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13日 星期五

马勇:宁愿中国无好法


陆九渊说:“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中国人早就知道“道理”的普适性,不会刻意强调特殊性,拒绝一切美好的东西。

当然,历史也有例外。比如康熙年间的“不得已案”,就因为过于强调特殊而让历史尴尬。

我们知道,传教士利玛窦明万历年间进入中国,带来了西洋天文历算之学,徐光启与之游,尽得其术。崇祯初,日食失验,徐光启上书建议朝廷兼采利玛窦带来的西洋历算,不要墨守陈规,固守郭守敬的算法。

徐光启的建议合情合理,那时的朝廷也比较开明,用其议设局修历,徐光启为监督,日耳曼人汤若望被征入局掌推算。在汤若望协助指导下,中国天文历法有了很大改进。崇祯帝知西法果然不一样,遂命据此修改“大统术”,未及成而明亡。

汤若望没有随明亡而中断在中国的服务,而是改官新朝,遵照摄政王多尔衮指示,继续用西洋新法修正历法。顺治元年,遵命与大学士冯铨率钦天监官员测验天象,惟新法吻合,大统历、回回历二法有误差。

对于汤若望的成就与敬业,多尔衮深表满意,遂任命其为钦天监,主管天文历法监测与修订。

钦天监有回回科,推算误差最大,久之,汤若望下令撤销了回回科。此举原本只是一个机构调整,但由此得罪回回科吴明炫。吴明炫上书要求朝廷不要裁撤回回科,并指控汤若望新法也有几次测算并不准。朝廷据此派员复查,发现吴明炫所说并不对,遂给吴明炫更严厉的惩罚。

吴明炫的教训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相关者并没有汲取教训。相反,基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偏见,反而更加极端、偏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杨光先。

杨光先属于从旧朝走来的技术官僚,但他的兴奋点不在学问,而在立场与种族。多尔衮命汤若望治历用新法,因而在颁布《时宪历书》时,很自然地在封面上题有“依西洋新法”五字。杨光先上书谓非所宜,猛烈攻击汤若望,指责其所奉天主教“妄言惑众”。这显然超出了天文历法比较纯粹的技术领域了。杨光先的这些指责被政治所利用,不经意间成为政治家手中的工具。

康熙帝初即位,四大臣辅政,其中的鳌拜对小皇帝与汤若望的亲密关系非常不舒服,因而遇到杨光先提供的炮弹,不禁暗自欢喜。康熙四年,议政王等定讞,尽用杨光先的说法,谴汤若望,其属官因连带责任至坐死。遂罢新法,复用大统术,任命杨光先为钦天监监正。

杨光先将自己先前所著书编辑为《不得已》,以旧说评判汤若望的新说,当然他也清楚自己的知识与汤若望相比差距不小,多次辞职不准,乃引吴明炫的兄弟吴明烜为钦天监监副。

当时朝廷也知杨光先学术不胜任,复用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治理历法。南怀仁上书弹劾吴明烜造康熙八年、九年历法错误。议政王大臣会议责成大学士图海等二十人重新测算,南怀仁的说法得到证实,吴明烜的说法得到证伪。议政王等疏请将康熙九年历日交给南怀仁推算,不料,年轻的康熙帝问道:杨光先先前弹劾汤若望,议政王大臣会议以杨光先何者为是,汤若望何者为非,及新法当日议停,今日议复,其故安在?

对于康熙帝的疑问,议政王从技术层面进行了解释。但南怀仁则从政治层面控告杨光先依附鳌拜诬告汤若望谋叛,蓄意排斥西洋新法。

南怀仁的指控引起了康熙帝的重视,下令议政王大臣会议复查,判杨光先斩。康熙帝念杨光先年龄太大,免其死,遣回籍,卒于途中。

杨光先的悲剧不是他诬告汤若望制造冤狱,而是他明知西洋新法的好处却蓄意排斥,导致纯技术错误。至于杨光先为什么刻意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在他内心存在着一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阴谋论:“中国乃尧舜之历,安有去尧舜之君臣而采用天主教历?”杨光先始终怀疑西洋人对中国怀有野心,因而无论西洋历法有多好,中国都不能使用,以“光先之愚见,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没有好的历法,不过如汉代不知“合朔之法”,日月食预测不准,但刘汉王朝犹享四百年国祚。

换言之,杨光先以政治优先否决了技术优先,宁愿中国无好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很显然,这是“文化自卑”,不是“文化自信”。

马勇,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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