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广州两派上京告状，周恩来主持谈判

1967年8月中旬以后，两派群众组织赴京谈判，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两派群众组织，对谈判的意义，其实并不明确，都是抱着向中央告状的心理。从一开始，两派就代表名额的分配，已经争论不休。

当时在军管会担任办公室副主任的军队干部迟泽厚回忆说：“从两派上北京谈判，可以看到周总理处境的艰难。大概在8月十几号，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造反派的时候提出了，你们两派到北京来解决问题吧。你们来多少人呢？造反派就报了，这个组织要几个人，那个组织要几个人，一算要56个人。总理说可以。那你们的对立面呢？东风派来多少人？造反派要在气势上压倒保守派，说给他28个就可以了。那不正好是二比一吗？造反派讲的是歪理，他说他们（保守派）的这个组织、那个组织其实都是一个，是父亲和儿子的关系，像八一二公社和红一司都是一家。你说总理会糊涂吗？不可能！但那时的气候正是七·二○事件以后，打击保守派的时候，那就好吧，（总理）同意了，东风派来28个吧。”

8月16日上午9时50分，北京来电话，传达周恩来指示：“一、总理指定四名代表去京：高德田、杨横、罗兴洲、6869部队驻水泥厂军代表严政委。这是除原定名额以外特邀的。原定名额中还有白玉礼。二、有人反映，工联在文德路69号的大楼被炸了，望了解一下，下午报告这一情况。三、通知各医院，对各派伤员不要歧视，都要给予治疗。四、告人民书是否已经发了？”军管会答复，告人民书已经发了。

上午10时30分，总理联络员办公室又打来电话：“根据总理和在京的广州各革命组织同志商量，确定了去京参加谈判的名额，今晚就要到北京。有些在京的同志不是头的，谁参加谈判不好定，他们只提出建议，请各组织领导最后定。”

下午1时40分，双方代表到达机场，但都超过了原定人数。在候车室外面，两派在汽车上架起了机枪，所有人员都是全副武装，但表示不开第一枪。这时总工会被围攻的消息传来，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东风派的代表拒绝登机，要求增加东风派代表名额，要求旗派将武装撤离机场。省军区一名副参谋长到现场主持谈判，并派了一个营的兵力到机场。

晚上11时40分，军管会接到民航支左办公室汇报，据说从下午3时到现在，未达成协议，原因是地总对名额有意见，认为太少了。为此，发生争执。所以飞机一直没起飞，现在未达成协议。地总内部也认为去北京，有的不认为要去，不同意去的人就往外打电话要工人赤卫队支援，形势十分危险。

8月18日，两派代表仍然僵持不下，未能启程，北京方面开始急了。军区阎仲川副参谋长从北京打电话回广州指示：“一、要做好东风派去飞机场的准备工作，去时不要到机场集中，最好在军管会集中，要分两批送往飞（机）场，要把旗派和东风派分开送往，军队要派武装护送。二、机场内也要做好准备工作，两派都不要派武装护送，如有护送，也不能进入机场，请把机场守卫好。三、来广州接代表的飞机已准备好，待代表基本定下来即报北京，北京即起飞来穗。”周恩来对解决名额问题，有两条指示，一是东风派可增至不超过40人（但据工交组称，最后东风派真正赴京的是51人）；陈郁、广州工人去一人，八一战斗兵团负责人去一人。

接送赴京代表的703号民航机，晚上7时许，由北京西郊机场起飞，阎仲川随机南下。白云机场的军事指挥所提出下列意见：“一、今晚703号民航机降落的时间有柬埔寨国际民航机降落。我们意见为了国际影响，把国际民航机的乘客停在新修候机室。东风派赴京代表703民航机停放旧候机室。二、东风派赴京代表进机场前要组织好，用车送进机场。三、为免混乱，派部队维持机场秩序。”

阎仲川抵达白云机场后，即随同旗派代表先行赴京。8月19日傍晚，陈郁、王首道登上东风派代表的专机，7时03分，引擎轰鸣，大地颤动，飞机冲破暮霭，飞往北方。

8月22日凌晨，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广州两派赴京谈判代表。谈判在激烈的吵架中开始。双方争着背诵毛主席语录，指责对方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广州的每一场武斗，都是对方先挑起来的。

周恩来听过双方的陈述后，不满地说：我知道你们的武斗也动用枪了。枪是从哪里来的？是抢解放军的吗？我告诉你们，国防仓库的武器，是绝对不能动的，解放军的武器是绝对不能抢的。这是一条死命令。我昨天才说过，不准任何人抢夺炮艇，在敌人面前夺野战军的武器，这像什么话？是完全错误的。如果再夺，即宣布为反革命。周恩来要求双方立即就停止抢夺并归还解放军武器装备，停止一切武斗，禁止打、砸、抢、抄达成协议。

为了迅速恢复和安定广州的秩序，周恩来提出了四项紧急措施：一、各派组织立即停止夺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枪支、弹药、物资、装备、粮秣和车辆；二、各派组织所持有的武器、弹药和车辆，立即封存，准备交还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停止一切武斗，禁止打、砸、抢、抓、抄；四、立即释放一切被扣人员。

两派代表表示完全同意，在文件上逐一签名。但谈判还没结束，广州又发生一起更大的武斗了。

叶曙明，共识网·思想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