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2日 星期二

林彪《孜孜不倦》照的来历

  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或者别的什么企图,有的人喜欢肉麻地吹捧别人,有的则喜欢被别人吹捧。这一吹一听满足了虚荣心。

  1971年6月8日,叶群代表林彪到钓鱼台10号楼看望江青。不知为什么,那天江青很高兴,主动热情地与叶群握手,并拿出她认为拍得最好的放大成16寸的彩色照片,摆在大条案上让叶群欣赏。叶群认真地欣赏着每一幅照片,看了一会儿便说:“江青同志既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又是一个无产阶级艺术家。”她夸奖说:“江青同志给这位小护士照得多么美呀!漂亮、丰满、皮肤白皙细润、姿态优美,您把一个少女的线条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灯光用得恰到好处,真是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叫人羡慕呀!江青同志照的花卉,颜色逼真,绚丽多彩,露水欲滴,好似闻到了花的芳香,就是专业摄影家看到您的这些作品也会赞不绝口,嫉妒几分的。江青同志以一个一流艺术家的境界、一流艺术家的技术,照出了一流的艺术作品,这些都是杰作呀!”

  6月9日,林彪在叶群的陪同下到钓鱼台照相。林彪有怕水的毛病,平时很少洗澡、洗脸。那天来照相,竟然连胡子都没刮。江青、叶群两位女人耐心劝说林彪刮掉胡子再照相。林彪虽不情愿,但看在江青的面子和诚恳的态度上,总算同意了。林的警卫秘书李文普问我有没有刮脸刀,我说有,并立即拿给他。

  林彪刮完脸,就跟着江青、叶群从10号楼走到17号楼江青的摄影室。林手中捧的《毛泽东选集》,是在江青的坚持下,叫我跑回10号楼临时拿的我的书。为了照这张相,平日怕光、怕风、怕冷、怕热的林彪任凭江青摆布,被八盏大灯的强光烤得满头大汗。

  当拿到冲洗放大的照片后,江青又找来姚文元、叶群一起研究发表事宜。姚文元吹捧说:“江青同志对摄影艺术有很高的造诣,甚至超过了专业摄影师的水平,把林副主席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完全表现出来了,这将极大地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情。我的意见,这张照片就叫《孜孜不倦》吧,您们看怎么样?”

  江青听完之后沾沾自喜地说:“好,我同意,就用这个标题。但是,作者不能用我的真名实姓。如果用我的真名实姓,又不知道他们怎么解释呢!就用‘高山’或用‘峻岭’,还是用‘峻岭’这个笔名吧。”姚文元和叶群异口同声地说:“好,用‘峻岭’好。”叶群表态说:“感谢江青同志的辛苦劳动,我现在就替林彪同志谢谢江青同志。他看到这张照片以后,一定会很高兴的。”

  照片发表后,叶群给江青打来电话:“江青同志给林彪同志照的照片,林彪同志看到了,他非常高兴,他说:‘谢谢江青同志!江青同志不但是政治家,还是艺术家,了不起。’这张照片不但有艺术价值,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在社会上一定会产生强烈而深刻的影响。”


  “谢富治遗像”一语成谶

  自中共九大以后,江青在她的摄影室里拍了不少人物像。江青认为照得最好、最满意的是给谢富治照的那张。因为谢富治和江青比较熟悉,江青用心照,谢富治不紧张,很放松,很自然,照片面容表情好、光线好。江青经过认真剪裁,请石少华放大到有半张《人民日报》大小,洗出一幅彩色照片。江青拿到大照片,端详着,欣赏着,并叫我打电话让谢富治到钓鱼台来。

  谢富治接到电话不敢怠慢,立即赶到钓鱼台江青的住处。江青递给他那张得意之作,洋洋自得地问:“富治同志,你看,我给你照的这张照片如何?满意不满意?”谢富治恭恭敬敬地双手接过照片,赞不绝口地说:“好,照得实在是好!这是我有生以来照得最好的一张照片,又是江青同志给我照的,太宝贵了。”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如果有一天我到了八宝山的时候,就用这张照片作为我的遗像。”从不开玩笑的江青说:“我同意,你回去就跟你的夫人刘湘屏同志说,到时候别叫她给你用错了。”谢富治满面笑容地说:“一定,一定。我这就回去告诉她,她记性好,不会用错的,她办什么事都很认真,请您放心好了。”

  有些事,无巧不成书。谢富治把这张照片拿回去不久,就觉得肚子里不太舒服,到医院一检查,结果是患了不治之症,半年以后的1972年3月26日,就与世长辞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公安部礼堂举行,遗像果真是用江青照的那张彩色照片。在周总理致悼词时,江青眼含泪水,还不时地抬起头来看她所照的那一张一语成谶的“遗照”。


  毛厉声责问:你在钓鱼台搞了些什么名堂?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我国。当时钓鱼台国宾馆各楼楼道和房间里陈设的工艺品,也染有很浓的“文革”色彩,像墙上挂的宣传画,以及有红卫兵形象的瓷塑等,这些都被有鉴赏价值的文物、国画所取代。根据周总理指示,在尼克松住的18号楼挂上13幅清朝的古画。过了两年,1974年10月间,江青突然挑选自己拍摄的13张花卉照片取代了国画挂在18号楼的主厅里。但这些照片只挂了3天就不见了。等人们发现时,13张国画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原来,是毛主席发出了厉声责问:“你在钓鱼台搞了一些什么名堂?你有什么权力可以摘下国画,挂上你自己的作品?夜郎自大,这样要不得!你回去立即统统给我摘下来!”江青大哭起来,走出毛主席的办公室时还在哭。

  回到钓鱼台她把摄影作品摘下来,堆放在一起焚烧了。笔者对此事有详细记述(《江青为何焚烧自己的得意之作》,原载2012年第5期《同舟共进》),此处不赘。她想在外国客人面前展示她的作品,说明她对自己的摄影颇有自信的。那么别人怎么看待她的摄影技术?


  江青的摄影技术究竟怎样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姚文元、叶群、谢富治等人夸江青的摄影艺术,他们说得天花乱坠都没用,因为他们没什么理论根基和艺术根据,仅凭感觉。只有专家、业内人士才能真正地说出个一二三来。

  周总理的专职摄影师、老资格摄影家杜修贤看过江青不少摄影作品,称她拍摄的手法比较巧妙。有一次,周总理和邓颖超取出一张周总理坐着的照片给杜修贤看,说这是江青照的,问他照得怎么样?这是杜修贤第一次见江青的摄影作品,觉得用光很不错,追求线条纵横交错的主体感觉和深邃透视的意境。总理和邓大姐也有同感。后来,杜修贤说:“如果抛开性格不谈,就论她的摄影技术,还算不错的。”

  2011年1月25日,《文化艺术报o书刊参考》转载了一篇文章,《江青“御用摄影师”李文化的悲欢史》,作者是张欢、印青。文章指出,我国著名电影摄影大师李文化,直到今天,也不愿意去否认一些事情,比如他对江青文艺水平的看法--“不能说她是毛主席夫人,拍过电影,就是电影顶尖专家,我不认为她是顶尖专家,但我认为她是懂电影的,她真懂。30年代她当过电影明星,当然要懂这些东西。她给我看过两张照片,一张是毛主席坐在躺椅上,一张是林彪的照片。她专门给我讲,这些照片她在什么情况下拍的,怎样用光,逆光、测光、侧逆光、顶逆光、正面光。她说,拍人物大胆用逆光,很少用顺光,因为顺光层次感、立体感不强,比较平。她希望我拍出的电影跟她要求的一样。

  2013年5月26日下午,原中南海专职摄影师吕厚民对我说:“江青对摄影艺术还是懂一些的,她照的照片总的说可以。练习摄影好多年了,进步不慢。”他还说:“江青曾是演员,对镜头不陌生,她知道什么样的照片是好的。”

  红墙专职摄影师、新华社高级记者钱嗣杰对我说:“别的不论,只论江青摄影这一点,江青照的照片很不错,选景、构思、角度、用光都很讲究。剪裁也很不错……江青照的照片都是由她个人剪裁的,我发现几乎每张照片剪裁得都恰到好处,这很不简单。她当过演员,见多识广,心灵手巧。”

  江青拍摄好的底片,绝大多数都是由我送到新华社摄影部去冲洗,取回小样。我多次看到江青摘掉近视眼镜,伏案仔细地剪裁,累得、急得满头大汗。

  2013年5月26日上午,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著名摄影师舒世俊告诉我:“江青对摄影艺术,懂,很懂,照得很不错,有一定造诣。原因有三,一是20世纪30年代,她在上海就是一名电影演员、明星。那时摄影师就时时给她摄像、拍剧照,她从老摄影师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技术;二是1961年9月9日,毛主席给她在庐山‘仙人洞’照题了诗,极大地鼓舞了她学习摄影的热情……三是她对她拍摄的作品要求很严格,一丝不苟,从不凑合。”

  舒世俊讲得很对。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昔阳县大寨召开。会前,江青把一批文艺界工作者召到大寨,准备安排山西省文联主席马烽和广州军区作家张永枚写一部红军长征的新电影。有一天,江青在花椒树旁要给马烽等人照相。马烽后来回忆说:“江青让我站在一个地方,她用两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搭成一个长方形的框框,看了看,让我往旁边移动了半步,说这个地方好。工作人员把带三角架的照相机架好了,接着她把测光表在我的脸上晃了晃说,他的脸色重,需要补光,不然没有立体感。工作人员立即从手提箱里拿出了充电照明灯,向我照射。江青说不行,需要站高点。但山上既无梯子,又无凳子,就叫《山西日报》社摄影记者骑到马上去打光。江青一连照了两张。后来,她给凡是调来大寨的作家、导演、演员都照了单人照,说要把它们都放大,送给主席看。后来,她送给了每人一张集体照、一张单人照,都是彩色的。”1976年,马烽把照片挂在他家的墙上。“四人帮”倒台以后,有人告状,拿江青给他照相的事做文章。后来,在胡耀邦的关心下,才搞清楚了。但这张照片一直挂在他家里。马烽认为:回忆录,应当是什么事,就是什么事……既不趋炎附势,也不落井下石,这就是马烽坚守的做人底线。

  我在《博客天下》2013年第15期上看到周琼媛的文章《江青镜头里的毛泽东》。文章说:“5月10日,华辰2013年春季拍卖会影像专场几乎满座,约200人到场,至少有20位藏家为这张照片而来……这张《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照片里,毛泽东穿着中山装,坐在藤椅上。阳光打在他脸上,他眉头微蹙,双目微闭。他身后,山峦层层叠叠;他脚下,草木繁茂招摇。这是1961年夏天,江青镜头里的毛泽东。这张照片估价是3到5万,卖价比估价高了10倍多。”毛泽东坐在藤椅上的照片,无疑是江青拍摄的--因为江青曾亲自送给我一张同样的照片。

  1971年的一天,江青拿着一张毛主席的照片对我说:“这张照片是我1961年在庐山含鄱口给主席照的,我很喜欢这张照片,主席也很喜欢。你送到新华社请石少华同志给我放大成16寸的彩色照片,洗10张,送给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当时,觉得江青亲自给主席照的照片要送给我们,很高兴,很快就放大取回来了。江青立刻用粗红蓝铅笔红色一头在大照片背面写上了“请杨银禄同志惠存。江青某年某月某日。”

  粉碎“四人帮”以后,为了与江青划清界线,我把江青的字彻底刮擦干净,只剩下那张毛主席的照片了。现在看来不应该那样做,那是历史嘛。

  (作者系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曾任江青秘书)

  杨银禄,《同舟共进》 201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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