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日 星期三

“文革”中我接触的几位右派


       我出生在1957年。那年正是“反右”年,全国打了55万右派。这也许是我与右派的一种“缘分”。长大以后,与几位右派有过接触,从而对这些右派有了些感性认识。现在写下来,也算是是给那次“史无前例”的“运动”增添一点史料吧。


  我接触的第一个右派,是上大学以前在黑龙江海伦县乡下粮库做临时工的时候。这位右派姓崔,我已经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因为当时我周围的人都叫他“崔大学”。他的年龄大概与我的父母亲相近,我称他为“崔老师”。“崔大学”原是大连一个矿上的建筑工程师,被打为右派后,发配到我家乡的乡下。那时全公社没什么人懂建筑,所以公社要建设复杂一点的建筑,都要请他来看看、指点。有一段他也在粮库做临时工,指点粮库修建较大的粮食仓库之类的事情。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是一次我与崔老师一起到县里出差,好像是为粮库购买什么东西。崔老师每到一处新的地方,都喜欢围着房子外面转一圈,然后再在屋里看一圈。看完之后,对我说这房子哪好哪不好。可惜这些话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对牛弹琴,因为我不仅对建筑毫无所知,而且只有十七八岁的我,即使对普通的民房也是了解甚少。多年以后,我才懂得崔老师对专业的热爱,即使是最普通、简单的房子,他也不会放弃研究的机会。当然,今天我也明白,即便是最普通的民房,如何做到美观、舒适、符合民族文化习惯而又现代化,又节省能源,等等,有大学问。


  我第二个认识的右派姓李,我周围的老乡都称其为“李大学”,也是我在乡下时候的事。准确的说,我是通过李的侄儿了解李大学的。李大学的侄儿与我一起干活有几个月,因此了解了不少李大学的情况。李大学原是河南某地的工程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回黑龙江老家种田。在河南的时候,他已经处了女朋友,那时不叫女朋友,叫“未婚妻”。他未婚妻的哥哥是位军官,李大学被打为右派后,这位军官强令两人断绝了关系。我后来曾写过半篇小说,其中的一个场景写一个右派从城市下放回乡村老家,他的未婚妻到车站送行,两人即将永远分手,天下着蒙蒙细雨,两人的脸上流着泪,分不清是泪水还是雨水。这一场景就是依据李大学的遭遇写的,可惜我不是作家的料,小说没有完成。李大学回故乡,本是投奔他弟弟,可他弟弟却不幸病死,留下妻子和几个未成年的孩子。后来,李大学就和弟媳结了婚,把弟弟的孩子养大成人,和我在一起干活的小李,就是他弟弟的孩子。我在那篇没有完成的小说中,也写了这一情节:两个苦命的人结合在一起,相依为命,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大了,可男的又患上了绝症,女的痛不欲生,男的在昏迷中回忆自己的往事......。文革结束后,右派改正,李大学被安排到粮库,成了正式职工,算是勉强有个归宿。


  我接触最多,了解也最多的,是我工作的湖南师大历史系的文元珏先生。文先生被打成右派后,全家下放到乡下。文先生被监督劳改,没有任何收入,妻子和孩子生活没有着落,文师母竟常年带着孩子讨饭为生,还要照顾文先生。在那个年代,本是才华横溢的文先生受尽了苦难和屈辱。右派改正之后,文先生回到湖南师大工作,可是上头规定,他的子女只准带一个回长沙,文先生只好带最小的女儿回长沙,其余三个子女就永远留在了乡下!我不知道这规定是什么人作出的,难道这些人自己不是爹娘生的吗,他自己没有儿女吗?试想文先生的事情如果是在我们身上,我们如何做这残酷的决断!


  我认识文先生已是八十年代。我加入民盟后,文先生是民盟湖南师大文科支部的主委,我在他的支部,后来,我当师大民盟副主委,常看望老盟员,因此我们常见面。因为我(筒子楼)隔壁唐自斌老师与他同一个教研室,他到唐老师家聊专业的时候,也常到我家坐坐,海阔天空地聊上一阵。文先生博闻强记、知识丰富,学问在湖南师大历史系是极出色的,历史系的一些青年教师,如我、丁笃本、胡任敏等对职称还不如我们高的文先生极为敬重,我也常向他讨教一些问题。


  文先生虽然恢复了工作,但因只有一个人的工资,还要资助留在乡下的儿女,所以生活非常艰苦。我认识文先生的时候,文师母身体不好,下肢瘫痪,家务事、照顾文师母,全是文先生一个人做。他常穿一件破旧的灰蓝色大衣,来往于湖南师大校园之中。


  大约九十年代初,文先生生病,按他的资格,他可以住干部病房,待遇好,有卫生间,我们也曾几次这样劝他,可他坚决不肯住干部病房,他说这样糟蹋国家的钱,而他对国家没有什么贡献。他坚持住在有七八个病人的普通病房,这病房加上陪护的家属,一个屋子会有十几个人,条件很差,屋子气味很不好。一辈子受委屈的文先生,竟然是这样想法。每当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心在滴血,我常想,文先生这样一个有赤子之心的人,当初到底为什么把他打成右派?是谁把他打成右派的?这人后来有没有向文先生道歉?或起码有一点后悔之心?有没有一点的反思?

  老年的文先生和文师母相依为命,生活艰苦却很温馨。文师母身体瘫痪,却是文先生生命的支柱,九十年代后,文先生几次住院,但都能化险为夷。可是,文师母的身体日渐恶化,生活的折磨早已将她的身体透支,如果没有文先生的细心照料,恐怕早就不行了。在一次回老家之后,文师母突然去世。文师母去世之后,我觉得文先生失去了生命的支柱,也失去了生的意志。不久,文先生也与世长辞。

  我前面说过,文先生才华横溢,学问优长,如果不是打成右派和二十年的劳改生活折磨,他可以为我们社会为国家创造出更多的精神财富,培养更多的学生。

  如今,反右运动已五十年,当年的很多右派都已经作古,但愿天堂里不会有政治批判运动,愿文先生们在天堂能够安宁地作他喜欢的学问,放心地发表他的言论!

  迟云飞,新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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