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力群在他的《自述．12個春秋》中，不無遺憾地回顧道：“一九八三年之前，鄧（小平）、陳之間一直合作得很好，到了一九八三年，鄧、陳分歧開始顯露出來”。
鄧小平在1983年“倒胡”、“打周”事件中的表演，充分暴露出他的“半毛澤東主義半實用主義”思想本質。胡耀邦、周揚主張思想解放，是關注中國的前途命運，通過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全面改革實現每一個中國人的物質和精神的解放。而鄧小平和專政派的“思想解放”，只為奪取和鞏固自己的權力。所以十一屆三中全會，對胡耀邦、周揚和中國人民來說，是思想解放的起點；而對鄧小平和專政派來說，是“思想解放”的終點。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三個月，鄧小平和專政派就亮出了“四項基本原則”，鎮壓思想解放運動，取締民主牆，逮捕魏京生。鄧小平要的“準確、完整的毛澤東思想體系”，只取其“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一半：“四項基本原則”；而拋棄另一半“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哪有什麼“準確、完整”？只能稱之為“半毛澤東主義”。那另一半是“半實用主義”，對打擊政敵有利時，“群眾貼大字報是我國形勢穩定的表現”；當大字報批評到自己時，就成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動亂因素”，“不但要講，而且要專政手段”了。
鄧小平與陳雲、胡喬木、鄧力群、姚依林們的分歧在經濟領域，政治思想領域他們都是專政派，都比毛澤東更斯大林主義。
鄧小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
1956年毛澤東提出“十大關係”、“雙百方針”批斯大林旳“左”（教條主義），鄧小平、胡喬木都消極觀望。等到1957年毛澤東反右，批赫魯曉夫的右（“修正主義”），鄧小平、胡喬木緊緊跟上，而且表現得比毛更“左”。
1883年10月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原來會議主題是討論《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準備自1983年冬季開始，用三年時間，對黨的思想、作風、組織進行一次全面整頓，以適應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全面改革”使命。
但鄧小平講話（10月12日）把會議重心轉移到“清除精神污染”和批判周揚。鄧小平說：“精神污染危害很大，足以禍國誤民，腐蝕人們的靈魂和意志。有一些同志熱衷於談論人的價值、人道主義和所謂‘異化’，說社會主義存在異化，經濟領域，政治領域，思想領域都存在異化。他們還用克服這種所謂異化的觀點來解釋改革，使人們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失去信心，可見理論界思想混亂到什麼程度！”這一段是針對周揚的。還有一段說：“有些同志對精神污染不聞不問，採取自由主義態度，甚至認為是生動活潑，是雙百方針的體現”。這是針對胡耀邦的。據鄧力群在《自述·12個春秋》中所述，針對胡耀邦的這一段，是王鶴壽看了鄧力群替鄧小平起草這篇講話後建議加進去的。可見胡耀邦的這位在延安時期“推心置腹”的老朋友，1983年就準備對朋友“落井下石”了。
二中全會後，鄧力群得意忘形，他和吳冷西通過他們控制的中宣部和電視廣播系統，敦促各省、市、自治區領導人和知名學者、專家、公眾人物，每天輪流三、四個省，在全國聯播節目表態，聲討“精神污染”和“人道主義、異化”等“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從而把“清污運動”從思想、政治領域迅速擴大到全國城鄉機關、學校、科研單位、工礦企業、農村、部隊，在社會上造成種種緊張、混亂現象，嚴重衝擊全國經濟和人民生活，引起國際輿論關注，以為“文化大革命又來了”。
對批“自由化”一槌定音
1986年9月28日，十二屆六中全會舉行，爆發了一場出乎鄧小平意料的爭論。當時胡耀邦主持會議，工作人員讀完決議草案後，胡耀邦問：同志們有意見沒有？
陸定一站起來說：“我對這個決議很贊成，這個決議寫得很好。有一點意見講一講。在起草這個決議過程中今天第四次提這個意見了：第14頁第12行有一句話，‘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等等，我主張‘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這幾個字刪掉。這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來歷，是1956年我們黨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時，蘇聯方面說我們這個方針是資產階級自由化。以後到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中央有一個文件，題目是兩個字：‘通知’，說‘二月提綱’是彭真一個人搞的，是背著康生和其他人搞的，是資產階級自由化，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放，就是只讓資產階級放，不讓無產階級放。1967年，《人民日報》登了一篇大文章，是反對我的，批判我資產階級自由化，證據是我在中南海懷仁堂對科學家、文藝界講‘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講了好幾個自由：批評的自由，反批評的自由，保留意見的自由，信教的自由，不信教的自由等等，這個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經過情況就是這樣。我覺得文件去掉‘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這幾個字，對於這個決議絲毫沒有損害。只有一個好處，就是不同那些錯誤的東西混淆在一起。”
胡耀邦對決議稿中保留這幾個字作了解釋，說明是按照鄧小平的定義，“資產階級自由化”指“否定四項基本原則，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個範圍。
接著萬里發言贊成陸定一意見，主張取消這幾個字。陸定一、萬里發言都博得會場一部分人掌聲支持。
然後，楊尚昆、薄一波發言，反對去掉這幾個字，也博得會場另一部分人掌聲支持。
這時鄧小平說話了。鄧小平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為什麼？現在群眾中有一種思潮，這種思潮就是自由化。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第一件做了什麼事？就是人大通過決定取消憲法的一條，叫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為什麼首先做這件事？就是說明現在有一股思潮，如果搞自由化，就不可能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搞自由化本身要破壞我們安定團結局面的。看來，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管什麼這裏用過，那裏用過，無關緊要，現實政治要求我們寫這個。”
鄧小平講完，政治局常委趙紫陽、陳雲、李先念均發言主張保留。
胡耀邦說：“保留對我們當前局勢有利，以後實踐證明這個名詞不恰當，再重新考慮”。最後胡耀邦提請全會表決，一致通過。
鄧反自由化講話標誌與胡決裂
鄧小平這篇反“自由化”講話導致中國政治氣流的大變動。原來鄧小平的注意力，在防止鄧力群代表的思潮把中國政治氣流往左拉，阻滯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陸定一的發言使鄧小平的注意力轉向“自由化”思潮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而在鄧小平看來胡耀邦對“自由化”思潮的“軟弱”比鄧力群的“左”更危險。
這篇講話也是鄧小平與胡耀邦最後決裂的標誌。鄧小平在他的講話中提出了一個重大政治原則問題：
──粉碎四人幫以後第一件做了什麼事？
對胡耀邦來說，這第一件事，就是真理標準討論，終結“兩個凡是”。糾正冤假錯案，糾正歷史錯誤。
而對鄧小平來說，這第一件事，變成“決定取消憲法的一條，叫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如果當初真是鄧小平說的那樣，華國鋒、葉劍英在“粉碎四人幫以後第一件事”就是決定取消“四大”，恐怕就沒有後來的真理標準大辯論，沒有後來的西單民主牆，沒有後來的糾正歷史錯誤，也沒有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轉折和鄧小平復出掌權了。
1986年底的鄧小平已經自己否定了自己。鄧小平的“四項原則”，就是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差別只在華國鋒搞毛的“凡是”，可以糾正；鄧搞自己的“凡是”，同毛一樣無法自己糾正。這就是鄧小平的悲劇。
胡耀邦下台後，陸定一曾對他的發言產生的後果向胡耀邦表達歉意。胡耀邦對陸定一說：“我是由衷贊成你的主張的，只是在那個場合，不便多說”。
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上那場意料之外的大辯論引發出鄧小平一篇“反自由化”的即席講話，改變了全黨、全國的政治氣流。《精神文明決議》剛一誕生，生命即告終結。一場比“清除精神污染”更大規模、影響更深遠的“反自由化”之戰，已蓄勢待發。（《新史記》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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