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阮銘
鄧力群在他的《自述.12個春秋》中,不無遺憾地回顧道:“一九八三年之前,鄧(小平)、陳之間一直合作得很好,到了一九八三年,鄧、陳分歧開始顯露出來”。
鄧小平在1983年“倒胡”、“打周”事件中的表演,充分暴露出他的“半毛澤東主義半實用主義”思想本質。胡耀邦、周揚主張思想解放,是關注中國的前途命運,通過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全面改革實現每一個中國人的物質和精神的解放。而鄧小平和專政派的“思想解放”,只為奪取和鞏固自己的權力。所以十一屆三中全會,對胡耀邦、周揚和中國人民來說,是思想解放的起點;而對鄧小平和專政派來說,是“思想解放”的終點。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三個月,鄧小平和專政派就亮出了“四項基本原則”,鎮壓思想解放運動,取締民主牆,逮捕魏京生。鄧小平要的“準確、完整的毛澤東思想體系”,只取其“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一半:“四項基本原則”;而拋棄另一半“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哪有什麼“準確、完整”?只能稱之為“半毛澤東主義”。那另一半是“半實用主義”,對打擊政敵有利時,“群眾貼大字報是我國形勢穩定的表現”;當大字報批評到自己時,就成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動亂因素”,“不但要講,而且要專政手段”了。
鄧小平與陳雲、胡喬木、鄧力群、姚依林們的分歧在經濟領域,政治思想領域他們都是專政派,都比毛澤東更斯大林主義。
鄧小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
1956年毛澤東提出“十大關係”、“雙百方針”批斯大林旳“左”(教條主義),鄧小平、胡喬木都消極觀望。等到1957年毛澤東反右,批赫魯曉夫的右(“修正主義”),鄧小平、胡喬木緊緊跟上,而且表現得比毛更“左”。
1883年10月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原來會議主題是討論《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準備自1983年冬季開始,用三年時間,對黨的思想、作風、組織進行一次全面整頓,以適應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全面改革”使命。
但鄧小平講話(10月12日)把會議重心轉移到“清除精神污染”和批判周揚。鄧小平說:“精神污染危害很大,足以禍國誤民,腐蝕人們的靈魂和意志。有一些同志熱衷於談論人的價值、人道主義和所謂‘異化’,說社會主義存在異化,經濟領域,政治領域,思想領域都存在異化。他們還用克服這種所謂異化的觀點來解釋改革,使人們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失去信心,可見理論界思想混亂到什麼程度!”這一段是針對周揚的。還有一段說:“有些同志對精神污染不聞不問,採取自由主義態度,甚至認為是生動活潑,是雙百方針的體現”。這是針對胡耀邦的。據鄧力群在《自述·12個春秋》中所述,針對胡耀邦的這一段,是王鶴壽看了鄧力群替鄧小平起草這篇講話後建議加進去的。可見胡耀邦的這位在延安時期“推心置腹”的老朋友,1983年就準備對朋友“落井下石”了。
二中全會後,鄧力群得意忘形,他和吳冷西通過他們控制的中宣部和電視廣播系統,敦促各省、市、自治區領導人和知名學者、專家、公眾人物,每天輪流三、四個省,在全國聯播節目表態,聲討“精神污染”和“人道主義、異化”等“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從而把“清污運動”從思想、政治領域迅速擴大到全國城鄉機關、學校、科研單位、工礦企業、農村、部隊,在社會上造成種種緊張、混亂現象,嚴重衝擊全國經濟和人民生活,引起國際輿論關注,以為“文化大革命又來了”。
對批“自由化”一槌定音
1986年9月28日,十二屆六中全會舉行,爆發了一場出乎鄧小平意料的爭論。當時胡耀邦主持會議,工作人員讀完決議草案後,胡耀邦問:同志們有意見沒有?
陸定一站起來說:“我對這個決議很贊成,這個決議寫得很好。有一點意見講一講。在起草這個決議過程中今天第四次提這個意見了:第14頁第12行有一句話,‘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等等,我主張‘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這幾個字刪掉。這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來歷,是1956年我們黨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時,蘇聯方面說我們這個方針是資產階級自由化。以後到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中央有一個文件,題目是兩個字:‘通知’,說‘二月提綱’是彭真一個人搞的,是背著康生和其他人搞的,是資產階級自由化,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放,就是只讓資產階級放,不讓無產階級放。1967年,《人民日報》登了一篇大文章,是反對我的,批判我資產階級自由化,證據是我在中南海懷仁堂對科學家、文藝界講‘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講了好幾個自由:批評的自由,反批評的自由,保留意見的自由,信教的自由,不信教的自由等等,這個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經過情況就是這樣。我覺得文件去掉‘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這幾個字,對於這個決議絲毫沒有損害。只有一個好處,就是不同那些錯誤的東西混淆在一起。”
胡耀邦對決議稿中保留這幾個字作了解釋,說明是按照鄧小平的定義,“資產階級自由化”指“否定四項基本原則,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個範圍。
接著萬里發言贊成陸定一意見,主張取消這幾個字。陸定一、萬里發言都博得會場一部分人掌聲支持。
然後,楊尚昆、薄一波發言,反對去掉這幾個字,也博得會場另一部分人掌聲支持。
這時鄧小平說話了。鄧小平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為什麼?現在群眾中有一種思潮,這種思潮就是自由化。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第一件做了什麼事?就是人大通過決定取消憲法的一條,叫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為什麼首先做這件事?就是說明現在有一股思潮,如果搞自由化,就不可能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搞自由化本身要破壞我們安定團結局面的。看來,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管什麼這裏用過,那裏用過,無關緊要,現實政治要求我們寫這個。”
鄧小平講完,政治局常委趙紫陽、陳雲、李先念均發言主張保留。
胡耀邦說:“保留對我們當前局勢有利,以後實踐證明這個名詞不恰當,再重新考慮”。最後胡耀邦提請全會表決,一致通過。
鄧反自由化講話標誌與胡決裂
鄧小平這篇反“自由化”講話導致中國政治氣流的大變動。原來鄧小平的注意力,在防止鄧力群代表的思潮把中國政治氣流往左拉,阻滯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陸定一的發言使鄧小平的注意力轉向“自由化”思潮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而在鄧小平看來胡耀邦對“自由化”思潮的“軟弱”比鄧力群的“左”更危險。
這篇講話也是鄧小平與胡耀邦最後決裂的標誌。鄧小平在他的講話中提出了一個重大政治原則問題:
──粉碎四人幫以後第一件做了什麼事?
對胡耀邦來說,這第一件事,就是真理標準討論,終結“兩個凡是”。糾正冤假錯案,糾正歷史錯誤。
而對鄧小平來說,這第一件事,變成“決定取消憲法的一條,叫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如果當初真是鄧小平說的那樣,華國鋒、葉劍英在“粉碎四人幫以後第一件事”就是決定取消“四大”,恐怕就沒有後來的真理標準大辯論,沒有後來的西單民主牆,沒有後來的糾正歷史錯誤,也沒有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轉折和鄧小平復出掌權了。
1986年底的鄧小平已經自己否定了自己。鄧小平的“四項原則”,就是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差別只在華國鋒搞毛的“凡是”,可以糾正;鄧搞自己的“凡是”,同毛一樣無法自己糾正。這就是鄧小平的悲劇。
胡耀邦下台後,陸定一曾對他的發言產生的後果向胡耀邦表達歉意。胡耀邦對陸定一說:“我是由衷贊成你的主張的,只是在那個場合,不便多說”。
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上那場意料之外的大辯論引發出鄧小平一篇“反自由化”的即席講話,改變了全黨、全國的政治氣流。《精神文明決議》剛一誕生,生命即告終結。一場比“清除精神污染”更大規模、影響更深遠的“反自由化”之戰,已蓄勢待發。(《新史記》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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