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5日 星期六

陶渭熊:有关吴宓的一件小事


1956年我到西南师范学院读书,就知道吴宓是学校中仅有的两位二级教授之一(另一位是化学系的郑南华)。但是我第一次见到吴宓却是在两年之后。

1958年12月中旬的一天午饭后,我们--在西师生产部劳动改造的部分右派学生,在一刘姓干部带领下,乘敞篷货车去重庆劳动人民文化宫参观重庆市农业大跃进成就展览。我们正准备上车,见一头发花白的小老头,拄着手杖不听刘姓干部的劝阻,向车后疾步走去,执意要爬上敞篷车厢。有同学说“吴宓,吴宓!”由此,我才第一次见到这个如雷贯耳的文学泰斗。

看见有同学在等车,吴先生就问:“你们是哪个系的?”有人告诉他“是生产部的。”他便没说什么。将我们逐一扫视一遍,像要寻找什么人的样子。

后来吴先生经不住刘姓干部的劝阻,坐进了驾驶室。

这本来是一件小事,但由此我产生了如下两点疑问:一、吴先生要找谁?二、吴先生为什么跟我们这批右派分子同车,而不和其他教职工一起参观展览?因为当时西师绝大部分师生员工都去了300多里外的綦江县大炼钢铁,各单位的老弱病残和留守人员,早已分批参观了农业大跃进成就展览,为什么只留下吴先生一人?这是不是当局有意的安排?

几个月后的一件事,对这两个问题我以为找到了答案。

那是1959年4月中旬的一天,在大礼堂斗争“坚持反动立场,抗拒劳动改造”的右派学生曾祥舟。参加者有当时在西师的所有右派学生,包括受二类处分(劳动察看)、三类处分(留校察看)和四类(只戴帽子免于处分)右派学生共400多人。说是斗争会,其实只有院保卫科的金科长一个人揭发,我们只是摇旗呐喊呼口造声势而已。

金科长罗织的曾祥舟的“罪行”共两条:一、坚持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仇恨社会主义,向往资本主义,说“西南师范学院不是我的母校,我的母校在伦敦、在巴黎、在纽约、在加里福尼亚”;二、多次秘密会见反动文人吴宓。他列举许多例子,说曾祥舟某月某日某时,又某月某日某时……进入吴宓家密谈。

这样的“罪行”,不知出自什么法律、什么条款?凭这样的莫须有,就把曾祥舟斗争后戴上手铐押去劳动教养了。

这件事,使我明白了几个月前,吴先生要寻找的人,就是曾祥舟;而吴先生本人,早就被当局定为“反动文人”而且受到严密的监视。那么,把他安排和我们这些右派贱民一起参观展览,也就不足为怪了。

回过头来,再来看曾祥舟的两条“罪行”,我认为实在是荒唐。西师只准曾祥舟认它为母校,而不准曾祥舟再认其他学校为母校,否则就是“仇视社会主义,向往资本主义”,就要把你弄去教养,就要残酷无情、不择手段的打击迫害你!世界上哪有如此霸道的道理?这样的母校还有一丝人性?

至于曾祥舟与吴先生的关系,是再正常不过的师生关系了。曾祥舟是历史系59级的学生,瘦弱、文静,成绩十分优异而又善于思考。他早就认识吴先生,而且向吴先生请教了许多并非一般学生能够提出的问题,吴先生认为他是一位前途无量的青年。这样的青年,应该是国家的栋梁,社会的希望。按吴先生一贯提携和奖掖有为后生的精神,吴先生不仅喜欢他、指导他,而且还在经济上资助他,由此他和吴先生有了十分密切的交往。应该说吴先生激励青年学子的举措,是一种高尚的情操博大的胸怀,是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责任感!万万没有想到,先生的伟大精神,竟为“我党”猜疑、忌恨、仇视!竟给曾祥舟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这是曾祥舟的悲哀?吴先生的悲哀?还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吴先生早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仅此一件小事,祭先生在天之灵。

陶渭熊,《巴山夜雨》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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