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9日 星期三

程光:关于高岗的一点轶闻


程光来稿


本文作者程光系邱会作之子

1

高岗曾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但现在年轻人很少知道他。

高岗生平介绍在各类工具书中已销声匿迹多年,最近才又出现。他作为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始人,中共“七大”政治局委员、解放战争后期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就足以叫人惊叹,因为“七大”政治局委员十三人,其余均以“革命家”载入中共史册,那时的六大军区司令员,其他都是解放军元帅。1949年10月1日,高岗与刘少奇、朱德、宋庆龄、张澜、李济深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正中的毛泽东身旁。这一历史瞬间,由画家董希文创作成“开国大典”油画,发表于画报之上,展出于博物馆中。

我帮父亲整理回忆资料时遇到了高岗的名字,他对于我来说太陌生,多问了几句。

父亲说,他和高岗等陕北干部认识,是红军1936年2月跨过黄河向山西方向东征,他在瓦窑堡中央军委留守处任粮秣处长,留守处主任是周恩来,高岗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给他的任务是筹措军粮,迎接东征的红军返回陕北。筹粮任务对于贫瘠的陕北来说,十分艰巨。周交待任务时,嘱咐父亲一定要依靠陕北的同志。果然,有陕北当地干部的支持下,完成了三百担军粮的筹措,迎回了从山西渡黄河而归的红军。

父亲说,他此后调到中央粮食部担任供应局长,再任军委供给部副部长,部长。党中央搬到延安后,常见到高岗,高是延安保安司令员,但他和高岗当面打交道,是因为一个偶然的事。

1936年底西安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民政府按二万五千人的编制补充装备,其中有二十辆大卡车,成立了供给部汽车队,主要跑延安到西安,把国民政府的给养运回。一天父亲正在办公,有人很远处就骂起来了,是高岗来了。他说他的儿子丢了,有人见到是在供给部的汽车队玩,然后不见的。当时延安有国民党特务,高岗担心儿子遇害。

父亲问清了原因,连说高司令不要急,如果孩子是在供给部丢掉的,他负责找回来。第二天一早,汽车运输队把高岗的儿子送回来了。原来孩子爬到了车厢上玩,累了就在车上睡着了。正巧车队有任务出发,司机把车子开到延安城南的十七里铺后才发现孩子,因天色已晚,第二天赶紧给送回。

高岗来领儿子时,不断向父亲赔礼道歉,说他心一急,就发了态度。事后,高岗专门请父亲去家中吃饭表示谢意。

2

从那次“不打不相识”以后,父亲和高岗熟悉了,常有来往。父亲管军队的供应,很大程度要靠边区政府和本地人,在高岗等陕北干部支持下,解决了不少难题。红军最大的困难就是缺粮。陕北是贫穷的地区,人口少到不足150万,产粮不多,再养一批外来人,负担很重。1941年,国民党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国共合作进入低潮,国民政府的供应少了,没了。为了生存,部队要种地,却不能与人争地,与民争粮。外来人要生存下去,要看当地人民接不接纳你,老百姓懂个啥?主要看他们的头人。

我听到这些,翻阅了父亲回忆稿,说到陕北根据地,父亲的一句“高岗是陕北的领袖”令我很在意。父亲的回忆中少见泛论,他说某个观点,必有原由。

父亲说,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没吃大亏,重要的是有了地盘,陕北根据地在革命历史上的价值无论怎样说都不为过分,它是中央红军的救命地,是共产党抗战的总后方。党中央刚到陕北,增加了那么多人与民争食,有人喊出了“天公打死毛泽东”。可是后来,陕北人民接纳了我们,养活了我们。这得益于党中央处理好了中央和陕北地方党的关系。陕北共产党在王明错误路线下造成了分裂。中央一到,果断地释放了受打击的人,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树立起来,陕人治陕,稳定了人心。

我说谢子长、刘志丹牺牲后,党中央决定陕北安定改叫“子长县”,保安改名为“志丹县”。父亲说这么作,是为了团结陕北干部。刘、谢牺牲了,陕北红军的主要代表人物剩下了高岗,他“跟”谁就重要了,高岗坚决地支持了毛泽东。

父亲说,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逐步形成的,始于遵义会议,完成于“七大”,依靠的是支持毛泽东的力量,其中“陕北帮”很重要,而高岗就是这支力量的代表和领头人。在延安,毛泽东在大会小会上一直赞扬高岗。

我查阅了文献,毛泽东曾说自己“对于陕北的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高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这些话被收到《改造我们的学习》作为整风学习材料,并成为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的重要文章。在党的“七大”上,高岗当选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一员。毛泽东对陕北干部的依仗和重用,显示了娴熟的驾驭之道,彼此相得益彰。

3

历史有时会急转弯,人的命运也如此。高岗如日中天时突然去世。中央有决议,说他和饶漱石结盟反党,自绝于人民。研读这段历史,能了解的太少,让人如坠入云雾之中。于是我多问了父亲几句。

他说,自从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后,就没有见过高岗。他得知高岗问题,是在中南军区听传达,而高的死,是陶铸对他说的,说毛主席叫邓小平主持高岗案,没有想到一整就整死了。陶铸曾是东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而另一位在陕北和东北与高岗共过事的李富春也说过,高岗气的是毛泽东对他说了话又变,愤然难平。

我寻找资料,此事近年偶然在一些史学杂志或领导的回忆中略有披露,从“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点蹊跷。其中有的说:新中国建立伊始,毛泽东对副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在建国方略方面有些不满意,讲给了他十分器重的高岗听,甚至对刘曾被捕后出狱留有疑问。如此这般,多有借此人之口驾驭彼人之意。高岗传播出去,不料有要人向毛泽东告发。毛泽东权衡利弊,称高岗“分裂党”、“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高岗深感冤屈,可顾及领袖声誉,有口难辩,遂两次自杀,以死表白。

以后,人们看到的都是为高岗定性为“反党”的指责,但我从那些官话之后还发觉有另一面。

毛泽东得知高岗自杀后,沉默良久,说:“遗憾,终于留不住他。他这个人,斗争性太强,性格过于刚烈。”当他身边工作的人说高岗是自绝于党时,毛说:“话是那样讲,但党内斗争死了人,总是不好的。”曾作过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回忆,毛泽东曾说,“高岗的事,我有责任,约了谈话,高岗想去陕北,拟保留中央委员,回延安,本人也愿意。后来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谈了“高饶问题”,特别强调骄傲情绪是危险的,说“不要逞英雄。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这个话与当年他在陕北极力赞扬高岗完全相反。

常言道,此一时非彼一时。曾让中央红军在陕北立住脚的“陕北帮”干部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中受难,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1962年被指责“为高岗翻案”,被贬到洛阳一家工厂里去了。

我研读党史发现,以前毛泽东打倒的,都是党内“对立阵营”中的人物,但是自高岗开始,依次打倒的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是毛泽东树立领袖地位过程中为他出过力的、是毛泽东打击对手时的“自己人”,可后来却被毛泽东打倒。

历代帝王成大业者,对敌手必要斩草除根,但是对和自己一同起家的人则有不同,即便是株杀功臣之后,还有一个对待遗属的问题。凡对之积余恨难泄者,要灭其九族;而事后悔于在心者,则以种种方式厚恤遗属。

高岗死后,毛泽东指示,子女要由组织抚养,关照得非常细致。有一说,毛泽东知道了高岗夫人李力群被安排在图书馆上班,说不行,一定回到原工作单位教育部,并指示对她和孩子要一视同仁。周恩来对高岗家属非常关照,安排李力群出任教育部副部长,即便在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中的1975年,她仍然当选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对高岗的家属如此,但对他本人则严厉有加。

高岗的名字从许多资料文献中消失了,那怕是陕北红军的历史也没有了他。以后再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删掉了赞扬高岗的那些话。放在革命博物馆中开国大典的著名油画被收了起来,当它再次展出时,站在毛泽东身边的副主席中少了高岗,他的位置上被巧妙地“安排”了一盆花。

高岗去世后没进革命陵园,葬在了北京玉泉山下的万安公墓。一些社会名流安息于此,但高岗的处境远不如那些人,墓碑上只写了高岗的原名“高崇德”,没有生卒年月、没有碑文,看来是不想让人知道此地所葬之人。不过,它比起后来被毛泽东打倒的人要好一些,毕竟高岗墓碑上有他的原名,家人可以去凭吊。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瞿秋白被掘了坟,骸骨被迁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刘少奇1969年去世时被叫作“刘卫黄”,彭德怀1974年去世时被叫作“王川”,他们的骨灰在何处不让人知晓。而林彪1971年去世时,在中国连个葬身之地都没有了。

4

我的父亲1981年被安置到了西安,他隔几年就要到北京住住,新世纪到来,他又来了。高岗的小儿子来看望父亲,他是我弟弟的好朋友。他问,“我爸爸是什么样的人?我都没有见过他。”他是高的遗腹子,从一本《血红雪白》的书中看到了高岗,那是第一次不以贬损的口气描写他,而之前有的出版物,甚至很多文学作品都把高岗描绘成霸道、粗暴,满嘴说脏话,有如土匪。

父亲说,陕北出土匪不假,李自成就是那里的人,共产党不是被叫成“匪”吗?不过你父亲身材魁梧,浓眉大眼,相貌堂堂,很有气度。

高岗儿子问,他是不是如一些书上说的暴躁鲁莽。

我父亲答,不是,他对我们说话操一口平声细语的陕北腔,待人和蔼真诚,要不,他怎么能成为陕北的领袖呢?当然,他有强硬的一面,干起事来风风火火,对敌斗争非常果敢。他为人豪爽仗义,当战友和部下有了困难,他会全力帮助,对人非常宽厚,偶遇有人对他不敬,也不计较……父亲说起高岗的形象与坊间传说大相径庭,不得不举出例子,说他曾到东野总部开会,见到了高岗,在他那儿打几圈麻将,同玩的有个人摸着了一张牌,高兴地叫了一声“好牌,高司令来了!和了!”高岗沉下了脸。那个老伙计才知道说漏了嘴,他摸得是“九饼”,一张满是圈的牌,有如满面麻子。但高岗并没有发火,说了句“要严肃一点嘛”!让大家开心地继续玩牌。

父亲说到这儿,觉得有点失口,对高岗的儿子说,“你爸爸脸上是有麻子,但不是大麻子,是细麻子,是挺好看的麻子呢!”听到这儿,大家都笑了。

我们问起了《血红雪白》中写到的高岗爱兵。有一次,一纵的篮球队到司令部比赛,因不服输,双方打了架,无意中打了路过这里劝架的军区副政委高岗,警卫们抓了几个动手打首长的战士要关起来,高岗不肯,说“连我都敢打,打仗肯定是一把好手。”

父亲说,他就是那个脾气,办事大胆决断,有魄力。说他说话粗暴?他对我亲切客气,从来没有感到他蛮横乱发脾气。《血红雪白》对高岗在东北所起的重要作用提得不够。还有,一些人回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多提了彭德怀在前线指挥,没有提高岗在后方支援的功劳。

说着说着,父亲突然问了一句,“你爸爸的那个人还在吗?”我有点莫明其妙。可高岗的儿子说:“大妈呀,在。”

我这才知道,父亲问的是高岗的结发妻子杨芝芳,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会长兼延安儿童保育院院长,在延安与高岗离异。

“她和你们有来往吗?”父亲得知杨芝芳居住在西安后又问。

“原来没有,这些年就多了,我母亲(李力群)和她一直互相有问候。大妈去年病重,我母亲要去,因为身体不好,不能成行,委托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大妈去看望,送了不少东西。”

“这样好,这样好!”父亲对她们的大度赞许,对这两位高岗的配偶都坚持高岗是好人感到高兴。

父亲问起了那个在延安时走丢失的高岗的儿子。

“是大哥呀?他可不太好。”高岗的小儿子说起了他哥哥高毅。

高毅少年时和李鹏,邹家华、叶选平等人一起留苏,然后回国工作。因父亲出了事,就被放到西北一个工厂当了工人,历次政治运动都倒霉,生活上也拮据。后来年纪大,退休了,应当是离休,很多事却不能落实,生活很清苦。在留苏的同学帮助下,最近才好了一点。

说到一个无辜的人受到株连,触到了父亲的痛处,他不语了。

5

时代在变,许多巨大变化让你惊讶不已。但也有不变的,如高岗案的政治结论。然而,不变之中也有某些细微的变化,不关注此事的人也许难以体会。

文革结束后,“两个凡是”终被打破,很多历史冤假错案得以纠正。李力群向中央提出要复审高岗案没受到反驳,但也没回复。1981年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高岗案删除了路线斗争的提法,仍维持其反党性质,尽管原“高岗集团五虎上将”张秀山、张明远、马洪等人被中央重新委以要职。在那前后,邓小平两次谈到高饶问题,说“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建国以来的许多案子都重新评价了,当政者们未必不知道高岗案的真相,但拨乱反正之时,更需要有个代表真理的人物出现在全党面前,而且他的权威不允许任何人挑衅,不管他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

时光在流趟,看似不动的历史,在默默地恢复本来的面目。

藏于革命博物馆的那幅开国大典油画,又被收了起来,当它再次展出时,毛泽东身边重新站立着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而涉及高岗历史功绩的文章、回忆也有出现。

2004年,中央组织部一名副部长看望李力群,回应她多次上书中央。李力群被告知,该部门派人用3年时间研究了中共档案中逾500份文件后,“高岗同志对党对国家的很多很多贡献”已获得承认。

2006年,高岗家人将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摧毁的无名墓碑进行了更换。现在的墓碑前后各镶有两块大小相同的白色汉白玉石,墓碑正面的汉白玉石上只刻有“高岗 1905——1954”字样,背后的汉白玉石则是一块“无字碑”。

2009年8月29日,时值高岗诞辰104周年,高岗的半身铜像落成典礼在他的故乡陕西横山县武镇乡举行。参加者有百姓数千人,有从全国各地赶来者,有附近十里八村的老乡们。在群情激昂的欢呼声中,高岗长子撩起覆盖其父铜像,高岗幼子发表了讲话。铜像的座基正面镌刻着,“高岗  1905——1954”,背面的生平简介以“1954年接受批斗,于8月含冤离世”结束。

近几年清明节,高岗墓地前的鲜花是万安公墓里多的,前来为高岗祭扫的人愈来愈多。虽然那个碑的后面仍是空白,但这些已经发生的细微变化和看起来不易为人察觉的事,不正是在写着碑文吗?只是它还没有铭刻到墓碑上去。不过在我看来,要刻上去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

——作于2009年10月



原载程光《往事回眸》,香港北星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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