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日 星期二
没有陈独秀,中共就可能是“杂志党”
今天来看,陈独秀一生最具历史影响的业绩有二:一是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是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两件大事,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走向。
从启蒙者到革命者
俄共代表维经斯基于1920年5月到上海,滞留到1921年1月回国,在此期间,陈独秀与维经斯基的密切接触与交往,对陈独秀的思想转变起了催化剂和转折点的作用。
唐宝林先生认为,从中国革命史的角度观察,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4年反袁斗争失败,可以称为“孙中山时代”,从1927年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到1949年夺取大陆政权,可称为“毛泽东时代”;而在这两个时代之间,即从1915年到1927年,则可称为“陈独秀时代”。在这十二年间,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发起新文化运动,中经五四爱国运动,中共成立,国共合作,以至北伐战争,国民革命,没有一个人的影响超过陈独秀。这一说法是大体成立的。
今天来看,陈独秀一生最具历史影响的业绩有二:一是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是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两件大事,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走向。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共成立,两者之间既具有连续性,又具有转折性。一方面如毛泽东所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中共早期的一批党团员正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知识青年;另一方面又如胡适所言,新文化运动侧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而中共的革命则转向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后来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也是强调两者的断裂性和转折性。
史书写“建党伟业”的历史背景,不外乎两点:一是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一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具体到牵头建党的陈独秀是如何从自由主义转向列宁主义的,却缺乏具体的描述。从目前存留的史料看,陈独秀从自由主义转向列宁主义,几乎是在一个极短时间里完成的。1920年5月以前,陈还在发表文章,声称不相信任何人、任何制度、任何学说能够包治百病,包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且认为,指望通过废除私有财产来实现人类平等是“未来的空想”。但仅仅过了一个月以后,陈独秀即参与组织了一个名叫“社会共产党”的组织。如果这一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的话,那么,陈独秀在1920年五六月间,思想发生了一个急剧性的“突变”。而从文本上看,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第一次大谈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颂扬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俄国革命经验。这无疑是他开始信仰列宁主义的“确证”。宽泛一点说,1920年5月-9月间,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是什么原因导致陈独秀思想的这一突然转向,因缺乏出自陈独秀本人的直接史料,学界一直未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据胡适的看法,陈独秀的思想转变,有两个“节点”值得注意。一是1919年3月26日陈独秀被蔡元培解除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二是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入狱。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在沈尹默、汤尔和、马叙伦等人的怂恿下,以外间传闻陈独秀嫖妓而认为“私德太坏”为由,撤销其文科学长职务。胡适认为,“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
对于第二个“节点”,胡适认为,“大概独秀在那八十多天的拘禁期中,曾经过一度精神上的转变。他独自想过一些问题,使他想到他向来不曾想过的一条路上去,使他感到一种宗教的需要。他出狱之后,就宣传这个新得来的见解,主张要有一个新宗教……抱着这种新宗教热忱的陈独秀,后来逐渐地走进那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新宗教。”
唐宝林先生对胡适的前一看法有所保留,而对其后一看法似表示认同。更为重要的是,唐先生注意到俄共代表维经斯基于1920年5月到上海,滞留到1921年1月回国,在此期间,陈独秀与维经斯基的密切接触与交往,对陈独秀的思想转变起了催化剂和转折点的作用。杨奎松之前的研究也有论及。从时间上推断,与维经斯基的交往,应是陈独秀思想转变的直接诱因。遗憾的是,对陈独秀与维经斯基接触交往的具体细节与思想传递的心路历程,至今缺乏直接的史料来呈现,只能作合理的推断。
窝囊的总书记
在其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期间,陈独秀受制于莫斯科共产国际领导和斯大林的掌控,不能自主,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1921-1927年,陈独秀连任五届中共最高领导人。长期以来,人们回忆与提及陈独秀的党魁生涯,多强调其“家长作风”,称其个性暴烈,专横独断,盛气凌人。唐宝林先生也说陈独秀性情暴躁,倔强刚毅,从小就具叛逆性。胡适更称其为“终身反对派”。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不羁”性格的陈独秀,在其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期间,因受制于莫斯科共产国际领导和斯大林的掌控,不能自主,左右为难,进退失据,被唐宝林先生称之为陈“一生中最窝囊的年代”。而这“窝囊”的一面,却是我们过去甚少注意到的。
中国共产党在很长时间里,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依据共产国际的章程,共产国际是统一的世界共产党,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的领袖和组织者,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必须严格服从和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指示和指令,即使不同意,也要无条件执行,绝不允许推诿;共产国际有权修改和取消各国共产党全国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各国共产党中央必须定期向共产国际寄送会议记录、工作报告,并交纳党费;各国共产党的经常会议或紧急会议,必须事先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才能召集;共产国际有权派遣全权代表指导、监督和审查各国共产党的工作。还有关键的一条虽然不见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却实际存在:共产国际掌控着各国共产党的最高人事任免权。共产国际实为高踞各国共产党中央之上的“太上党部”。斯大林则是各国共产党的“太上皇”。据很多中共党人的回忆,中共党内一直对共产国际很迷信,对俄国革命经验很信仰,几乎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共产国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只有理解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之间这种上下级的组织关系,才能理解陈独秀作为中共党魁而又不能自主之“窝囊”,也才能理解此后王明从莫斯科得到“圣旨”回来之后的“嚣张”,以及毛泽东这颗“红太阳”从井冈山、延安升起之不易。
据唐宝林先生统计,在1923-1927年间,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22次,作出决议738个。讨论与决议之密集,可见一斑。这里还涉及共产国际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共产国际实际掌控在苏共中央之手。共产国际的决策,首先从苏联的利益出发,随着苏联外交路线的需要而调整。共产国际指导中共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是以苏联的利益为依归的。所以唐宝林先生认为,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实际上是国苏关系。中共被置于苏联与国民党博弈的夹缝之中,很少有自主调适的空间。更不要说,远在莫斯科的最高决策者并不了解和熟悉中国的情况,其万里之外的决策与遥控,实在难免出错;在当时交通通讯条件下,信息的往返沟通,更难免失时耽搁;而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又是多头并进而不统一,相互之间常有分歧,令出多门也让中共执行者不知所措。凡此种种,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实际权力和自主空间是很小的。陈独秀名为一党领袖,实为斯大林遥控下的“小媳妇”,在中国革命与国共关系问题上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来自莫斯科的指示,正确的要执行,错误的也要执行。为了维护共产国际的最高权威,陈独秀还无法向党内干部和同志解释和倾诉。党人也无法分辨哪些是陈独秀自己的主张,哪些是来自莫斯科的指示,以至于党人最后将一切归咎于陈独秀个人“专横独断”的“家长作风”。
当然我们也不能抹杀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帮助和贡献。苏联虽然以自身利益为第一考量,但共产国际主导的世界革命是符合苏联根本利益的。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苏联自然希望中国革命能取得成功。只是在具体指导中共革命的过程中,共产国际有失时、失策、失误之处。仅就经济援助而论,如果没有苏联的经费支持,陈独秀领导的中共恐怕停留在“杂志党”状态:办一份杂志,做一些笔头革命的工作而已。1923年成立的中国青年党是如此。1929年陈独秀转向托洛茨基派以后更是如此。有钱不革命,无钱也革不了命。
革命的成与败
大革命的失败,最关键的因素是中共没有掌控武力,没有建立自己的职业党军,这确是莫斯科直接指导的结果。
1927年春夏,国民党清党反共,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国共合作关系宣告破裂。国民党随后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共产党则转入地下。对中共来说,大革命已经失败。革命失败,责任谁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应负而不负,只好让陈独秀“背黑锅”,当替罪羊,将全部责任加诸陈独秀一身,并命名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陈独秀深感冤屈却无处申诉。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学界才开始为陈独秀翻案正名。然而翻案正名之路极为艰难,唐宝林先生直接参与了这一过程。这部书可以说是唐宝林先生为陈独秀翻案正名而作,书前还专门交代了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的艰难历程。
笔者充分肯定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的重要意义,更敬佩唐宝林先生在书中为陈独秀正名所作的种种努力。不过,翻案与正名的工作,总以原案、原名为“对话”对象。而原案、原名不过是当时出于政治需要而下的政治结论,并非基于学理的严谨判断。亦因为此,要以严谨的学理去“证伪”或者“证实”那些政治结论,并非易事。更关键的是,翻案性的研究,其视野也难免为原案、原名的“问题意识”所牵引、所拘囿,因此而执着于“三次机会主义大让步”与《汪陈联合宣言》之类的讨论,将问题的着眼点放在了讨论谁应对革命失败负责,而漠视了大革命更丰富的面相。无论是官方史学,还是翻案史学,对整个大革命历史的研究,长期被“失败史观”所笼罩、所遮蔽,而看不到大革命其实也有相当成功的面相与经验。海外学界的相关研究虽不为“左倾”、“右倾”所牵引,但当他们立足于探讨1949年革命成功的因素时,更多注目于延安时期,而对陈独秀时期在中共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同样低估了。
我们评价作为中共早期领导人的陈独秀,不可不对整个中共早期的历史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观察与定位。在1921-1927这短短的六年时间里,中共成长为一个拥有近5.8万党员,3.7万团员的组织,还有在其领导下的290余万工会会员、900余万农会会员和15万童子团,其组织触角辐射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和各阶层民众。从工、农、学,到青、少、妇,如此范围广泛、规模宏大的“群众”,在短时间内被纳入到现代政党的组织体系中并被有效动员起来,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共由一个知识分子的小团体,迅速成长为一个全国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并奠定了群众运动的基本模式与路径,积累了丰富的策略、经验与技巧。另如中共早期组织、宣传的高超技巧,令同时期的国民党、青年党望尘莫及,自叹不如。在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的地方组织几乎为共产党人所“包办”。在1926年初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实际处于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以至于中共中央可以直接向国民党各省市党部下发训令。这个时期国民党的舆论宣传,实际也为中共所主导。应该说,陈独秀时期,中共在组织、宣传与群众动员方面是相当成功的,相对于国民党、青年党具有明显优势,并一直保持和延续下去,成为中共革命最终成功的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中共在组织、宣传与群众动员方面的强大优势,威胁到了国民党的生存,使国民党人深怀恐惧,进而武力清党反共。
长期以来,我们将大革命的失败,归咎于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对国民党的妥协退让。通过唐宝林先生的书,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些妥协退让确实大部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其实,今天我们尚可讨论的是,大革命的失败,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共对国民党妥协退让造成的,如果不妥协不退让就一定能确保大革命成功?抗战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实际上就是以中共妥协退让为前提的,正是承认三民主义,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承认国民党的执政党地位,才能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维持两党关系至抗战胜利。再如指责陈独秀时期没有搞土地革命,其实,北伐时期,在没有土地革命的情况下,能将几百万农民发动起来,反证土地革命未必是动员农民必不可少的要招。抗战时期,中共从激进的土地革命退回到温和的减租减息,同样取得了很好的动员效果。
大革命的失败,最关键的因素是中共没有掌控武力,没有建立自己的职业党军。而这确是莫斯科直接指导的结果。苏联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建立黄埔军校,建立革命武装,另一方面却指导中共走十月革命路线——就是动员工农群众,积蓄革命力量,等待适当时机,在大城市暴动,从而一举夺取政权。上海的三次武装起义以及之后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以及秋收暴动等,均是采取城市暴动型革命的路径。中国的辛亥革命也是如此,确实有成功的先例。只是当两大革命党竞争时,一党有武力、有地盘,一党无武力、无地盘,胜负不言而喻。毛泽东正是从大革命的教训中悟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
晚年思想再次“突变”
陈独秀在其生命的最后两三年,思想再次发生“突变”,首先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源自苏联,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党的独裁和领袖独裁。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给陈独秀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这一定位,不仅让陈独秀深感冤屈,更为重要的是,它将警示中共党人:宁左勿右,右倾即是机会主义,在党内逐渐形成一种以反右、恐右为主流的左倾政治文化。
刘少奇对此深有体会。1937年2月,刘少奇在写给中央的信中指出,“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我们还犯了左倾错误”。而且相当严重,尤其是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中,左倾得骇人。“问题在于我们从八七会议以来即不承认过去有左倾错误,批准过去的一切左倾错误,认为这些过火的行动是最革命的行动,不但不应纠正还应大大发扬;而且谁要谈过去有左倾错误,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对中国无产阶级不相信。”导致全党上下“害怕犯右倾,故意要左一点”,而“反对左倾的话,故意不说,不敢说;对左倾故意的不反对不打击。”
八七会议以后的数年间,中共党内连续出现三次左倾路线,在某种意义上是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产生的负面效应。这样一种负面效应在很长时间里在党内延续,甚至凝固成一种难以消解的左倾政治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本人在1929年加入托洛茨基派以后,同样坚持走左倾之路。他将托派小组织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即深具意味。陈独秀加入托派以后,仍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目标是暴力革命推翻国民党统治。不同的是,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共是战略上清醒,而策略上极左;而托派是在战略上极左,而策略上清醒。
唐宝林先生指出,托派反对一切中间势力,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表现出“打倒一切”的极左倾向。当中共被迫将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建立农村根据地,后来终于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后,陈独秀仍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欧洲革命的模式: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城市为中心,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不能离开城市和工人去农村搞农民运动,否则党就会蜕变为“农民党”。陈独秀一直攻击中共在农村搞“武装割据”路线,仍坚持在掌握政权之前不应组织职业武装。这是整个托派与中共在革命道路和革命模式上的根本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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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陈独秀,中共就可能是“杂志党”(4)
王奇生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3-09-30 暂无评论 收藏 报错 【大 中 小】
在某种意义上,以陈独秀为领袖的托派更呈现出教条主义倾向。晚年陈独秀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没有能够纠正,谁出来纠正,谁就是机会主义。”
出乎意料的是,陈独秀在其生命的最后两三年,思想再次发生“突变”,他首先是否认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源自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苏共的独裁和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此外,对于民主,陈独秀也有重新认识,认为民主是自古至今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的历史现象,指出苏俄排斥议会制度,排斥民主,是苏俄堕落的最大原因。他特别强调反对党派自由的重要性,认为只有承认反对党派的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无产阶级政党若反对民主,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
而陈独秀最后的思想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至今仍是一个难解之谜。唐宝林先生提示两点:一是1932-1937年的牢狱生涯,可能使陈独秀重新冷静思考;二是抗战初期出狱之后,陈独秀与一批民主自由主义人士有较为密切的交往。这样的推断应是合理的,只是缺乏更直接更细致的史料来诠释。
陈独秀失踪月余
1924年,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为了节省生活费用,带着两个孩子住到了南京,与身在上海的陈独秀两地分居。大约1925年底或1926年初,陈独秀突然不来中央机关看文件了。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的地址,没有办法找他。中央秘书处秘书任作民首先恐慌起来,报告了主席团成员张国焘、瞿秋白、彭述之,“他们也恐慌起来”。任作民在《民国日报》上登载寻人广告,也没有反应。
广东区委书记,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来上海汇报或开会,见不到父亲,到亚东图书馆找汪孟邹,想得到一丝讯息,也毫无所获,急得这个从来不叫父亲、只称“同志”的硬汉子也啼哭起来。一天天过去,大家都以为陈独秀已经死了。
中共中央总书记失踪了!可不是一件小事。1926年2月21日-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决定“两个顶重要的问题”:一是陈独秀“已经月余与中央局隔绝消息……国际来电主张中央迁移”,迁到北京或广州。因为考虑到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互相配合,出全力以搜索我党中央机关”;二是对待国民党北伐的态度。但是,中央通告说:“当会议初开,即接仲甫同志由沪来电,谓已经能扶病视事”,于是中央迁移之事暂时搁置。
陈延年怀着悲痛的心情上了回广州的船。这时,中央交通员到轮船上把他找了回来,父子又一次在惊喜中相聚。陈独秀向大家解释说:他生了伤寒病,进了医院,做医生的女伴服侍他。同志们给了他批评。他当然不得不接受,答应以后任作民一人可以去他的“家”。但是,这个“神秘的情人”叫什么名字?是怎么样的人?还是不告诉大家,任作民也是守口如瓶。
后来,陈独秀、任作民先后去世,人们以为陈独秀的这个谜永远不会揭开了。半个多世纪以后,一个在新疆建设兵团工作的年轻人张军辉,在整理原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的母亲陈虹的遗物时,意外地发现在外祖母照片的大镜框背后,重叠隐藏着一张同样大的陈独秀的照片。而外祖母的名字叫施芝英,职业是医生。由此终于揭开了陈独秀这位“神秘情人”的面纱。
“这个小家庭怎样破裂”,其实也不难推测。陈独秀可以向党内同志隐瞒这个情人和这个小家庭,但是难以向这个情人永远隐瞒他的真实身份。
1927年3月上旬或中旬,陈独秀与施芝英分手了。陈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只得住到中央宣传部来。
王奇生,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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