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15日 星期日
文革琐记--政治边缘处的众生相(下)
还我飞机 纪念章
文革期间,因政治需要而起却迅速形式化了的东西还有一样:毛主席像章,简称纪念章。因为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没有铸造像章的资格。过去也有毛主席像章,没太被人当回事。早期的纪念章,大小不过酱油瓶子盖大小,有个边,里面铸着毛泽东侧面的头像。“文革军兴”,需要更上层楼地特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各种辅助个人崇拜的工具都用上了,毛主席像章就成为道具之一。
人们首先发现纪念章个头变大了。正面头像、半身像、全身像都做进去了;像章一大,只毛泽东一人,会显得孤单。于是,旗子做进去了、松柏做进去了、天安门做进去了、长城、山川也做进去了。早期纪念章形如钱币,圆圈带边。受“毛泽东思想光焰无际”一语启发,边框取消了。形状则圆的、方的、横的、竖的、多边形的一应俱全。质地也多元起来,不限铝制,瓷、竹、漆、塑料都开发出来了。直径则做到碗口大小,让人穿绳挂在脖子上。如此等等,给像章赋予了美术价值,成为胸前的饰物。一时之间,每个人都会佩戴毛主席像章,有人甚至同时戴上好几个。先是为了每天有得换,继而唤起了收藏意识。一个七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像章的需求量可想而知。
平心而论,收藏毛主席像章的动机,比现在的“藏宝”单纯多了。收藏纪念章,完全不涉经济利益。除各种途径免费领取,就是相互交换了。北京饭店后身靠王府井南口一侧,北京最繁华的商品街口,出现了交换点:上百人聚集在那里以物易物、互通有无。那群人营造的气氛,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那时的北京,人们集中在一起,不是批判会,就是大辩论,一律吵吵嚷嚷,火药味十足。换像章的人们,则音量适中、和颜悦色,一派祥和。
当然,可以说毛主席像章之没有物化,是因为全国取缔了自由市场的缘故。其实,别说没人知道如何给像章作价,即便有人开了头,第二天就会因“大不敬”之罪,场所取缔、参与者抓!大家就都没的玩了。
上有政治需要,坊间大众追捧,纪念章的花样日新月异、产量扶摇直上。1969年深秋,我们下干校是戴着像章走的,一年后回京,惊见纪念章已经从街上消失了。直到文革结束,再也没人佩戴。唯有周恩来,一枚长方形像章:左侧是毛泽东侧面像,右侧是毛的手书“为人民服务”,始终在其左胸。真是“忠不忠、看行动”啊。
如此泛滥的、走俏的纪念章热是怎么戛然而止的呢?有一个说法:因铸造像章耗费了大量优质铝材,毛泽东说了一句:“还我飞机。”不知确否。
换零件的工科男
和“毛主席像章”一样,可以在和平友好的气氛中以物易物、比类交换的,还有半导体零件。当年,北京东城区灯市口从“基督教青年会”到“红星”电影院之间的街区,有一排店铺。其中之一,是一个半导体器材商店。这个商店的门口,从早到晚聚集着一些年龄约在小学高年级到高中生那么大的男孩子。一边交流制作矿石收音机的经验,一边交换零件。商店则服务而已,不当生意做的。任凭消费者的大部分需求在门外解决,店方乐得清闲。
那时的Wi-Fi是无线电信号,只能传播简单的信号,接受器也不复杂。电子管和半导体收音机已经算高级的了,而且所费不赀,贵为“结婚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之一呢。而我党我军向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光荣传统。矿石收音机又结构简单,正是性喜动手、钻研的“工科男”施展的可行性项目。几分钱、毛儿来钱他们没有;交换和组装的过程,却包含不可替代的乐趣。只见那些工科男,先手工用漆包线缠一个线圈,再拿各种途径得来的零件,到那个地方去交换,拼凑成套。
“工科男”这个词虽然是现在的,这类人却早已行走世间。从他们身边经过,一望可知:这些衣着朴素、慢语轻声的孩子,肯定不是新老红卫兵,一个穿军装戴袖章的也没有。红卫兵忙于“砸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根本不屑于鼓捣什么矿石收音机。应该也没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混迹其间。那批孩子需要小心翼翼地避开一切“不突出政治”的嫌疑。
换零件的工科男,多半是文革中的“逍遥派”--出身不错、虽然对革命大业不够热衷,却也没有什么反对之举。在各方面“提醒”其革命责任的空档间,溜过来满足一下个人爱好。逼急了,则可以“为了收听毛主席最新指示、两报一刊社论”诘抗之。人家一时也说不出什么来。然而,就是这些人,多多少少在学习、在积累,文革之后考大学的成功率明显高于其他群类。他们同样也没想到,当年的游戏之作,竟成了今天“收藏”的一类,用换来的零件攒成的矿石收音机,远比当年商店里摆的半导体收音机值钱
原始Wi-Fi招蜂引蝶
“攒(cuan,北京土话:拼装)矿石收音机听社论”之说,即便当年也是尽人皆知的托辞。好在那简陋的设备听不到远处的东西,所以没有多大政治不轨的嫌疑,上纲上线到“革命意志消退、玩物丧志”也就到头了。但也确有高人,组装短波收音机,为的是“偷听敌台”,这可是文革时的一项大罪。如海外反动势力的对华广播:莫斯科广播电台、美国之音和台湾的“自由中国之声”等。
“敌台”像原始WiFi,大功率发射短波。传播远、面积广,不易屏蔽。其传送的“政治资讯”如洪水猛兽,令中共惴惴不安。于是,工厂生产的收音机具有短波功能的极少,有的城市甚至查抄短波收音机;据说,警察开着探测车在大街小巷巡行,车载设备能探知谁躲在家里偷听敌台。可见,政府施放的干扰电波连城市都屏蔽不严。到了广阔的乡间更加鞭长莫及,“敌台”时断时续,直至可以正常收听。
据说,早自1940年,苏联就开始对华广播了。BBC和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则稍晚。那时,插队知青、下放干部,用普通的短波收音机,就能清晰地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现在对中国听众广播”。其随伴的音乐尤其令人印象深刻:雄壮的合唱《祖国进行曲》化作“金钟”似地乐音,从容优雅地奏出,另成一番意境。而内容则与国内的宣传一样,不吸引人。
奇怪的是,台湾的“自由中国之声”,女播音员的音色和腔调,与大陆电影中丑化国民党的表演一样,酸软缓慢,不成调子,与大陆人的审美观格格不入,效果未见得好。可笑的是,台湾经常在广播上呼叫其潜伏在大陆的特务,有代号、有联络方式等。看似虚张声势,没人当真。
那是一个要求人人自律的时代。“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非礼的广播,政府屏蔽不掉没有责任,你老人家无意间听到,就会有革命群众来给你“洗耳朵”了。若是有意收听敌对广播,批判之外,抓去坐牢也说不定哦。其实,“敌台”那些年说不到点上的叨叨絮语,在中国社会所起的反响,远远不及林立果一篇《五七一工程纪要》里的寥寥几句。对华广播实际上成了一个招蜂引蝶的陷阱,让中共额外迫害了许多无辜的人民。下面的小故事摘自一篇文革回忆录《告别少年时代》。
那时候,人们之间的交往、每个人的行为都在周围“革命群众”的注意之下。校部一个男生通铺宿舍里,有人发现一个名叫夏禹文的人,经常夜间戴着耳机用半导体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广播。这在当年可是一项严重的政治罪行,叫做“偷听敌台”。那个连的领导为了“掌握证据,教育群众”,对公开揭露此事做了周密布置:他们安排与夏头对头、只隔一条狭窄过道、睡在他对面的一个人向夏发动突然袭击;再指定几个人准备好批判夏禹文的发言。一切就绪后的一个晚上,夏像往常一样脱衣就寝,在被窝里戴上耳机、打开半导体、在短波波段上找到“美国之音”,悄悄听了起来。他哪里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眼里了。躺在他对面的突袭者让夏某先听上一阵,渐渐入神、放松了警惕。然后忽地翻过身来,猛然将手伸进夏的被子、一把夺过那个收音机、一面唤醒大家、一拔掉耳塞、开大音量,全屋都听到了“美国人的声音”,这时几个膺命在身的人,各司其职地组织起群众,把个夏禹文斗得七荤八素。
文革也不是铁板一块,中后期逐渐放松。不知哪年、但是看似偷听敌台的人才会发现:美国之音制作了一个教学节目:“英语九百句”,何丽达主播;毫无政治色彩。于是,人们半公开地跟着学了起来。据说,恢复高考,一举进入英语系的人中,受益于这个“敌台”者,大有人在。
那时住房不用钱
前面说到“和平集会”、以物易物,交换的纪念章和半导体元件都是小东西。大的也有,而且是房子。那时,当你路过某房管所的时候,就会看到门前有一些人,和颜悦色地认真倾谈。与换毛主席像章不同,人数少得多;与交换零件不同,不仅都是中年人,竟有女子点缀其间了。聚集的方式也不是几十上百人摩肩接踵,而是三三两两交头接耳。探讨互惠互利、你情我愿的可能性。
如果说“爱情是艺术永恒的主题”;住房就是“生活中永恒的主题”。住房在北京人之“金贵”的程度,从来没有降低过。据说,有南方人到北京出差,惊讶地发现:北京个个是能人欸,你要是想当副总理他都能给你找到路子!且慢,虽然北京以出产吹牛大王声动神州,可是,一旦你顺势提出“帮我找套房吧”,保证没有任何“侃爷”胆敢接茬。
分间房子有多难,居住条件有多差,“伤痕文学”虽有骇人听闻的描述,其实不及实际惨状之万一。几乎每个家庭的搬家史,都是一篇可歌可泣的故事。在商品房市场出现之前,住房的来源几乎只有单位分配。就北京而言,大机关有可能盖房、分房,这是指中央部委、各军兵种总部,市属机关、大中型工厂等。区级以下机构则基本没有分配住房的可能。因为盖房子是个大工程,非够相当级别、能量者莫办。小单位偶尔也会风传“上边给了几间住房”,但是普通职工想都别想。因为房子是跟着职务走的。
所以,房管所门前的换房者,都是最底层的老百姓。他们大多住在区属房管处辖下的胡同大杂院里,机关的房子是不能与外界置换的。所谓换房,以小换大自不可能,换房多半为了上班近一点;或者墙角能搭个小屋、屋檐下能围个厨房;家有病人、牺牲面积以求朝向也是有的。至于学区,不是目标:反正学校不上文化课,毕业之后得下乡。
世事纷扰,机会闪现。文革期间,平民百姓倒是有过两次改善住房条件的机会。一是初期大抄家,上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至“地富反坏右”,他们的住房都会遭到剥夺,迁居进去的全是“革命群众”。可是僧多粥少。不久,“战备疏散”,市级以上机关单位全部开办“干校”,很多职工成为“光荣的五七战士”,高举红旗上山下乡去了。机关宿舍顿时空了一半。但是,敢于利用这个机会的人不多:向组织伸手、贪图享受、诋毁社会主义等等大帽子等着你呢。
待到下乡的人陆续回来,机关的房子恢复紧张。政治成份不够好的,常常两家挤住一个单元,邻里纠纷蜂起。一个著名的故事是:钱钟书夫妇携女儿与一对年轻夫妇同住一套楼房,共用厨房和卫生间。两家关系不睦。一日,钱媛被隔壁女人訾骂,那家男主人及杨绛立即卷入其中,钱钟书则“老夫聊发少年狂”,手持木棒从屋里冲将出来,劈头向人家打去,伤及邻居男子手臂,送医治疗云云。钱氏夫妇则收拾起卡片和笔记本,搬到学部,住在办公室里编写《管锥编》了。然而,钱杨夫妇是何许人,名归实至只在早晚之间。果然,钓鱼台国宾馆对面的部长楼一落成,他们就迁进去了。
广大分房无望的劳苦大众,还得在房管所门口碰运气。后来,人们生活好一点了,可以附加钱物,互换住房成交容易了些;再后来,机关的房子也可以参加互换,平添了许多方便;至少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住房还在私下交换,而且规模扩大。有人专门组织运作此事:几十户人家集拢在一起,交叉拼接,造福的面积就更大了。
瓦片终有硌牙时
住房既然是“生活中永恒的主题”,岂能“一条就过”?怎么也得再凑几句,以襄盛事啊。
房屋之为生活资料中的最大宗,解放后一度允许私人持有。北京土话有“吃瓦片”一语,即指拥有多余的房产,坐收租金的行为,一向为人艳羡。文革前社会上还颇有其人,文革风暴一来,瞬间扫荡无踪。房产全部收归国有,昔日的房东,都成了房管局的客户。“瓦片”也一再给主人带来难堪。
从文革后期起,“各项政策、逐步落实”。抄没的私人财产按户退还,房产也在其中。但是,房地产市场迟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才慢慢形成吧?发还财产则早在此前约二十年。大言不惭的是,办理交还手续时,房管部门要与房主结算这些年的修缮费。那时候人们,柴米油盐之外普遍没钱。OK,交纳不出修缮费的,可以把房子折价卖给国家。但“市价”和修缮费都是房管局订的,折算下来,大多数胡同里的破旧平房,所值抵不了维修所费,户主只能纷纷放弃。既使个别屋主有能力收回房子,一看以后维修的花费和麻烦,也就不寒而栗了。
那时,政策落实到头上,忙不迭地感谢中央、感谢党。至于退回的房子不能接收,只说:“劫后余生、自愧无能”;而劫者何人?是谁造成了连还给你的债务都不能收回的局面?多年被专政的无妄之灾,为何不能折抵维修费用等等,则因心有余悸,无人敢去追究。
文革结束观察家改革开放之初的那些年,没有人料想中国的经济能够如此持续高速发展,近至十年之前,也没有人知道北京的房价动辄以天价计。随便出手几间破旧、狭窄的市内住房,就能轻而易举地在美国买下规规整整的洋房花园。那些因怕维修不起、怕文革重来而放弃收回房产的人们,肠子都悔青了吧?
启功也要挤公交
前述北京的老百姓换房的原因有多种,为了靠近工作地点肯定名列前茅。因为上班的路途太辛苦了。那时,没有“错峰上下班”,都是早上八点到单位;一周要去六天呐。要命的是,上班不叫“上班”,称“抓革命、促生产”,谁也不能迟到。交通工具,则地铁只有一条,自行车并非人手一辆,挤公共汽车是许多人的唯一选择。顺便说一句:文革时期,公交系统及其行业叫做“公交战线”,车辆则称“公共汽车”。
无冬历夏,上下班时间,每个公交车站都鹄首站立着几十上百男女老少,引颈盼望汽车远来、进站。一旦汽车接近,等车的人就蠢蠢欲动,须得拿出全副精神和气力才能挤得上去哦。人们本来就站在马路边上,再往前涌,汽车就快停在马路中间了。车门在售票员“先下后上!先下后上!”的呼喊中打开,下面的人根本不管车上有人要下,立即往上攀登,上下乘客在车门处混战、咒骂、埋怨。站站、天天,如此这般。全无风度、体面可言。
其实,挤车是有技巧的。看似那时的公共汽车司机喜欢戏弄群众,进站不是近靠就是远停,从来也不停在牌子前面。上车的人群就要蜂拥而上抢夺车门。这时,你需靠后一点,看清那车将不到站就停、抑或过了站才停;然后在人潮侧后方、贴着车身,沿着他们奔跑的方向、跟在最后,车子照例会戛然煞车,就在那个瞬间、顺势把前面的人用力推到车门那边去,你则正好留在门前。这着,在汽车与人群相对运动时最易得手!
功夫虽然练就,混乱之中,有时不得机会施展。那也不能被人潮裹挟、手忙脚乱、狼狈不堪;你需干脆留在最后,这时,车子已经启动,车门仍然敞开,你就握紧两侧扶手、两脚卡住车门底部,任车门大开,自有怕出事故的售票员为你叫喊,让前面的人“往上踩一蹬!”、“往前贴半步!”给你让出半尺空档,也就够了。
然而,常有这样的时候,眼看那车:过来了、在减速、往里靠呢;车站群情激昂、跃跃欲试,不料,那车突然加速、向左转舵,呼啸而去。留下惊诧一片(或曰:怒骂一片)。却原来,每当到站,司机、售票员都会高叫:“XX站有人下吗?没人走了啊!”一面做着进站或甩站的两手准备云云。
中青年人尚有战斗力,老弱妇孺无不将乘公共汽车视为畏途。坐不上车、挤得半死,把公交公司骂上千百遍也无济于事,只有幽默化解。如启功先生自嘲的:鹧鸪天八首?乘公交车:
乘客纷纷一字排,巴头控脑费疑猜。东西南北车多少,不靠咱们这站台。坐不上,我活该,愿知究竟几时来。有人说得真精确,零点之前总会开。
远见车来一串连,从头至尾距离宽。车门无数齐开闭,百米飞奔去复还。原地站,靠标竿,手招口喊嗓音干。司机心似车门铁,手把轮盘眼望天。
这次车来更可愁,窗中人比站前稠。阶梯一露刚伸脚,门扇双关已碰头。长叹息,小勾留,他车未卜此车休。明朝誓练飞毛腿,纸马风轮任意游。
铁打车箱肉做身,上班散会最艰辛。有穷弹力无穷挤,一寸空间一寸金。头屡动,手频伸,可怜无补费精神。当时我是孙行者,变个驴皮影戏人。
挤进车门勇难当,前呼后拥甚堂皇。身成板鸭干而扁,可惜无人下箸尝。头尾嵌,四边镶,千冲万撞不曾伤。并非铁肋铜筋骨,匣晨磁瓶厚布囊。
车站分明在路旁,车中腹背变城墙。心雄志壮钻空隙,舌敞唇焦喊借光。下不去,莫慌张,再呆两站又何妨。这回好比笼中鸟,暂作番邦杨四郎。
入站之前挤到门,前回经验要重温。谁知背后彪形汉,直撞横冲往外奔。门有缝,脚无跟,四肢著地眼全昏。行人问我寻何物,近视先生看草根。
昨日墙边有站牌,今朝移向哪方栽。皱眉瞪眼搜寻遍,地北天南不易猜。开步走,别徘徊。至多下站两相挨。居然到了新车站,火箭航天又一回。
屌丝乘客售票员
公共汽车服务再差也得买票,票分一次一买与月票两种。可恨的是,那时的月票只限一人使用,所以要贴玉照。记得学生月票两元,职工三块五,只能乘坐城区电汽车。城区加某一路郊区车,就四块一张了。还有“通用月票”,顾名思义,所有的车都能坐,五块。最贵的是“通用+地铁”:十块!
那可是个“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年代。所以,有可能的地方都要省!首先是提高月票的使用率。方法依同谋人的“手艺”分几种:一曰“晃”。这是个“楞”招儿,手持别人的月票,下车时趁乱在售票员面前晃动一下,蒙混过关。二曰“换”。换照片。至于照片上盖的章,首选办法是找一张一角带着一道蓝色弧线的照片贴上去,不然就只能用蓝墨水描一下了。三曰“画”。真有“高人”,会画月票。用不着整张地画,只画表示月份的那部分就行了。
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那时候不这么说。表达这层意思的文革标准用语是)“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售票员,金晴火眼。经常远隔一两米、克服角度刁、光线暗等不利因素,一举识破投机取巧者的拙劣伎俩。这时,被擒者若是不能及时脱身,就会被带到公交总站遭受处罚,罪名大约是“伪造有价证券”。后来,“晃、换、画”的月票使用者总结出一条通用法则,下车之前任售票员怎么叫着要查票,假装没听见;或者等在后面、收敛下车行迹、悄悄跟在别人后面突然跳下;甚至待到车门关了才作恍然大悟状,要求下车;要点在于脚踩地面了、才迅速出示、瞬间收回。即便如此,确也见过司售人员弃全车人于不顾,奋而追捕“晃、换、画”者。
每次买票的话,则根据路途远近,票价五分、一毛、一毛五不等。当然,蹭车逃票的也时有所见。被抓者只能乖乖补票,后来,处罚加重,无论哪里上下,补票要罚全额云云。场面不免尴尬。却有那么一回,一屌丝青年,两手空空、下车就走,被女售票员叫住:
“那男的,票呢!”
“啊?”屌丝青年准备不足。
“跟你要票呢!没票补票!”女屌丝售票员声色俱厉语带不屑。周围人默默注视。
屌丝青年猛然发飙:“给你,不就五分钱吗,有什么了不起,叫什么叫!”
塞了一枚硬币给她,扬长而去。伶牙俐齿的女屌丝售票员从没见过如此理直气壮、大言不惭,一时语塞。片刻神回,伸出脖子朝那人背影大叫:“五分钱是你爹啊,捏着不撒手!”
蹭车被抓锦上添花
文革时期,“买票坐车”一事,很难让年轻的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因为免费乘车已经成了我们的习惯(这里主要指火车票):先是“大串连”,别说车票,许多地方还包吃住呢。后来大一点的孩子上山下乡,免费火车送到祖国四面八方;小一点的随着父母去“干校”,不但火车是专列,路过毛主席“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停下来参观浏览(“受教育”)连吃带住,一分钱也没花过啊。
实际上,那个年代根本没有“旅游”这么一说。别说吃饭要粮票,粮票只限本省市流通;根本就没有长假期。即便你有“全国粮票”、“军用粮票”,有假期,也没有那笔闲钱。只有出差或到外地探亲的时候,可以顺道“旅游”一番。遇此机会,要是能把车票钱省下来,不是就能玩得舒服一点吗!
于是,出自“习惯”、因为“需要”,我们多半有过逃票蹭火车的经历。此举在那种时候还有发泄对社会不满、游戏人生的成分。同伴均以潇洒视之,可以公开交流经验。有过来人炫耀地指点:遇到查票,则脱掉外套、手持一杯热水,假装刚从前面车厢接水回来,大大方方地迎着查票员过去,嘴里莫忘善意地提醒着“劳驾劳驾、小心烫着”。查票员会以为你的座位在他身后。还有人理所当然地说:“一看查票,你就进厕所,多呆会儿再出来呗。”
其实,这些办法都不好使。“手持热水、念念有词”云云完全是想当然,人家都懒得盘问,直接就是一句:“少来这套!回去等着!”当即戳穿。至于躲进厕所,则查票伊始,第一个动作就是锁厕所门。所以,蹭车能否成功,全凭运气--车上有时不查票。
据说,“特快”车上不查票。因为列车员会在车门处看了你的票才让你上。于是就有了:趁列车员离开时纵身跳上法;让里面的人打开窗户,直接钻进去法;跟随老弱假装帮他们拿行李、送上车法等等,完全都用不上。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买一张短途车票,经检上车。
一次,我们一行两人,从北京去郑州探亲。访得特快列车第一站是保定,票价约三块,买到郑州就十好几块了。便持保定票无障碍地上了车。车行十二小时,以为可以一觉睡将过去。不料,一进河北地界就开始查票。人家一看我们那副灰心丧气的样子,就明白了。我们也从列车员揶揄的眼神,看到了自己的下场。怎么办?同伴只大我两三岁,还不到二十。却颇有决断--跟他们实话实说:我们是插队的北京知青,父母下放到郑州了,队里挣的工分合不了多少钱……如此这般,打出了悲情牌,打动了列车员。
插队回来,我上中专,他分到山西铁路上。再一见面,那仁兄兴奋地跟我说:知道吗,在我们那儿,铁路员工坐车买票是个耻辱!我有铁路工作证了,咱们还得去(蹭车)!那年头,微薄的薪水之外,人们完全没有办法从正规途径博取一钱一物,普遍具有这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游民意识”,或曰“自助意识”。诚然,上纲上线、故甚其词起来,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
时值我放暑假,他回家探亲,凑在一起机会难得。于是我们就出发了。同行增加了一位天津朋友,从天津出发、目的地是避暑胜地北戴河。去的一路,畅行无阻。有成功逃票助兴,不亦乐乎地游玩了秦皇岛、北戴河、山海关(此处略去4478字)。然而,回来车上又碰上了查票。由于没买票,上车各自找座,三人分散在两个车厢。我们俩个“路外人士”坐位接近、躲避无由,一举被擒。而且刚一被抓车就进站了,员工朋友还不知情,未及施展也许他从同事那里学到的某种功夫、解救我们,我们就被赶下车了。事后他说,贵为铁路员工的那位,一没穿制服、二没戴徽章。查票员竟然没找他要票就过去了。
下车一看,站名芦台。乘警把我们交给站上的铁路警察,人家只问了一句话:“有钱补票吗?”答曰:“没有。”就不搭理我们了,任我们回到站台。虽然被抓,我们只觉好玩,一点刺激也没有,此次出行不就太平淡了吗?出点这样闹不大的事,恰似锦上添花。这时,又有客车进站,我们相视一笑,随即登上列车。回头一看,刚才问话的警察就在下面,列车已经起步,我们朝他挥手:“再见”。他还是那付面孔,无动于衷、视而不见。
经此一役,我们以为不会再有事了。不曾想,车行不到天津又查票,我们再次落网。行前,那位铁路员工朋友嘱咐过,抓到之后问你到哪儿,你就往远处说。他们会就近把你轰下去,不会让你在要去的地方下车。例如:下站是天津,你正好要去天津但是得说去北京,不然,他会把你拉到北京再赶你下车。因为事情不大、不能把你怎么着,就给你增加点麻烦。而这次,我们要去的是天津,便说成去北京。果然,要进天津站时,乘警过来押我们下车。天津下车的人多,人多一挤,我们与乘警之间就夹了一个人。再一看,站台上那么多人,事情一下变得简单:一下车,我们就消失在人群里了。连警察喊没喊“给我站住!”都没听见。
毛主席教导我们:“错误和失败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蹭车也是一样。靠碰运气玩不了几个地方,须争取尽量“合理合法”。还是那位不想“蒙受耻辱”的铁路朋友,发现了大幅提高蹭车成功率的办法。铁路员工出差、看病、探亲等等需要坐火车的时候,单位会给他开一张写明起止点、说明事由的介绍信、代替车票,只是不保证座位。
这就是捷径了!对于他们而言,工作证是现成的,介绍信则凭人缘、拉关系,好歹也能弄来。我们那位铁路职工就这样,走遍了内地十八省。回到北京,见我羡慕的样子,不由动了恻隐之心,拍了拍大腿:“你想去哪儿?”我说:“桂林。”他爽声应道:“好吧。”我得寸进尺、察颜观色:“而且带着女朋友。”他也面无难色地应承了下来。
下次见面,一个工作证、一封介绍信拍在我的面前。我有所不解:“她呢,她怎么办?”我问。朋友指着那两样东西道:“你看,介绍信都是过期的,名字和工作证上不一样,要去的地方也不桂林。就别让女孩子跟咱们冒险了。”无奈,我们给她买了一张票。历险、刺激还没了出发就打了折扣。
上路以后,果然又被查票。列车员到他面前,接都不接他递过去的东西,就查别人了。到了我这儿,拿着那两样东西看了又看。我心里打鼓、强作镇静,下意识地伸出右手,列车员可能以为我不耐烦了,竟顺手还给了我。其实,我手心都出汗了。
昔日的民风:按照规定做事,似乎愧对组织、愧对自己。其心气有点像周作人所言:“我们于日用必须的东西以外,还得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
启麦,《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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