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日记：见证复旦园“追穷寇”

上个世纪60年代远去了。几页泛黄的笔记，稚嫩的笔迹，却保留了我在文革初期一小段日记的原始面貌。至今，整整44年逝去了。当年我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一年级（65级）学生。这几页不起眼的日记片断让我想到一句话：再淡的墨水也胜过最强的记忆。

（1966年）7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新二的十一位留校同学贴出一张大字报：《四十个为什么》。
上午十点钟，市委政教卫生部常溪萍部长召开座谈会，我们“十二人战斗小组”有吴聚芳、甄大军、朱振良、张家厚四位同学参加。据他们传达，常部长说：“复旦党委是好的”，“如果你有材料证明王零符合牛鬼蛇神，那就可以派工作组。怀疑不能作结论”；“关于‘追穷寇’问题，就是不断革命，这个问题提得好”，“对于《红缨枪》，同学应当鼓励。追、揭、批，不要抓字眼，而要看它是歌颂二周，还是批判二周”，“究竟是不是党委领导的？不仅《红缨枪》，就是所有的大字报都是党委领导的。应当抓，应当领导，不领导是不对的。”“这个墙报主要是搞批判，这是市委的意思，是要创造重点批判的经验。复旦走得快，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红缨枪》与徐震又可以联系，又可以不联系”，“徐震有问题，《红缨枪》不一定有问题。”“假如复旦光这个东西，没有揭露其他的问题，那就坏了，实际上复旦揭了不少党内外牛鬼蛇神。假如这个小组只搞这些东西，不参加其他同学揭露其他问题，那就有问题，这是阴谋。”又说：“运动发展过程，都是先从党外，然后到党内。”并“希望反映情况的同学自己考虑一下，不对的不要坚持，自己加以改正。”

从我的这则日记可以看得出来，常溪萍部长是尽力在为复旦党委以及《红缨枪》“批二周”的墙报打保票，并说“这是市委的意思，是要创造重点批判的经验”。

红缨枪、批二周、追穷寇，这都是复旦园文革初期频频出现的关键词。

据《红缨枪》成员之一的欧阳靖在《复旦生与死》的网文中回忆：校党委代理书记王零让“十三太保”（严格地说这个称谓是到了文革初期才叫开的，现在采用此名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办一个内部刊物，刊名也是他亲自起的，他说“我已经想好了，就叫《红缨枪》吧。”刊物的内容包括理论探讨、调研报告、时事述评等。……这刊物以油印稿的形式办了几期，文革就开始了。“红缨枪”结束了自己“内部理论交流”的使命，走到前台，试图扮演一个指导复旦文化革命、对复旦舆论举足轻重的新角色。

1966年7月3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复旦大学陶增衍、欧阳靖、谭启泰（当时均为《红缨枪》成员）的署名文章，公开批判“封建余孽”、“反共老手”周予同。这段时期，号称“复旦党委机关报”的《红缨枪》在校园主干道“南京路”集中张贴了“批二周”及十论“追穷寇”等一批墙报。复旦历史系教授周谷城、周予同合称“二周”。《红缨枪》墙报十论“追穷寇”，所谓“追穷寇”，就是批“二周”这样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对这些“穷寇”穷追猛打。

复旦园开始出现保守派与造反派两种对立观点之争：是“批二周”，还是揭党委？

徐震，成为造反派冲破复旦党委步步为营防线的一大缺口。原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的徐震，这时任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具体掌管《红缨枪》。6月25日，中文系四年级的安文江（后为复旦三大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之一的“红三司”勤务组负责人）等十余位同学（即后来有名的“过河卒”小组）贴出《徐震是什么人》的大字报，接着又贴出了《二论》、《三论》。

7月6日，我们新闻系一年级十二位同学（包括本人）贴出评《红缨枪》十论“追穷寇”的长篇大字报，每一节都有个非常尖锐的小标题：“《红缨枪》握在徐震手里”、“《红缨枪》竭力回避主要矛盾”、“《红缨枪》要把我校文化革命引向邪路”、“‘揭’字当头，还是‘批’字当头？”、“《红缨枪》制造了种种清规戒律”、“《红缨枪》为谁效劳？” 这张大字报有十二名同学签名，由此组成“十二人战斗小组”。以参加的人数来命名，这在复旦各系造反派众多的战斗组中，大概是独一的。

在当时，怀疑党组织就是“反党”，写大字报揭露校党委的学生背地里被称做“活跃分子”，政治上是有很大压力的。“反右派”、“秋后算账”的阴影或明或暗地笼罩着。有人放出空气，说什么1957年哪个系哪个年级有多少比例的学生被划成右派。我的日记片断中也记录了这一时期对立面散布的调子：“让他们去放吧！”但是我们“十二人战斗小组”的这些同学，一是认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定的斗争大方向，你越是压制群众、转移目标，就越是咬住不放；二是仗着家庭出身好，阶级感情深，基本上是“红五类”，总觉得没有什么辫子可抓。

当然也有很多旗帜鲜明为《红缨枪》叫好的，如电光源实验室工人专家蔡祖泉等人就写了一张大字报：《红缨枪》好得很！追穷寇好得很！这显然是要借蔡祖泉的大名来保《红缨枪》。“让他们放吧！”“工人说话了！”这都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老套路。

7月中旬，围绕《红缨枪》，新一轮辩论开始了。复旦造反派顺藤摸瓜，进一步把《红缨枪》与徐震问题联系在一起，提出“徐震问题必须挖根”，并质问:“谁为徐震保驾?”7月16日,如我的日记所记，新闻系二年级十一位同学贴出长篇大字报《四十个为什么》。这张大字报，副题为《关于我校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疑问》,矛头直指复旦党委，点了王零的名。这十一位同学，即有名的“杀阎王”战斗小组前身。

最有影响的大字报，是外语系三年级孙月珠等同学就本系的“阶级路线”问题贴出的《一问校党委》；孙月珠等同学还率先提出“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口号。复旦党委面临直接的、尖锐的挑战。两派的大字报、大辩论针锋相对。

7月31日    星期日
外三孙月珠等同学提出“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党委作参谋”的口号，引起一场大争论。很多同学贴出大字报，说这个口号是“反革命的”，说他们想“夺权”，等等。隔了两三天，孙月珠她（他）们重申“一切权力必须归文化革命委员会”。

8月2日、3日的日记，记录了这场大辩论以及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陶增衍等《红缨枪》编委沉默了一个时候后，突然抛出一批大字报，对革命群众运动评头品足，大泼冷水，激起了广大同学的义愤。

陶增衍们借同“孙悟空”讨论我校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为名，打着“重在表现”的幌子，攻击外文系革命同学的革命大字报是什么“列表式”啦，“唯成分论”啦，“把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啦，罪名多得很。
陶增衍们比瞎子还要瞎！

“孙悟空”是哲学系学生胡守钧（后为“东方红公社”负责人）等组成的一个大名鼎鼎的造反派战斗小组。他们贴出《我校文化大革命处在十字路口》的大字报,指出某些校领导批周予同、批陈传纲（前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而不联系本校实际,是“错误的方向”，这是一个“大阴谋”。继而，“孙悟空”小组又贴出“复旦党委及王零同志在运动中犯了严重右倾错误”的大字报，认为复旦党委是文化革命运动的阻力，心须坚决搬掉这块绊脚石。

党委为了自保，处心积虑抛出已经调离复旦的前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陈传纲，想把他作为走资派的代表人物，试将烈火引烧到他的身上。在党内，才华横溢的陈传纲是个受排挤的领导干部。我们在刚入校时听过他的报告，很是生动，吸引人。此时他已调任上海市高教局局长。复旦方面设计骗他回校来看大字报，下车伊始，就被团团围攻。陈传纲回去后陷于绝望，服药自杀了。

不管党委如何转移目标，机关算尽，造反派就是抓住徐震这个突破口不放。徐震眼看保不住了。王零在党委扩大会议上放马后炮，宣布“徐震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并声明党委对徐震问题“早有觉察”，“只是决心下得晚了”。徐震原来担任总支书记的中文系党总支，组织百余人贴出《彻底打倒徐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阴谋》的综合材料。徐震成了又一个丢车保帅的牺牲品。

8月8日晚上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党中央刚刚通过的《十六条》，赞扬“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复旦造反派一片欢欣鼓舞，精神大振。

8月11日    星期四
谭启泰、欧阳靖两同学的万言大字报：《坚决罢掉复旦党委的官》一早贴了出来，全校轰动。一部分同学要求广播，另一部分同学反对。有同学向党委请示，党委同志答应商量一下，在八点钟以前答复。八点钟过后，党委未答复，外文系广播台要广播，一部分同学反对。最后，郑子文同志（校党委副书记）答应在大礼堂广播谭、欧的大字报。
广播以后，坚决反对罢党委的官的大字报纷纷贴了出来。

新闻系的谭启泰和国际政治系的欧阳靖，是王零精心培养的尖子学生。这两个《红缨枪》“十三太保”中的成员，现在反戈一击，自然石破天惊，震动校园。这张大字报把许多内部材料抖了出来，揭露复旦党委“用‘斗牛鬼蛇神’的借口来压制群众揭露未揭露的牛鬼蛇神”，刮起一股“有统一组织，有统一领导”的“斗鬼风”。

接着，造反派声援与保守派反对的大字报都纷纷贴了出来，又是一场新的大辩论。依然出现工人的表态：“我们工人坚决反对罢复旦党委的官！”显然，这些旧招术已经不灵了。

8月底，传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惊天动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风雨飘摇。造反派的大字报直逼“罪魁祸首”杨西光。当炮轰的烈火烧到上海市委身上时，老谋深算的杨西光终于被抛了出来。杨西光一倒，复旦党委以及保党委的“红卫兵大队部”也就通通垮下来了。

正如吴中杰先生意味深长在《复旦往事》一书中所说：

复旦党委在这种大背景下，无论怎样防卫、怎样挣扎，还是非被罢官不可的，这叫做“无可奈何花落去”。但是，当形势发生逆转，在另一种政治背景下，则这些被罢官者，自然又会复职，那就应了这句诗的下半联：“似曾相识燕归来！”

江帆，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