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投敌是否与蒋介石唱双簧？

　　导语：近年来，不断有声音将汪精卫之投敌，解读为“救国救民”，认为汪之历史地位应重新评价。其中一种典型论调，即认定汪之投敌，乃与蒋协商之结果，系“君为其易，我任其难”之举。此说是否确切？


　　汪氏谈“双簧论”：曾与蒋长谈，“君为其易，我任其难”

　　为汪精卫辩护的声音常称：蒋、汪二人在对日问题上早有默契，一在后方主持抵抗，一在沦陷区与日人议和，如此可使中国在同盟国、轴心国两面押宝，无论战局如何，“中国”始终可立于“不败之地”。其实此论并不新鲜，汪氏当年即屡屡使用“君为其易，我任其难”这般论调，来迷惑世人。


　　汪氏左右亲近均表示：“原以为汪先生此行必系受中央之委托”

　　汪精卫与日本议和得到蒋介石同意，这一论调，最初来自汪的“自我爆料”。汪氏曾告诉褚民谊，他出走前和蒋介石有过长谈，蒋说：“抗战易，和平难”，汪答：“君为其易，我任其难。”故褚民谊相信汪精卫发起和平运动，是蒋介石默许的。曾任汪伪政权考试院院长的江亢虎也说：“我以为汪系蒋主席暗命出而另想和平救国办法，且据汪称日本无条件于二年内退兵，归还中国领土，尊重我国主权，故与汪合作。”在汪伪政权中历任要职的梅思平也说：“（原）以为汪先生此行必系受中央之委托”，后来在香港见到周佛海等人，才知道“汪先生此行事前并未与中央接洽，欲以个人之地位，发表通电大体赞成近卫宣言，一面促成中央之注意，一面引起国内舆论，使国民对和战问题有正确之认识。”

　　汪氏把“君为其易，我任其难”之双簧论讲给褚民谊等左右亲信，固有让他们放心地加入伪政权之用意；但褚民谊等人事后以误信“双簧论”自我辩解，也难免逃避汉奸责任之嫌。


　　汪氏自我解释：散布“双簧论”之用意，乃对日“将计就计”

　　在组建伪南京政府之前，汪氏亦曾公开讲话，解释自己散布“双簧论”之用意：“我此次出来，日本总以为我与蒋先生唱双簧，以为中国真欲媾和，我不妨将计就计，借此为缓兵之计。自我等离开重庆、发表和平通电之后，日本前方官兵不明真相，以为和平真正到临，均已丧失战意。……故我等组织政府并非与重庆争政权，乃为重庆作掩护，减弱日军之战意而缓和其攻势。即从反面言之，我等在南京组织政府，于重庆之抗战工作固丝毫无所妨害。我等既非如共产党之在延安于抗战后方另组政府，扰乱战线，割裂军政，又不谋于抗战区内占据尺寸之地盘，以自树势力。我等所管理者为业经沦陷之土地及人民，所争者为敌人已经吞噬之利益，我等所欲保存者为国家之元气与沦陷区人民之利益，固不能于后方取得一草一木以附益敌人，故我等在南京组府，不但于抗战无害，而反于抗战工作有所辅助，亦未可知。”

　　汪氏此番言论，虽否定与重庆有“双簧”之约，但字里行间，却埋伏有“双簧”之实，并将此种“双簧”之实，称作“将计就计”。


　　“双簧论”在当年沦陷区大有市场

　　因汪氏此种巧妙宣传，“双簧论”当年在沦陷区颇有市场。1942年夏天，17岁的山东学生王鼎钧欲自沦陷区投奔大后方，去找本地警察局的巡官开“探亲证明”。王鼎钧回忆：“探亲证明的大标题是‘良民通行证’，铅印，重磅纸，纸面发亮，拿在手里哗哗响，精神一振。那巡官跟我谈汪精卫，汪在1939年投靠日本，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汪是中华民国开国元勋，是追随中山先生的革命先进，他怎么会当汉奸？有人猜测，汪在抗战局势最恶劣的时候有此一举，是国家设定的计谋，汪蒋两人间有默契，他这个汉奸是假的。这猜测在沦陷区流行，使下水当汉奸的人也可以有一番说辞。那巡官说：‘我认为汪先生不是汉奸，我才跟着汪先生走。你到重庆去打听打听，来封信告诉我，他到底是真汉奸还是假汉奸。’我没能替他办到，他太高估了我。”

　　一个沦陷区小县城里的巡官，其是否选择去伪警察局任职，与汪精卫是否在和重庆唱双簧，其实不会有多少关系。如王鼎钧所言：“也许，他并不真正需要答案，只是向我，向一个到大后方参加抗战的人表明心迹，尽管我还是个孩子。”巡官之所以相信“双簧论”，是因为他愿意相信“双簧论”。“双簧论”为许多沦陷区的汉奸寻回了自己的道德立场。


　　“双簧论”乃大谎言，汪氏本欲在大后方与重庆唱“对台戏”

　　有论者谓，汪氏是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抛下名誉、地位，前往沦陷区建立政权，救民于水火，与日军周旋。其实，汪氏一开始并没有想去沦陷区。

　　汪氏本意，是想在西南大后方，脱离重庆另组政府对日和谈

　　汪氏本人及其汪伪政府核心成员均宣称，其在沦陷区建立政权，为的是“救民”。汪氏打算赴日谈判时，陈公博给致电汪氏：“先生如此，何以面对国人？”汪氏回复：“弟为国家、人民而赴日，有何不可以对国人？”褚民谊也以此为自己辩护，“以沦陷区域之广大，安能责全体民众一概西迁？此为不可能之事。在沦陷区中，见日人对民众之肆行侵虐，不但悲愤，抑且不忍。和运以救民为口实，本人以为最少限度，亦必做到‘委曲求全，加以保障’。”据此而论，汪氏一干人等似乎不是去沦陷区做汉奸，而是去沦陷区为民“献身”。

　　但事实是：汪氏一开始并没有想过要去沦陷区，他念兹在兹的，乃是在大后方建立新政府与重庆分庭抗礼。在重光堂会谈中，汪方代表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人拟定的计划是：汪氏从重庆出走，发表“和平”声明后，“云南军队首先反蒋独立；其次，四川军队起来响应”；“云南的军队以及四川军队将领作为同志已有了可靠的盟约，只是因为有中央直系的三个师在四川，所以决定先从龙云起义”；“并且广东军队以及其他战线上的军队，有不少也是谅解这一行动的，因为受到中央军的监视，尽可能使他们的起义从缓行动。”

　　在得到云南、四川、广东响应后，汪精卫“将其同志集中于其手下，在云南、四川等日本军队尚未占领的地区成立新政府，建立军队”，然后“撤出一部分日本军队，使广西和广东两省成为新政府的地盘”。史实具在，清晰可见——汪氏之本意，乃是通过自己“革命元勋”之“威望”，号召西南将领“起义”，在日本支持下建立与重庆政府相对抗的新政权。


　　西南实力派无人响应，汪氏在后方唱不成对台戏，只好去沦陷区“唱双簧”

　　按重光堂会谈，在汪氏“大后方另建新政权”计划中，云南省主席龙云是关键中的关键：龙云率云南军队首先响应汪的声明反蒋独立，是新政府产生的前提；龙云及其军事力量是新政府的主要支柱，云南则为新政府的主要基地。陈璧君1938年夏秋之际，曾多次前往昆明面晤龙云，对龙云非蒋氏嫡系之处境深表同情，并鼓动龙云反蒋。龙云对反蒋不置可否，但却表示：“汪先生如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由此出国，我亦负责护送。”另据汪之亲信陈春圃讲：他在与龙云联络时，汪氏不许他多说，须待汪到达昆明后再亲自“把全部计划毫无保留地告诉龙云”。汪、龙会谈之后，汪氏亦曾对其亲信转述龙云之语：“我完全同意，只是有一点，日本要两年之内撤兵，时间太长一点，最好改为一年。”

　　但此番言论，大概只是为了安抚人心。汪氏本预计在昆明停留两天，会谈后却催促亲信次日即走，“明天非走不可，呆下去要出事的”，龙云之真意究竟如何，当可揣知。汪氏于河内发表艳电，尚期待云南响应，龙云却旗帜鲜明地选择支持重庆政府。余者如桂系之李宗仁、粤系之张发奎等汪氏寄予厚望者，亦无一人响应，汪氏“大后方另建新政权”计划泡汤，与蒋唱不成对台戏，只好另觅出路，去沦陷区“救民于水火”，“对台戏”也顺势变成了“唱双簧”。

　　至于褚民谊等人为己辩护，声称：“贝当是维护法国人民的，他的苦衷情形与汪先生是一样的，他的政府近乎南京政府”，“如果英美登陆仍在抵抗而不策应是汉奸，或胜利后还在拥兵自卫的也是汉奸。南京政府于敌人投降之后的第二天即自动撤销，就不应算是汉奸了。”此言纯属狡辩。贝当之维希政府，建立在未被德国人占领的自由区。若重庆政府与日本停战议和，自可类比于维希政府。南京伪政权身处沦陷区，卵翼于日军铁蹄之下，实属傀儡，安得以维希政权相比拟！

　　汪氏投日的真实逻辑：对抗日绝望，争权心盛，被日本人骗

　　“双簧论”乃汪氏当年自我掩饰的一块遮羞布，殊不合于真实的历史逻辑。汪氏之所以投日，就其演变脉络而言，有三点至为重要：对抗日无信心；与蒋争权心盛；被日本人骗。

　　首先，汪氏认为“抗战必然亡国”，故而一力主和

　　“七七事变”后，汪氏发表《最后关头》演说，认为在日寇步步侵略下，中国同胞惟有“一齐牺牲”。汪氏说：“我们不但因为不愿做傀儡而牺牲了自己，我们并且因为不愿自己牺牲之后，看见自己的同胞去做傀儡，所以我们必定要强制我们的同胞，一齐的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悲壮之中，有浓厚的悲观情绪。

　　汪氏之所以认为“抗战必败”，主要基于两点原因：其一，中国是弱国，日本是强国，“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其次，欧美各国会坐视日本侵华而不顾，“鉴于‘九一八’后，英、法之操 纵国联，优容侵略，及美国置身国联之外，与英、法一鼻孔出气之态度，深恐彼等始终保持此种态度，使德、日等国肆意侵略”。据杨天石统计，截至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在此前后，汪精卫劝说蒋介石与日本言和，共达十多次。”至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汪精卫对抗战前途已悲观到了极点。不过，也没有必要过分苛责汪氏这种悲观。“抗战必然亡国”这种认知，在当时并非汪氏所独有，相反，是许多人的“共识”。政界中人如孔祥熙、何应钦等自不必论，学界中人，陈寅恪、胡适也有相似的认知。再如青年党党魁左舜生、国社党党魁张君劢、《大公报》主持者张季鸾，在南京失陷前后，也都曾向蒋介石“进言和平”。

　　其次，汪氏以国民党领袖自居，与蒋争权之心旺盛

　　汪氏向以孙中山继承者自居，曾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后来居上，成为抗战之全民领袖，汪在内心是不满的。全面抗战之前，汪氏曾数次参与反蒋，均未成功。汪氏之不满于在党内充当副职、虚职地位，乃众所周知之事。1938年4月，在国民党临时大会上，蒋介石当选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参加会议的少将参议龚德柏观察到，当时汪精卫脸色十分难看。

　　汪氏亲信大多认为，汪蒋权争中汪之失意，乃是汪氏投敌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曾任汪伪政权财政官员的杨惺华回忆：“汪在重庆虽居国民党副总裁之尊，但无实际权力，早怀不满，只是没有机会发作罢了”，日本人肯让汪精卫出面组织“中央政权”，恰恰是一次“发作”的机会。

　　再如：改组派重要人物甘乃光在汪精卫离开重庆后对人说，“汪先生的出走，恐不止因为共产党问题意见冲突。一年来，汪先生在政府里没有什么权力，在党里也一样。他虽身居副总裁地位，只是虚名，许多重要举措，从来不曾与闻，这一点大概最使他难堪。”高宗武依据他对汪精卫的了解，谈及1937年蒋介石做了国民党总裁（主席），而汪精卫只是副总裁（副主席）时也说，“汪对于副主席一职非常不快，他认为自己比任何人更有资格当党主席。这件事也最终影响了他的动向。”

　　其三：汪精卫上当受骗，以为日本人真会在两年内撤军，然后给他自主权

　　1938年11月达成的“重光堂密约”是日、汪合作的基础，其主要内容为：（一）承认满洲国；（二）随着治安的恢复，日军在两年以内撤退；（三）为了防共，日军驻扎内蒙，以日华防共协定有效期间为驻扎期限）；（四）外国租界、治外法权归还中国；（六）互相不赔偿军费。

　　在这个密约中，对汪氏最具诱惑力的无疑是撤军一项。当日本陆军部的军人们看到这个条款时，他们极力反对：“假使战胜国让战败国来约定撤兵时间等等，这种不名誉的表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是对不起在前线辛苦作战的官兵的。”在军人的压力下，1938年12月22日的近卫第三次声明中，没有加入关于撤军的内容。

　　12月29日，汪氏发表“艳电”回应时，还满怀幻想地说，“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汪精卫当时对日本的信任近乎天真，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有些人“以为日本除了灭亡中国没有第二条路，所以我们除了抗战没有第二条路。”汪精卫指出了第二条路，即“中日合作”，他还说“日本如果不选择这第二条路，日本必陷于绝大的困难。中国如果不选择这第二条路，中国将无以保其生存独立而进为现代的国家。”

　　1939年6月，汪氏亲自前往东京，拜会日本军政要员。汪表示，“如果他成为日本支持的中国政府的领袖，日本应该准许他建立一支50万人的中国陆军；中国政府成立后，日本应该尽快撤军；日本不应干涉中国内政；日本应立刻承认他的政府，并尽快取得德国和意大利的承认；日本应给他三亿日元的财务资助；在首都南京，应有权控制华北。”日本领导人表示，“只要汪能够实现和平，将尽可能满足他的‘要求’。”随后他们给上面一个个要求都加上了限制，给汪精卫泼了一头凉水。

　　1939年12月，陈公博看了《中日基本条约》的草案后，对影佐祯昭说：“这哪里是基本条约，简直日本要控制中国罢了。”影佐回答说：“在目前不能说日本没有这个意思。”陈公博向汪精卫转述了影佐的话，汪氏说：“我们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国。”汪精卫最初显然是相信日本会给予他一定自主权的。然而事实上，南京伪政权徒有其名，满洲国“独立”，华北地区还在王克敏名下，日军依旧驻扎各地。

　　参考资料：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凤凰出版社2004；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判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高宗武：《高宗武回忆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黄美真编：《伪廷幽影录》，东方出版社2010；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蔡德金：《历史的怪胎：汪伪国民政府始末》，团结出版社2008……等。


　　结语：曾任汪伪外交部长的褚民谊说，他在任内“对日本无力，故一切事项几于惟日人之名是从。”所谓与重庆“唱双簧”，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汪伪政权只是一个傀儡政权。

　　杨津涛，腾讯历史 2013-0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