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俄国有过“十月革命”吗？（上）

 一　俄国历史进程中的“断裂”问题

　　 1997年，在俄国革命八十周年时，我和秦晖曾在《二十一世纪》发表过两篇文章，其一讨论革命的背景，主要是俄国历史上的农村公社传统，以及1905年自由民主运动失败后发生的斯托雷平（П. А. Столыпин）改革对于革命的影响；其二讨论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传入俄国后，在上述背景下被“俄国化”的过程，尤其是传统民粹派西化（社会民主党化）和列宁派社会民主党“超民粹主义”化这一“双向异化”的过程1。

　　 十年过去了。这一时期俄国、中国与世界又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人们对1917年的认识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普京（В. В. Путин）时代的俄国，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一方面侵蚀了俄共的社会基础，使转轨中磨难最多的俄罗斯，反而成为唯一没有出现东欧各国普遍经历过的“转轨阵痛导致“左派”上台”的国家；另一方面这种“右翼强国梦”也导致了民主进程的某种“退步”和以斯拉夫主义反对“西化”的某种“保守”倾向。从怀念苏联大国地位的角度赞赏斯大林时代的言论也明显增加，甚至当年最激烈的异见人士索尔仁尼琴（А. Солженицын）据说也有这类言论。于是，中国的左派舆论便大肆宣传“索尔仁尼琴悔过了”2。其实，了解索尔仁尼琴心路的人都知道，他当年就是从斯拉夫─东正教传统的角度来反抗苏联的极权体制，早在1970年代他就与当时异见人士中代表自由主义与“西化”倾向的萨哈罗夫（А. Д. Сахаров）发生过著名的“索─萨论战”。今天的索尔仁尼琴一如既往地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抱怨俄国的“西化”。在索尔仁尼琴的观念中，列宁比斯大林坏得多，斯大林当然也比传统沙皇坏（但或许比“西化”的叶利钦 [Б. Н. Ельцин]“好”些？）。而普京则被索尔仁尼琴寄予复兴旧俄传统的厚望，因而对他十分看好。

　　 基于这样的认知，索尔仁尼琴不仅对十月革命一如既往地深恶痛绝，而且对导致了“十月”的1917年二月革命同样反感。他从1970年代末开始，穷二十多年余生之力写作十卷本长编纪实文学《红轮》3，其1986年问世的第三卷就是讲述二月革命的。而二十年前他为该卷写的纲要式文章〈二月革命反思录〉4，于今年二月革命纪念日重刊后更是洛阳纸贵，受到普京政府的高度评价，普京甚至把该文作为文件发给政府官员们“学习”。索尔仁尼琴也为这次再版重写了序，极力强调反对“激进主义”对当今俄国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导致激进思潮的社会弊病至今仍存，如果不通过变革（他语焉不详，但显然不是列宁或叶利钦式的“西化”变革）除弊，“革命”的幽灵就仍在徘徊。

　　 在这篇文章中，索尔仁尼琴认为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都是“西化”影响下毁灭俄罗斯传统的一丘之貉，前者几乎与后者同样激进，并且直接导致了后者。联系他的其他论述，我们看到他实际上打破传统的“左右”和“主义”界限，给出了新的“两条路线斗争”，即东正教─斯拉夫派─普京的“俄罗斯道路”和赫尔岑（А. И. Герцен）─列宁─叶利钦的“西化”道路。建立苏联的1917年革命是“西化”之祸，埋葬苏联的叶利钦改革也是“西化”之祸。那么，被1917年否定的晚期沙俄和被叶利钦否定的晚期苏联，岂不都成了“俄罗斯传统”的象征？而叶利钦与普京这前后相承的两人如果截然分属“两条路线”，又何怪列宁与斯大林也有区别：前者当然是十恶不赦的“西化”派，而后者如今似乎暧昧地具有了某种“斯拉夫特点”5。这种论点与十年前笔者提到的剧变后俄罗斯褒奖斯托雷平的言论一脉相承，也与中国近年来把五四、启蒙和1949年乃至文革串起来一并予以否定的保守主义很相似。

　　 然而，这个看法与苏联时期把二月革命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十月革命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说法固然冲突，但也与后苏联时期自由知识界主流否定十月革命、却自认为是“二月民主”继承者的态度大异。如果说1990年代索尔仁尼琴此说在当时文禁初开、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并无多大影响，那么在普京与自由民主派矛盾日深的今天，在普京与索尔仁尼琴互相赞赏而共倡“保守”的情况下，这种说法似有逐渐成为主流与官方话语之势，同时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把“二月”与“十月”一锅端地予以否定，既不为十月革命的继承者俄共所接受，也受到“二月民主”继承者，即今天俄国的自由民主派的反驳。

　　 作为反对党的自由主义者亚博卢联盟领导人亚夫林斯基（Г. Явлинский）就指出：1917年二月俄国的专制君主制由于不能适应进步而崩溃，在不经暴力和流血的情况下人民选择了民主，开始建立一个现代的、欧洲式的宪政国家。尽管后来布尔什维克以暴力毁灭了她，但“二月民主”的精神到1990年代再造辉煌，这不是普京政府所能逆转的。他呼吁庆祝二月自由的节日，绝不放弃“二月主义”的旗帜。而支持普京的“以俄罗斯的名义团结基金会”主席尼科诺夫（В. Никонов）则反驳说：“1917年二月不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它在短短几天内毁灭了一个伟大的国家”，是此后一切不幸的根源。至于维护十月革命的俄共主张，由于了无新意而影响渐小。倒是一些左翼民粹主义者既不满索尔仁尼琴的保守主义解释，也不满亚夫林斯基的自由主义解释。如舍林（С. Шелин）就认为索尔仁尼琴与亚夫林斯基双方都出于精英立场，夸大知识阶级的作用，而他认为1917年俄国的命运是由普罗大众决定的6。但是，舍林同样没有对“二月”与“十月”作出区分。

　　 显然，如果说在1990年人们对1917年革命的争论焦点在“十月”，那么时过境迁，今天“1917年”问题的焦点已经是“二月”。不管是同样肯定“二月”、“十月”的左派，还是对“二月”、“十月”一并加以否定的保守派，在看到“二月”与“十月”的连续性方面其实是一致的。而像亚夫林斯基那样区分两者、肯定“二月”而否定“十月”的观点，的确面临解释的困难。笔者在十年前的文章已经指出：1917年二月剧变的直接原因虽是战争引起的危机，但深层原因却是“专制主义市场化”的斯托雷平改革积累的民怨。剧变很快变成对斯托雷平改革的清算和恢复“公社世界”的浪潮，这决定了它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

　　 但是，“二月”以后俄国的发展就完全是连续而没有“断裂”吗？如果像索尔仁尼琴所说，包括“二月”、“十月”在内的1917年革命是一场急剧的“西化”而且并未逆转，那么几十年后叶利钦再来一次“西化”的根据何在？其实索尔仁尼琴的叙述已经暗示，列宁以后俄国似乎又回到了“传统”，而且尽管索尔仁尼琴本人并未明说，但那些把沙俄、苏联都看作“伟大国家”（列宁与叶利钦则都是瓦解“伟大国家”的罪人）的保守主义者，都认为变化似乎发生在列宁与斯大林之间（由此才引申出所谓索氏“悔过”之说）。但是这种说法虽然与赫鲁晓夫（Н. С. Хрушев）以后的苏联官方观点有点类似（只是赫鲁晓夫褒列贬斯，而今天的保守主义者则褒斯贬列），但却没有甚么根据。如今绝大多数人都看到，列、斯的体制基本一致，差异只是枝节。

　　 如果断裂不在“二月”、“十月”间，也不在列、斯之间，那么它在哪里？这是总结1917年历史的一个关键问题。今天的中国同样存在“保守主义”把文革与五四、1911年与1949年一锅煮的问题，存在以所谓“传统”和“西化”来解释历史的文化决定论史观。而最近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更带出了左派政府是否必然极权化的问题。1917年的俄国历史应能提供一个借鉴。


　　 二　“革命宪政”与“二月民主”

　　 立宪会议，按今天的通常译法即制宪议会或宪政议会。建立在政治自由、多元竞争、分权制衡、民主选举基础上的这套制度源自西欧，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制度。从词汇上使用“立宪会议”而不是用“杜马”，反映出“西化派”与“传统派”的区别。在近代俄国，立宪会议的主张不但被保守的沙皇专制主义者拒绝，而且也曾被宣传“人民专制”理论的俄国革命民粹主义激进派攻击为“富人的骗局”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与这种“反对政治自由（据说这会使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观点”7决裂的一批左派人士，形成了俄国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当年布尔什维克也曾积极要求国家民主，而且非仅“阶级民主”，今天所说的宪政民主也是他们当年强烈要求的。早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中，就要求“推翻专制制度并召集由全民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8。

　　 因此，是主张宪政民主，还是反对宪政而鼓吹“人民专制”，就成为那时区分俄国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界标。普列汉诺夫（Г. В. Плеханов）曾明确地说：““自由主义者所忙于争取的”“抽象权利”正是人民发展所必需的条件”；西方式的议会政治“不仅“是”资产阶级的“组织工具”，而且也是另一阶级（按：即无产阶级）的“组织工具””。在普列汉诺夫看来，无产阶级应当比资产阶级自由派更积极地追求宪政民主；而民粹派鼓吹的“人民专制”则不过是一种“反动”的“政治畸形现象”，“有如古代中华帝国或秘鲁帝国，即一个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革新了的皇帝专制”，是“皇帝─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治垃圾9。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话构成其名著《我们的意见分歧》（Наши разногласия）的基本观点，而他更早些时候出版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Социализм и полит. Борьба）也表述了类似主张，这两部作品加上其哲学著作《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К вопросу о развитии мо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взгляда на историю）是普氏为俄国马克思主义奠基的“老三篇”，被列宁说成是“教育了俄国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文献，其影响十分深远。

　　 从上述观点可见，在追求宪政民主的问题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但一开始就与反宪政的民粹主义者相对立，而且曾经比自由主义者更急迫。换句话说，在此之前社会民主党人与自由派在政治上有意义的区别就在于“激进立宪”（革命立宪）还是“渐进立宪”。尽管在斯托雷平时代开始有所变化：社会民主党内以列宁为首的一派（即布尔什维克）愈来愈“民粹主义化”乃至“超民粹主义化”10，但是俄国马克思主义“革命宪政”的传统感召力和对民粹派“人民专制论”的传统厌恶还不可能完全消失。正是在斯托雷平时代，列宁一方面说了不少（过去很少说）议会民主“虚伪”的话，另一方面仍然在反驳那种认为“虚伪民主”不如专制好的极左极右论调。他认为：尽管多党竞争下的政党宣传“带有广告欺骗性质”，但这一点决不能说明议会民主“根本无益甚至有害，像顽固的反动份子、议会制度的敌人极力要人民相信的那样”，恰恰相反，没有这样的多党制，欺骗“会多得多，而人民揭穿骗局、查明真相的办法也会少得多。”“一个国家的政治自由越多，它的代议机构越健全，越民主化，人民群众就越便于……学习政治，即越便于揭穿骗局和查明真相。”11 通常所说的1917年“二月革命”正是“革命宪政”的实践。由于“斯托雷平反动”断送了俄国在1905至1907年间曾经一度大有希望的、通过君主立宪建立议会民主的机会，而斯托雷平改革推动的市场经济发展又掏空了传统皇权主义的基础，并因对传统农村公社实行掠夺性的专制私有化而积累了巨大的民怨，因此当对外战争冒险失利触发了社会危机后，全俄便急剧地卷入革命漩涡。随着貌似强大的沙皇专制似乎完全“出人意料地”突然崩溃，君主立宪的前景已不复存在。在“雪崩”的冲击下，不用说比斯托雷平更保守的传统保皇党已无踪影，斯托雷平体制下得势的专制市场经济改良派，如十月党、进步党等自由主义右翼派别也很快被革命潮流冲垮。只有自由主义左派，即1905年事变中因领导激进宪政民主运动而在斯托雷平时代受压制的立宪民主党，成为唯一还有政治号召力的自由主义党派。但该党由于担心斯托雷平改革所激起的民粹主义反弹浪潮难以控制，更担心战争时期（立宪民主党是支持参战的民族主义者）后方剧变会瓦解军事力量，这时反而主张放慢立宪步伐。这样一来，以“立宪”为党名的这个1905年的政治改革激进派，在1917年却把立宪会议的大旗拱手让给了“社会主义者”。

　　 而当时被革命形势推向前台、成为俄国最强大政治势力的，是两大左派（当时通称两大“社会主义政党”12）──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两党内部都有明显分化：社会革命党传统上本是以搞“革命恐怖主义”推进“人民专制”起家的极左党，但这时它的主流已经在斯托雷平时代发生了“社会民主党化”，只有其坚持原教旨民粹主义的支派，即所谓“左派社会革命党”还带有“人民专制”色彩。至于社会民主党本是传统的“革命宪政”主张者，其中的孟什维克此时仍然持有俄国马克思主义正统的革命宪政理念，而布尔什维克尽管已经在“超民粹主义化”的路上走得很远，但仍然保留着社会民主党传统的“革命宪政”话语，其激进主要表现在不断指责别人拖延宪政进程。列宁本人当时就一再抱怨“政治自由”太少，认为“在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是通过政党的公开斗争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由协议来进行的”13。

　　 在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列宁指责临时政府拖延立宪会议选举，但并没有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在苏维埃中的影响也不大。后来他两度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但其含义只是：（1）苏维埃取代临时政府来承担筹备召开立宪会议的责任；（2）排除以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派左翼，建立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主导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亦即左派多党联合政府。他并没有说要用苏维埃取代立宪会议，相反他仍然强调苏维埃只应该在立宪会议之前临时掌权──正如他在“七月事变”后所说：“在立宪会议召开前，除了苏维埃以外，国家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政权存在。”14在列宁所指责的对手中，除立宪民主党担心民粹主义浪潮难以控制而真的希望放慢民主步伐外，社会革命党主流派和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的“革命宪政”热情本不下于布尔什维克，只是考虑当时德国正大举进攻，基于“革命护国主义”15　立场，才不愿把太多精力投入竞争性选举，更不愿在这个不但君主派早已消失、连自由派都已靠边的“左派民主”大好形势下一味激化矛盾而使局势失控。

　　 因此，经过斯托雷平时代的政治分化与重新定位，到二月革命后，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即俄国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之分野已经完全模糊，取代它的是新的、十分戏剧性的分野：两党的各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结盟，反对两党各自的另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主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前者更多地体现了当年以民意党为代表的原教旨民粹主义或超民粹主义传统，而后者更多地体现了当年普列汉诺夫开创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正统。但是在1917年，双方都还没有脱离“革命宪政”话语。（未完待续）

注释：

　　 1　两篇文章皆以笔名发表，参见苏文：〈传统、改革与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再认识〉，《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7年10月号，页4-16；卞悟：〈列宁主义：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民粹主义化〉，《二十一世纪》，1997年10月号，页37-47。

　　 2　高国翠：〈“忏悔”的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页54-57；吴庸：〈俄罗斯在翻跟斗〉，《议报》，第315期（2007年8月13日），www.chinaeweekly.com/viewarticle_gb.aspx?vID=5910；〈为甚么反斯大林的索尔仁尼琴会赞扬斯大林〉，http://post.baidu.com/f?kz=190562576。

　　 3　该书第一卷《1914年8月》和第二卷《1916年10月》分别于1971和1984年在巴黎出俄文首版，第三卷《1917年3月》上下两册俄文版于1986年也在巴黎由ЩНГБ出版社推出，但奇怪的是它不是首先推出单行本，而是作为《索尔仁尼琴全集》的第十五、十六两卷问世（Красное Колесо, уэел. 3 Март Семнадцатого. А. Солженицы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э, Том 15-16. Paris: YMCA Press, 1986)，因此几乎没有引起注意。俄文单行本直到2000年才在俄罗斯国内出版，英文版迄今尚无。

　　 4　Россиыская Газета, 27.2.2007.

　　 5　所谓索尔仁尼琴“悔过”之说夸张太甚，实际上索尔仁尼琴对斯大林暴政的谴责没有任何变化，这从他的一系列近期言论可见。德国《明镜》（Дет Урйезем）周刊对他的专访，参见索尔仁尼琴：〈我从未违背自己的良知〉，《南方都市报》，2007年7月25日。但是从“文化”上讲，似乎就有点“复杂”了。

　　 6　Sergei Roy, "From Autocracy to Anarchy: Reflections on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www.theliberal.co.uk/issue_10/politics/russia_roy_10.html.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页179。

　　 8　中国共产党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页41。

　　 9　普列汉诺夫着，刘若水译：《我们的意见分歧》（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页77、40、242、258。

　　 10　卞悟：〈列宁主义：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民粹主义化〉，页37-47。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页282-83。

　　 12　这是当时公认的“社会主义政党”。列宁当时也经常这样表述。后来苏联时期的官方史学肯定布尔什维克“唯我独社”而其他左派政党都姓“资”，其实他们的纲领都以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

　　 13、1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三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页53；55；260-61；52。

　　 15　所谓“革命护国主义”是指许多沙皇时代反战的革命者，在沙皇垮台、民主革命成功后认为战争性质已经改变，其中的一些人引法国革命后与欧洲诸王反法联盟的战争为例，认为民主俄罗斯与英美法这些民主国家为一方、德奥土保几个专制王朝为另一方的战争已经成为民主对专制的战争，因而主张争取战争胜利，反对媾和，尤其反对背着民主盟邦而与德皇单独媾和；而更多的人虽然仍主张退出战争，但面对德国大举进攻的形势也主张先打退敌人以保卫革命，然后再争取有尊严的和谈。其实布尔什维克自己掌权后也是这样做的，但在他们上台前却一直反对为保卫二月革命的成果而战，主张现在就要和平，所以“革命护国主义”当时成了其抨击的对象。

　　金雁，《二十一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