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日 星期三

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迫害林枫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对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进行了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后,我在中央党校做落实政策和清查工作时,曾查阅、收集和整理了有关“康生问题”的资料,写出多份材料,上报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转呈中央。本文就是依据当时的相关资料写成的。

  ◇ 康生指使中央高级党校“造反派”打倒林枫

  “文化大革命”伊始,康生就下手整林枫。1966年6月20日,康生严厉指责林枫在中央高级党校“镇压革命群众”,同时还警告他说,“你要准备,有人提你在东北反对林彪同志的问题,犯了路线错误”。6月29日,他还在党校校委(即党委)会议上,再次指责林枫“压制群众的革命热情”。

  受到康生来校和讲话的鼓励,7月10日,党校的一名年轻学员贴出诬蔑林枫“反对毛泽东思想”等“十大罪状”的大字报。8月13日,康生接见了大字报的作者以及另一名写过“炮轰黑校委”大字报的青年干部(后成为党校“造反派”的主要负责人),鼓励他们“坚持和林枫黑帮进行斗争”。第二天,两人按照康生的“指示精神”,贴出大字报,说“以林枫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的末日到了”,并“呼吁全校革命同志向林枫黑帮猛攻”。这样,校内一夜之间贴出许多“炮轰林枫黑帮”的大字报。康生立即表示:“我欢迎、支持同志们的革命精神、革命态度。”8月16日,康生有一个针对林枫的批语在党校宣读:“你们应当彻底揭发、严肃批判这种压制民主不准革命的严重错误。”坐镇党校的曹轶欧还特别提醒:“要体会康老为什么写信给'高级党校师生员工大会'。”曹的言外之意很明白,就是要党校群众以“师生员工大会”的形式取代党校校委,“夺林枫的权”。

  8月19日,“造反派”指使一些人在校委召开的全校大会上,突然跳上主席台把林枫等人轰下来,给林枫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在校园内游斗,进行人身侮辱。当晚,康生就接见了“造反派”的几个负责人,对他们说:“党校斗争发展这么快,乱了就可以治。戴高帽子没关系,轻得很!”又说,“林枫的问题并没有彻底揭露,没搞深,没搞透,有许多问题根本没有提到。不光包括党校的问题,还有在东北反对林彪同志的问题。”第二天,在全校批斗林枫的大会上,又传达了康生的“电话指示”:“我完全支持革命同志们的革命热情。要把林枫等人的问题挖深挖透”;“要文斗,不要武斗。当然,戴高帽子、挂牌子不算武斗”。康生的这个“指示”是公开支持对林枫进行变相武斗和人身侮辱,而“戴高帽子、挂牌子不算武斗”这句话,则立即传遍全国,影响极其恶劣。

  8月28日和30日,康生两次亲自跑到中央党校召开座谈会。他在总结讲话中居然说“党校是长期抗拒、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党校阶级斗争的盖子又大、又深、又厚”,“是有一条黑线联系着的”。这实际上是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解放初期刘少奇曾兼任中央马列学院院长,而中央高级党校的前身正是马列学院。康生这样讲,是有意把林枫的所谓“问题”与刘少奇联系在一起。之后,看到林枫依然“不肯认错”的“顽固态度”,康生又多次指示党校“要开林枫的大会”,“向中央提罢林枫官的问题”。

  9月19日至21日,在康生的多次催促下,由取代党校校委、以“造反派”为主的“联席会议”,连续3天组织大会批斗林枫。面对那些揭发和批判的不实之词,林枫一一作了有力的回击。他的强硬表现,使康生等人十分恼火。12月10日,康生对党校“造反派”负责人讲,“林彪同志说,反正这个人(指林枫)是彭真的死党”,再次催促党校“用签名的办法向中央写报告”,“要求林枫停职反省”,并具体授意“罢林枫官”的“四条理由”。康生还告诉他们,“后天在体育馆开大会,先斗彭真市委一批,第二批斗陆定一、林枫等人”,要他们“搞点票去参加”,“要准备斗林枫、贾震(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12月14日,康生派人将林枫押送到首都体育馆批斗大会现场。林枫不愧是条硬汉子,他拒不低头弯腰下跪,遭到几个“红卫兵”的暴打,造成重伤,当场昏迷不醒。不久,林枫被送到北京卫戍区关押。

  12月23日,中央批发了康生指使党校以“斗争林枫大会”名义要求撤销林枫校长职务的报告。紧接着,康生派人与党校“造反派”一起,用两天时间抄了林枫的家,不仅翻箱倒柜查找所谓“林枫的黑材料”,而且乘机将家中财物实行掠夺性“查抄”,将所有贵重物品全部装车拉走。这样,“文化大革命”开始短短几个月,林枫就被“彻底打倒”、“扫地出门”了。

  ◇ 康生通过“专案审查”诬陷迫害林枫

  康生是“林枫专案组”的策划者、组织者和直接指挥者。他在1966年9月21日接见党校“联席会议”代表时,一方面具体布置“如何开小会批斗林枫”,另一方面则提出要成立“林枫专案组”。随后,在中央“彭真专案组”之下设立了一个“林枫专案组”,人员从起初的8人发展到后来的24人。1968年2月,康生指令“党校也成立一个林枫专案组”,作为中央“林枫专案组”的“外围组织”。

  “林枫专案组”成立之后,康生便有计划、有步骤地捏造“罪状”,进行诬陷迫害林枫的活动。1966年11月至1967年5月,康生指使专案组先后向中央政治局报送了诬陷林枫“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伪造历史,参加共产党是假、加入国民党是真”等4份“罪行报告”。此后,他一再强调“林枫的案子”要“集中精力,突破重点,重点是政治历史问题”,“党校要抽一些人协同搞林枫问题”。

  1968年2月14日,专案组在给康生的报告中说:“九个月来,通过调查、审讯查清了林枫长期伪造历史、是个真国民党、假共产党的问题。但对他的其他政治历史问题,案情进展缓慢。”康生在“案情进展缓慢”底下画了一杠,批道:“应在党校组织专案组大力进行外地调查工作,查阅敌伪档案工作也要抓紧进行。”他对办案人员说:“×××(专案组负责人)的专案没有深入,进展也不那么快。譬如,林枫到底是什么东西,这要作出结论。”他有意引导专案组把“林枫的问题”和“刘少奇的问题”直接挂上钩。他说:“林枫是假共产党员,进一步怎么样?因为他是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人,在国民党里到处跑。”在康生的不断点拨和鼓动下,专案组加强了“斗争火力”,对林枫进行了长时间的“斗争会式的审讯”和“逼供信”活动。而在康生捕风捉影、诱供指供下制造出的“林枫保存刘少奇四万元特务经费”的假案,则是这种“逼供信”行为中最突出、最典型的事例。

  1968年3月9日,专案组在给康生的报告中写道,林枫谈到1936年刘少奇曾给他一张汇票,款额四万元,但林枫说不知道钱从何处来,又用到何处去。康生立即将这“四万元问题”与“1936年刘少奇去南京同国民党谈判”一事联系起来,认定这是“国民党给刘少奇的特务活动经费”。两天之后,在事情远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康生急不可耐地将此材料批转中央政治局。同时,他指使办案人员立即审讯林枫夫人郭明秋,明确提出,“今后要通过林枫、郭明秋突击刘少奇的问题”,说要把“四万元问题”作为打开“刘少奇叛徒、特务集团”的“突破口”。3月30日,康生又急忙将刚得到的逼供诱供材料上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同日,林彪和康生下令“正式逮捕”林枫,关进秦城监狱。第二天,康生再次将一份诱供材料上报毛泽东和政治局。

  4月18日至26日,按照康生的指示,专案组人员到秦城监狱对林枫连续进行“突击审讯”,逼迫他承认“参与了内奸刘少奇勾结蒋介石的阴谋活动”,交代“四万元的来历和用场”。林枫此时已经看穿康生的险恶用心,始终一言不发,以沉默和怒视进行顽强抗争。

  就在对林枫进行“突击审讯”的同时,专案组在天津银行的档案中查出连名连号的4张存折卡片,每张金额1万元,署名分别为“王德仁”、“王德义”、“王德礼”、“王德智”。康生如获至宝,说“林枫四万元问题”是刘少奇“这个大叛徒集团的一个大突破口”。1968年5月6日,康生在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负责人时更加得意地说:“从口供中找证据,用证据来证实口供。例如四万块钱问题,去年林枫隐约讲过,但专案组没有重视,抓晚了。林枫好像装糊涂,我说要抓紧,可以问郭明秋。但又发生另一个问题,到底可信不可信?从口供中发现刘少奇一个大问题,但口供确实不确实?你们去调查。用了4张卡片,一下就落实了!”他又说,“这个问题是个大成绩”,“证明刘少奇三六年到南京同蒋介石勾结”。很明显,康生一口咬住“四万元”不放,就是要“证明”存在一个“刘少奇叛徒、特务集团”。

  5月16日,康生批示将关于《刘少奇四万元特务活动经费的调查、审讯报告》上报中央,以虚假材料陷害刘少奇和林枫。其后,康生对中央党校“造反派”负责人谈及“四万元问题”时说:“分析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四万元问题,开始说宋子文给的,报到主席那里,主席说不合乎道理。后来又说陈立夫给的,合道理,但要有证据。”可见,毛泽东当时就指出这种事情“不合乎道理”,但康生并未就此罢手。

  后来,专案组查明“四张卡片”是东北军一个师长王南屏的小老婆盖淑勤的存折,同时又从中央档案馆查清那四万元是张闻天交给刘少奇的款项。专案组负责人经过思想斗争,才将此事通过康生上报毛泽东。

  “四万元问题”真相大白之后,康生气急败坏,持续在“林枫专案组”中进行反“右倾”活动。为了使审讯人员在林枫面前“站稳立场”,1970年2月,康生开始在专案组大搞“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的“三查活动”,要求人人检查“右倾思想”,组织学习“彭真专案组”的“经验”,其中重要一条是“敢不敢把审查对象当作阶级敌人”。5月初,康生亲自到专案组作总结讲话,再次批评专案组负责人“右倾”,说他在审讯中“问郭明秋病情如何”、“给吕正操一支烟”是“阶级立场不稳”,要他“深刻检查”,并当场宣布撤销他的组长职务,将“党校林枫专案组”与“中央林枫专案组”合编为“联合专案组”,叫更加听命于他的中央党校军代表×××当组长,由曹轶欧直接抓。

  在大搞“四万元问题”的同时,康生还指挥专案组搞所谓林枫等人“以东北桃园三结义为中心,以营救张学良为名进行投敌叛变阴谋活动的罪行”,长时间对林枫等人进行审讯和逼供。从1968年6月19日至7月18日的一个月中,对林枫的审讯竟达28次之多。7月28日康生在专案组关于审讯情况的报告上批示,“此材料颇重要,办案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效果,望继续努力”,还亲笔改写了报告。接着,专案组按照康生改写的报告稿抄报给他,康生遂于8月2日将《林枫营张叛党问题》的材料批报毛泽东和政治局,以新的虚假材料陷害林枫。

  在康、曹的指使和压力下,1970年5月,专案组开始审讯林枫所谓“里通苏修、×修的罪行”以及“内奸嫌疑”问题。6月29日,康生将相关材料批转政治局,对林枫进行新一轮政治诬陷,一直持续到1973年。

  就这样,在近5年的时间里,康生通过“专案审查”,先后给林枫罗织了“黑帮分子”、“内奸”、“特务”等10多项罪名;捏造了“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里通外国”、“长期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等“罪状”,在政治上将林枫置于死地。

  ◇ 在监狱中折磨摧残林枫

  如果说在康生亲自指挥下的政治诬陷和审讯逼供,对林枫的精神造成了无比痛苦的折磨,那么在康生一伙控制的监狱所实行的“法西斯式”虐待,则给林枫的身体造成了致命的摧残。

  监狱的牢房阴暗而潮湿,床板离地面不足一尺。每当看守冲洗走廊时,污水就流进牢房。林枫要求将水排出,却无人理睬,连块抹布都不给,他只得把自己的衣袖撕下一块,将地面的污水蘸起来,拧到马桶里,就这样一点一点把牢房的污水排掉。冬夜寒冷,难以入睡,他就把脊背贴在刚能感觉到温度的暖气片上,熬过漫长的寒夜。由于牢房终年阴冷,他夏天也要穿着棉衣棉裤。衬衣实在太脏了,他只能用一只手(另一条胳臂已被打残)把衣服放在马桶里,淘几次,再放水冲几次,然后晾干。

  夹杂着沙子的饭只送到牢门下方一个小洞旁,要自己去取。林枫的腰被打坏,弯不下去,只得爬着去取饭。“提审”常常超过开饭时间,因为没能及时把饭盒放回小洞旁,就不给盛饭,就被饿上一顿。林枫后来说,如果再晚些出监狱,我连取饭的气力都没有了,连饭也吃不上了。他入院体检时,医生问他,“放风时能见到太阳吗”?他回答说:“四年中只见过24小时阳光”。医生噙着泪水,悲愤地摇着头,无声地谴责这种惨无人道的虐待行为。

  长期的监牢折磨,致使林枫原有的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大大加重,同时又增加了严重的肺病和关节炎。1972年七八月,狱中的林枫病情恶化,生命垂危,奄奄一息。这年8月,他的6名子女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如实反映父亲的病情。8月13日,毛泽东作出“放他出来治病”的批示,并斥责“过去办案似有逼供信”。这实际上是对康生一伙的严厉批评。但狠毒的康生一伙并不肯罢手,在林枫出狱住进医院后,他们一方面指示专案组要对林枫“继续审查”,另一方面则以新的更加卑劣的方式残害林枫。林枫出狱住进的医院,是由公安机关管辖的病房区,这里的“病房”实际是“变相牢房”。病房不大,四五个人挤在一起,空气恶浊,地面潮湿。更甚的是,竟然把身患重病的林枫列为“轻病号”,指派他给其他重病号端屎倒尿,还不许他对外讲。林枫直到去世前才对老伴郭明秋说出这件事。

  1972年12月,阜外医院在上送的《林枫病情报告》中明确写道:“由于各种病之间互相都有影响,且病情又较重、较复杂,随时可能加剧病情恶化而发生危险。”

  1977年9月29日,林枫含冤去世,终于没能等到平反的那一天。

  梁红伍,《百年潮》2007年第1期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

明鏡新聞 - 歷史

明鏡雜誌 - 歷史

明鏡博客 - 歷史

明鏡出版 - 歷史/傳記

明鏡書店 - 歷史/傳記

明鏡書店 - 新史記雜誌社

明鏡電子書 - 歷史/傳記

明鏡雜誌 - 新史記

明鏡雜誌 - 名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