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晚清立宪进入二杆子状态，一波比一波不负责任

中国人民向来有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所以袁世凯帝制取消后——事实上对所谓的帝制，中国民众也做了偏狭之理解，想当然地认定老袁要做传统的专制皇帝，而不是所谓的立宪君主；再加上缺少起码的政治常识，不知道国体无所谓（国体是国家主权属于谁），关键是政体（政体是国家政治运作的方式），英日德能行君主立宪，为嘛中国就不能？君主立宪对中国传统的皇帝专制主义来讲，怎么着也是政治上的千年大跃进，不由分说地污之为复辟倒退，既是对袁世凯的不公，更是对中国历史的不公——中国人民乘胜追击，总统也不让他做了——本来就不想让他做，当初革命党把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就一百个不情愿，无奈实力、威望、外交支撑、人脉资源及行政经验处处不如人，只好眼巴眼望地拱手让出。让出之后，心不甘情不愿，于是通过《临时约法》大做手脚，第一把孙中山的美式总统制篡改为法式内阁制；第二它甚至不是法式意义上的完整的责任内阁制，具体来讲，只有国会对行政首脑的裁制权，行政首脑却没有相应的对国会的反裁制权。总之，所谓的三权分立，在《临时约法》里的体现则是一权独大，国会称霸——大家不分阵营、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不分满汉，空前团结地一窝蜂倒袁去了，管你啥帝制，有无立宪，乘势诬你个复辟倒退，要做秦皇汉武、明宗宋祖那样的皇帝，所以你先给我们退位再说。

痛打落水狗的舆论高潮中，最引我注意的是一份所谓的《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称总统书》。第一，且不论袁世凯是否“冒称总统”，但说这“十九省公民”的说法就特别的令人狐疑，瞪眼细瞅，却是在书后附录了19省每省2个或者3个人名。相形之下，这是更大的冒称啊。区区数十个人名，就敢代表十九省公民啊！典型的乌鸦落在猪身上，光叫唤别人黑，就不知道自己更黑！第二，这份所谓的公民书，徒称意气，用词刻薄，说什么“吾国近三十年来文明进化之大障碍物，厥惟袁氏一人”；“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养痈蓄疽，实为乱基。愿国人速以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1］

如果说中国公民就这德性，那中国能走向共和吗？事实上历史也给了我们最好的证明：袁世凯是被你们扑杀了，尔国文明进化没？乱种绝没？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老大难，越是转型时期，越是需要威权人物与威权政府，何况日本的维新与德国的崛起，行的都是中央集权之路，日皇与德皇都有无上的威权。问题是从晚清立宪开始，中国就进入了二杆子状态，一波比一波激进，一波比一波不负责任，导致中国这艘千年破车开上了现代高速，不是玩漂移，就是玩“拐了”“拐了”，先是玩翻大清，后是玩翻袁世凯，他们如愿了，中国终于进入了碎片化时代与无政府社会。是为北洋军阀割据时代。

我始终不认为袁世凯算是军阀。但大家把1912-1928年的时段称作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而不是北洋时期，也算约定俗成，就像我们大陆一直把秦以来的宗法专制社会称作封建社会一样，名不符实，将错就错罢。若按某些学者的逻辑推论，袁世凯都是军阀了，那岳飞岂不更军阀？袁世凯的军队至少没有叫袁家军；袁世凯至少没有像岳飞那样不是撂挑子不干（皇帝几次派人都请不动），就是藐视中央政府的十二道金牌（视政令如儿戏），而是叫回家歇着就回家歇着，叫重新出山就重新出山。

更重要的是，袁世凯一做总统之后，作为国家政府首脑，最想做的就是裁军，就是军队国家化。打着革命和自治之类的旗号，坚决不听合法政府之政令的各种真假革命党和地方军棍才更具军阀的嫌疑——辛亥革命时十四个省独立，但只有广东、江西、安徽才算革命党的真正地盘，而十四省都督不管是不是革命党，在对抗中央威权方面则是一致的，那就是坚决拥护无限的极端的省自治，他们这种实际上的地方独立又遭遇了只知有一党之私、不知有国家利益的革命党和同样只知有地方独大、不知有国家行政权统一的各省代表在议会里的全面支持，所以更加有恃无恐。

西方人士认为，晚清以降，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之外，出现一个拿革命当职业的新兴社会阶层。兄弟我认为，传统的士农工商好歹有自己的职业道德，这个新兴的社会阶层却是典型的三无品牌：无底线、无道德、无规则。因为革命是他们唯一的底线、唯一的道德、唯一的规则，议会也成了他们参与革命分红的主要堡垒和跳梁基地。其实孙中山骂南北军阀一丘之貉的时候，这革命教主浑然不知，他后来模仿苏联而建立的的党军体制比他所咒骂的南北军阀不知军阀多少倍。

袁世凯在的时候，至少能维持表面上的统一。等袁世凯被扑倒之后，民国连这最后一根支柱也没有了。放眼望去，无一可望。当然，矮个里挑将军，段祺瑞成为整合民国的最有希望的人选。

可是，袁世凯都整合不了的民国，段祺瑞能整合得了吗？可以说，民国之悲剧因子，从一开始就潜伏下来了，并且随着历史的运行，愈加恶化。

第一悲剧因子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处及中国人的血脉里先天缺少民主共和的素质，且在革命前又没有足够的民主训练。

用黄遵宪的话来概括，中国民众也是三无牌的：无权利思想、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2］

用梁启超的话来讲，则是中国国民“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这是他1903年游历美洲，考察美国各地特别是旧金山华人组织后得出的结论。一句话，身处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度，华人依然不往公民方向发展，而是保持了中国传统的宗法主义和专制主义。他说：“吾见其各会馆之规条，大率皆仿西人党会之例，甚文明，甚缜密；及观其所行，则无一不与规条相反悖”。各会馆主席选任，还是中国式的：“此县与彼县争（各会馆多合同数县者）。一县之中，此姓与彼姓争；一姓之中，此乡与彼乡争；一乡之中，此房与彼房争。每当选举时，往往杀人流血者，不可胜数也。夫不过区区一会馆耳，所争者岁千余金之权利耳。其区域不过限于一两县耳，而弊端乃若此，扩而大之，其惨象宁堪设想？恐不如南美诸国之四年一革命而已。”各会馆组织，若领导强势，就必沦为“众人唯诺而已”的“寡人专制政体”，“一二上流社会之有力者，言莫予违，众人唯诺而已，名为会议，实则布告也，命令也”。若领导弱势，则必沦为“无政府状态”的“暴民专制政体”，“所谓上流社会之人，无一有力者，遇事曾不敢有所决断，各无赖少年，环立于其旁，一议出则群起而噪之，而事终不得决。……若其因议事而相攘臂相操戈者，又数见不鲜矣。”梁启超由此又想到了国内的组织与此一个毛病，“不徒海外之会馆为然也，即内地所称公局、公所之类，何一非如是？”［3］

梁启超神就神在，他提前十年就把革命后果及民国乱相的根源全部指明了。当然明白人也不仅他一个，黄遵宪、严复甚至袁世凯，都是明白人。找不到中文资料，只能从西方学者那里找到袁世凯1913年12月发表的一段有关自由平等共和民权的演说，从这段演说里，我们可以发现，袁世凯对中国的弊病包括革命党的底色还是看得很透的，他说：

“今天人人嘴上都谈‘平等’一词，而平等只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意指等级之分应予取消，各人皆可否定法律，自立准绳……‘自由’是另一华丽的现代词，但它是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的，在此范围内人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自由，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那些主张平等、自由，而又不问对不顾法律的放肆是否要给予制裁的人，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个东西是没有的：他们把堂皇的口号当作推动叛乱的号召而加以利用……再者，‘共和’也是一个雅致的词，但外国人对这个术语的理解，只是在国内有普遍的发言权，而不是全民都必须干涉政府的行动。这种干涉除了造成混乱之外，还可能造成什么结果呢？至于‘民权’这个术语，除了选举总统的最高特权外，它还包括代议权、选举权；它切不可理解为包括处理行政。”［4］

民国第二悲剧因子乃是革命党为了一党之私，罔顾国家前途及国家根本大法，因人而设、儿戏而设的《临时约法》。

《临时约法》是革命党为了制裁袁世凯而设计的临时宪法，用孙中山的话来讲，是为了给袁世凯戴个紧箍咒。这咒还不是像唐和尚那样万不得已，确信自己正确时才念，而是不管不顾，随时随地随性地念。一句话，《临时约法》本身的缺陷导致它是一部不可执行的宪法，不可执行导致执行者不得不出轨，而一方出轨导致博弈的另一方更出轨，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再没有人愿意遵守游戏规则或者干脆视游戏规则为儿戏，于是中国进入了传统意义上的大分裂时代。

民国年间为中国政府当了几年宪法顾问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韦罗璧说：“折磨中国人的政治动乱主要不是由于普遍缺乏维护自治或政治监督的代议制方案的能力，更多的是因为他们一直试图在基本上不完善的宪法下管理他们自己。”［5］

说得太对了，不是大家执行能力不够，而是宪法没法执行。由此，新生的民国在西方人眼里也变成了三无牌的：无领导，无原则，无效率。［6］

附参考资料：

［1］李希泌等：《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25-627页。

［2］张朋园：《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3］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梁启超全集·第四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7-1188页。

［4］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页。

［5］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2页。

［6］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0页。　　

端木赐香，腾讯－大家，原标题为《民国历史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