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渭熊：有关吴宓的一件小事

1956年我到西南师范学院读书，就知道吴宓是学校中仅有的两位二级教授之一（另一位是化学系的郑南华）。但是我第一次见到吴宓却是在两年之后。

1958年12月中旬的一天午饭后，我们－－在西师生产部劳动改造的部分右派学生，在一刘姓干部带领下，乘敞篷货车去重庆劳动人民文化宫参观重庆市农业大跃进成就展览。我们正准备上车，见一头发花白的小老头，拄着手杖不听刘姓干部的劝阻，向车后疾步走去，执意要爬上敞篷车厢。有同学说“吴宓，吴宓！”由此，我才第一次见到这个如雷贯耳的文学泰斗。

看见有同学在等车，吴先生就问：“你们是哪个系的？”有人告诉他“是生产部的。”他便没说什么。将我们逐一扫视一遍，像要寻找什么人的样子。

后来吴先生经不住刘姓干部的劝阻，坐进了驾驶室。

这本来是一件小事，但由此我产生了如下两点疑问：一、吴先生要找谁？二、吴先生为什么跟我们这批右派分子同车，而不和其他教职工一起参观展览？因为当时西师绝大部分师生员工都去了300多里外的綦江县大炼钢铁，各单位的老弱病残和留守人员，早已分批参观了农业大跃进成就展览，为什么只留下吴先生一人？这是不是当局有意的安排？

几个月后的一件事，对这两个问题我以为找到了答案。

那是1959年4月中旬的一天，在大礼堂斗争“坚持反动立场，抗拒劳动改造”的右派学生曾祥舟。参加者有当时在西师的所有右派学生，包括受二类处分（劳动察看）、三类处分（留校察看）和四类（只戴帽子免于处分）右派学生共400多人。说是斗争会，其实只有院保卫科的金科长一个人揭发，我们只是摇旗呐喊呼口造声势而已。

金科长罗织的曾祥舟的“罪行”共两条：一、坚持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仇恨社会主义，向往资本主义，说“西南师范学院不是我的母校，我的母校在伦敦、在巴黎、在纽约、在加里福尼亚”；二、多次秘密会见反动文人吴宓。他列举许多例子，说曾祥舟某月某日某时，又某月某日某时……进入吴宓家密谈。

这样的“罪行”，不知出自什么法律、什么条款？凭这样的莫须有，就把曾祥舟斗争后戴上手铐押去劳动教养了。

这件事，使我明白了几个月前，吴先生要寻找的人，就是曾祥舟；而吴先生本人，早就被当局定为“反动文人”而且受到严密的监视。那么，把他安排和我们这些右派贱民一起参观展览，也就不足为怪了。

回过头来，再来看曾祥舟的两条“罪行”，我认为实在是荒唐。西师只准曾祥舟认它为母校，而不准曾祥舟再认其他学校为母校，否则就是“仇视社会主义，向往资本主义”，就要把你弄去教养，就要残酷无情、不择手段的打击迫害你！世界上哪有如此霸道的道理？这样的母校还有一丝人性？

至于曾祥舟与吴先生的关系，是再正常不过的师生关系了。曾祥舟是历史系59级的学生，瘦弱、文静，成绩十分优异而又善于思考。他早就认识吴先生，而且向吴先生请教了许多并非一般学生能够提出的问题，吴先生认为他是一位前途无量的青年。这样的青年，应该是国家的栋梁，社会的希望。按吴先生一贯提携和奖掖有为后生的精神，吴先生不仅喜欢他、指导他，而且还在经济上资助他，由此他和吴先生有了十分密切的交往。应该说吴先生激励青年学子的举措，是一种高尚的情操博大的胸怀，是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责任感！万万没有想到，先生的伟大精神，竟为“我党”猜疑、忌恨、仇视！竟给曾祥舟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这是曾祥舟的悲哀？吴先生的悲哀？还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吴先生早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仅此一件小事，祭先生在天之灵。

陶渭熊，《巴山夜雨》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