人如果造反，似也无可厚非；可人家老袁搞的那一套，还真没有给拉登小弟提供活版教科书的打算。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果是怎么来的，上过朝鲜战场杀过日本人的袁项城心里比任何人都有数；“虚君共和”对于这个迫切需要民主以及相关底线的国家是多么的重要，作为前清内阁总理大臣的袁宫保早在宣统元年就把这笔帐给算了个一清二楚。

　　与其说这个所谓的“民国”需要的是“德先生”以及“赛先生”，倒不如说这个新生的政权需要的是一种能够抗衡“革命元老”之破坏力和反作用力的“运作底线”。底线在哪里？八十多年后（确切的说是1993年）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用了17年的时间告诉我们，这个底线在“适度转制”；当然，他自己确乎做的过了头，因此，他就错了，就下课了。

　　对于这一点，老袁心里也有数。

　　他清楚自己这个总统对于这个国家应该发挥的作用。他就好比一个家庭道德和伦理底线的守护者，平时的小事情自然可以有上下两院处理，而遇到原则问题，则必须通过他这个“底线”而进行维持，而维持底线的方法，似乎只有适当的专制这一种。

　　这就结了，老袁对自己毕竟还有自知之明，他对自己之于这个国家的定位算得上比较合理，且理论上他似乎给自己找到了一种看似轻松的统御方式——是的，仅仅是理论上而已。

　　围绕着轻松管理这个指导思想，老袁开始了他的适度专制。他将军权统一到民国政府麾下，名义上消除各地的军阀势力（换句话说，各地的军阀那时候还没牛起来）；在此基础上，他将外交、政治战略和人事布局这三项权力牢牢地把握在以杨度、刘半农及严复等人为核心的智囊团队手中（几乎等同于后来的“筹安六君子”），从而完成了对于政治、外交底线的掌握。做完了这一切，老袁或许真的认为，他可以高枕无忧的让自己设计的权力架构自动运行，进而管理这个国家了。

　　可是，他和他的智囊团队，似乎过于低估了革命党和龌龊文人们的二杆子精神。

　　三、

　　几乎在老袁布局新政的同时，文人们便开始了针对这种轻松管理架构的口诛笔伐。有温和的说袁世凯想搞“形式民主”，想借民主的名义行专制独裁之实；有不厚道的说老袁父子想“挟共和以匡帝室”，想借着共和自己当“无冕之皇”；更有不上道儿的，直接针对袁宫保收归军权和治权入手，说他想搞“军国主义”，想“窃国乱政”……

　　这些都还好说，顶多占领言论高地，何况那时候言论自由的很，因此人们看到的往往不止正反两方面的言论。那些高举共和牌匾的冬烘先生开报馆，老袁团队也办报纸；革命派文人上街演讲，全博士阵容的智囊团队也到处讲学；高喊共和口号的人们著书立说，智囊团也毫不犹豫的迎难而上。且说杨度、刘半农等人到底功力深厚，写作的速度和质量似乎在当时的中国境内还真是无人能敌。杨度整天忙于政务，其一年内尚能呈现五十万字的出版量，这在没有打字机以及电脑的时代，的确相当神奇。

　　文化上实在拼不过袁家军，那政治上呢？不要紧，龌龊的事情还在后面。

　　孙文可以说很聪明，但实在是聪明的过了头。他卸任的时候，给袁项城下了个套，用一部《临时约法》不仅框住了袁大总统的行政幅度，并且还通过将议院扩权，近乎全部撤销了袁大总统的决策权力。

　　我们可以想象袁世凯在任总统后会晤孙文时心里的恶心程度，的确，不恶心实在不太正常。因为袁世凯很清楚，孙文就没指望他老袁能遵守这个劳什子的《临时约法》，但如果项城以任何方式变相废掉了这部《约法》，就形同彻底掉进了孙文的圈套；另外，如果老袁不废除这部《约法》，那么他的脖颈将始终寒气森森，因为孙文余孽随时可以“革命元老”的身份，动用“法律武器”而对现任执政者毫无顾忌的大加挞伐：毕竟江山是孙大总统打下来的，毕竟你老袁还得因为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大总统宝座，而对孙文说一声“谢主隆恩”。

　　四、

　　1915年，经过与孙中山的一次次较量，袁项城总算想通了一个令他费解的问题，其实人家孙文盘算的比他老袁长远。当年卸任南京临时大总统，孙大炮那叫以退为进。表面上这个大总统的位子是送给了袁项城，可实际上他孙逸仙则就坡下驴，成为了这个民国的“精神元老”，孙文才是真正的“虚位君主”（杨度语）；而那些对袁氏父子口诛笔伐的文人们，则顺势成为了民国的“文胆”、“文心”（刘半农语）。

　　上当了，彻底上当了。老谋深算了一辈子的袁世凯，估计白天做梦都没想到，自己阴沟里翻船，竟然被那个曾经不入流的孙大炮给套住了。可悲催的是，他想通之后，找段祺瑞谈了、找袁克定谈了，也找了杨度等人，结果谈出来的方案，使得袁世凯在孙文的陷阱之中，走出了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臭棋。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改元：洪宪。

　　因为这一天的故事，袁项城积攒了一辈子的清誉，化作了千古的骂名，并且永载史册。

　　这一天，最高兴的并非袁世凯，而是孙文等革命党人。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落井下石的时候终于到了。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了，不，应该说是洪宪皇帝龙驭上宾，饷国三个月，享年五十八。

　　袁世凯死后，在一片“讨袁”的批判声中，北平城开始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幸福日子。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冯玉祥而至张作霖之类的翘脚土鳖轮番登场，“总统轮流做，今天到我家”，这是那个纷繁的时代不变的信条。然而不论总统是谁，孙文和他的信徒们，却如神话一般，游走在这个国家广袤的疆域，他们俨然共和元老，团结着北伐的力量，播撒着反政府的种子。

　　而那些善于“借势”的文人们，则继续跟随着孙文的伟大指引，高歌猛进，写就着一篇篇被后世争相传唱的义愤华章。直到一个人的出现，他们的这种好日子，才算是到了头。因为这个人在总结了孙文和袁世凯的成败之后，结合自己在日本的经历，深刻的领会了“适度专制”的真谛；同时，他也真正明白了另一个道理：对于这个存在着特殊国情的政体而言，将这批文人“招安”并且合理利用的工作，将是何等的重要。

　　这个人姓蒋，名志清，后改名中正，字介石。他明白这其中的一切，也深刻的知道造成这些年之乱象的根源，因此，他在心里既不买孙文以及那些文人的账，也懒得看北洋残部的脸色。他发动了北伐战争，以真正意义上的“虚君共和”（国民政府），结束了长达17年的纷扰乱世。

　　当然，这是后话。

　　2013年10月2日

　　宋儒孝南，共识网，原标题为《他们成全了民国的乱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