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14日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捷題為《駁<晚年周恩來>對毛澤東的醜化》的文章，旅居紐約的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隨即發表了反駁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這將十年前出版、引起巨大轟動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再次引入人們的視野。在毛澤東冥誕120周年即將來臨，對毛澤東的評價之爭更加激烈之際，重溫和反思該書所披露的毛周二人在各自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對中國命運至關重要的“文革”歲月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確有參考價值。明鏡新聞網繼續選載部分章節。
《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作者高文謙。
翻開中國現代史，周恩來的名字始終是和毛澤東的名字連在一起的。在上個世紀那場席捲世界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的浪潮中，毛、周兩人無疑在中國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一對如影隨形、相輔相成的政治搭擋，在中國現代史的舞台上合演了一幕幕的悲喜劇，把整個中國攪得天翻地覆，開啟了一個狂想和動盪的年代。如果說毛是掌舵的，是主宰，是精神領袖；那麼周則是執行者，是首輔，是內政外交的大管家。正是所謂“謀事在毛，成事在周”。
在整整長達四十年的歲月中，無論是當毛澤東叱吒風雲，橫掃千軍如捲席的春風得意之時，還是後來在文革中敗走麥城，一籌莫展的窮途末路之際，周恩來都始終侍奉著他，小心翼翼地亦步亦趨。這種政治合作關係一直持續到周本人病死為止。這在異常殘酷的中共黨內鬥爭史上開創了一個絕無僅有的先例﹕周是唯一能夠和毛共始終，一直屹立不倒，並且最後總算善終的人物。他也由此獲得了一個雅號﹕中國政壇上的“不倒翁”。
那麼，周恩來究竟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長達四十年之久的毛、周關係到底又是怎樣的呢？讓我們還是先從周氏晚年在病重期間寫給毛澤東的一封信談起吧。
乞求毛高抬貴手
自知將不久於人世的周恩來提筆給毛澤東寫了封親筆信，回顧反省了自己的一生，說﹕“從遵義會議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諄諄善誘，而仍不斷犯錯，甚至犯罪，真愧悔無極。現在病中，反復回憶反省，不僅要保持晚節，還願寫出一個像樣的意見總結出來。”
一九七五年六月間，在癌細胞的吞噬下，周恩來已經瘦得皮包骨，體重只剩下六十一斤，即將油盡燈枯。自知將不久於人世的周氏預感到毛澤東始終對當年中央蘇區兩人之間的那段過節，特別是寧都會議上的一箭之仇耿耿於懷，即便在自己生前高抬貴手，身後大概也不會放過自己，於是在病榻上強撐著起來，用顫抖的手提筆給毛寫了一封信﹕
主席﹕
問候主席，您好！
我第三次開刀後，這八十天恢復好，消化正常，無潛血。
膀胱出血仍未斷，這八十天（從三月二十六日—六月十六日）只有21cc（克）不到，但較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到今年二月四日，中間還去主席處五天，一月開全會共兩次，共八十多天只有13cc，還略多；那八十多天只有增生細胞二次，可疑細胞只三次，這八十天卻有壞細胞八次，而最後十天壞細胞三次，所以我與政治局常委四位同志面談，他們同意提前進行膀胱照全鏡電燒，免致不能電燒，流血多，非開刀不可，十五日夜已批准。我現在身體還禁得起，體重還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無虞，務請主席放心。手術後情況，當由他們報告。
為人民為世界人的為共產主義的光明前途（原文如此—作者注），懇請主席在接見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響好聲音、走路、游泳、寫字、看文件等。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資料研究後提出來的。只是麻醉手術，經過研究，不管它是有效無效，我不敢斷定對主席是否適宜。這段話，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
從遵義會議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諄諄善誘，而仍不斷犯錯，甚至犯罪，真愧悔無極。現在病中，反復回憶反省，不僅要保持晚節，還願寫出一個像樣的意見總結出來。
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來
75.6.16.22時
寫罷這封信後，為了讓毛澤東確實能夠領會自己的一番苦心，周恩來又以央求的口吻，給毛的機要秘書張玉鳳附了一張便條﹕
玉鳳同志﹕
您好！
現送十六日夜報告主席一件。請你視情況，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時（候），念給主席一聽，千萬不要在疲倦時念，拜託拜託。
周恩來
1975.6.16.22時半
這篇讀來令人百感雜陳的短信，濃縮了厚重的歷史內容。它既是周恩來對他一生與毛澤東關係的自我總結，也是在某種程度上解讀周氏晚年內心世界的一條難得的線索。當然，事情並非像表面文章那樣簡單。這篇辭卑言重、極盡低首下心之能事的東西，究竟是周恩來內心深處的真情表露呢，還是在乞求毛高抬貴手的韜晦之術呢？抑或兩者兼而有之？還是讓我們先對毛、周關係作一番歷史的回顧，來逐步尋找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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