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琐记－－政治边缘处的众生相（下）

还我飞机 纪念章

文革期间，因政治需要而起却迅速形式化了的东西还有一样：毛主席像章，简称纪念章。因为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没有铸造像章的资格。过去也有毛主席像章，没太被人当回事。早期的纪念章，大小不过酱油瓶子盖大小，有个边，里面铸着毛泽东侧面的头像。“文革军兴”，需要更上层楼地特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各种辅助个人崇拜的工具都用上了，毛主席像章就成为道具之一。

人们首先发现纪念章个头变大了。正面头像、半身像、全身像都做进去了；像章一大，只毛泽东一人，会显得孤单。于是，旗子做进去了、松柏做进去了、天安门做进去了、长城、山川也做进去了。早期纪念章形如钱币，圆圈带边。受“毛泽东思想光焰无际”一语启发，边框取消了。形状则圆的、方的、横的、竖的、多边形的一应俱全。质地也多元起来，不限铝制，瓷、竹、漆、塑料都开发出来了。直径则做到碗口大小，让人穿绳挂在脖子上。如此等等，给像章赋予了美术价值，成为胸前的饰物。一时之间，每个人都会佩戴毛主席像章，有人甚至同时戴上好几个。先是为了每天有得换，继而唤起了收藏意识。一个七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像章的需求量可想而知。

平心而论，收藏毛主席像章的动机，比现在的“藏宝”单纯多了。收藏纪念章，完全不涉经济利益。除各种途径免费领取，就是相互交换了。北京饭店后身靠王府井南口一侧，北京最繁华的商品街口，出现了交换点：上百人聚集在那里以物易物、互通有无。那群人营造的气氛，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那时的北京，人们集中在一起，不是批判会，就是大辩论，一律吵吵嚷嚷，火药味十足。换像章的人们，则音量适中、和颜悦色，一派祥和。

当然，可以说毛主席像章之没有物化，是因为全国取缔了自由市场的缘故。其实，别说没人知道如何给像章作价，即便有人开了头，第二天就会因“大不敬”之罪，场所取缔、参与者抓！大家就都没的玩了。

上有政治需要，坊间大众追捧，纪念章的花样日新月异、产量扶摇直上。1969年深秋，我们下干校是戴着像章走的，一年后回京，惊见纪念章已经从街上消失了。直到文革结束，再也没人佩戴。唯有周恩来，一枚长方形像章：左侧是毛泽东侧面像，右侧是毛的手书“为人民服务”，始终在其左胸。真是“忠不忠、看行动”啊。

如此泛滥的、走俏的纪念章热是怎么戛然而止的呢？有一个说法：因铸造像章耗费了大量优质铝材，毛泽东说了一句：“还我飞机。”不知确否。

换零件的工科男

和“毛主席像章”一样，可以在和平友好的气氛中以物易物、比类交换的，还有半导体零件。当年，北京东城区灯市口从“基督教青年会”到“红星”电影院之间的街区，有一排店铺。其中之一，是一个半导体器材商店。这个商店的门口，从早到晚聚集着一些年龄约在小学高年级到高中生那么大的男孩子。一边交流制作矿石收音机的经验，一边交换零件。商店则服务而已，不当生意做的。任凭消费者的大部分需求在门外解决，店方乐得清闲。

那时的Wi-Fi是无线电信号，只能传播简单的信号，接受器也不复杂。电子管和半导体收音机已经算高级的了，而且所费不赀，贵为“结婚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之一呢。而我党我军向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光荣传统。矿石收音机又结构简单，正是性喜动手、钻研的“工科男”施展的可行性项目。几分钱、毛儿来钱他们没有；交换和组装的过程，却包含不可替代的乐趣。只见那些工科男，先手工用漆包线缠一个线圈，再拿各种途径得来的零件，到那个地方去交换，拼凑成套。

“工科男”这个词虽然是现在的，这类人却早已行走世间。从他们身边经过，一望可知：这些衣着朴素、慢语轻声的孩子，肯定不是新老红卫兵，一个穿军装戴袖章的也没有。红卫兵忙于“砸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根本不屑于鼓捣什么矿石收音机。应该也没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混迹其间。那批孩子需要小心翼翼地避开一切“不突出政治”的嫌疑。

换零件的工科男，多半是文革中的“逍遥派”－－出身不错、虽然对革命大业不够热衷，却也没有什么反对之举。在各方面“提醒”其革命责任的空档间，溜过来满足一下个人爱好。逼急了，则可以“为了收听毛主席最新指示、两报一刊社论”诘抗之。人家一时也说不出什么来。然而，就是这些人，多多少少在学习、在积累，文革之后考大学的成功率明显高于其他群类。他们同样也没想到，当年的游戏之作，竟成了今天“收藏”的一类，用换来的零件攒成的矿石收音机，远比当年商店里摆的半导体收音机值钱

原始Wi-Fi招蜂引蝶

“攒（cuan，北京土话：拼装）矿石收音机听社论”之说，即便当年也是尽人皆知的托辞。好在那简陋的设备听不到远处的东西，所以没有多大政治不轨的嫌疑，上纲上线到“革命意志消退、玩物丧志”也就到头了。但也确有高人，组装短波收音机，为的是“偷听敌台”，这可是文革时的一项大罪。如海外反动势力的对华广播：莫斯科广播电台、美国之音和台湾的“自由中国之声”等。

“敌台”像原始WiFi，大功率发射短波。传播远、面积广，不易屏蔽。其传送的“政治资讯”如洪水猛兽，令中共惴惴不安。于是，工厂生产的收音机具有短波功能的极少，有的城市甚至查抄短波收音机；据说，警察开着探测车在大街小巷巡行，车载设备能探知谁躲在家里偷听敌台。可见，政府施放的干扰电波连城市都屏蔽不严。到了广阔的乡间更加鞭长莫及，“敌台”时断时续，直至可以正常收听。

据说，早自1940年，苏联就开始对华广播了。BBC和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则稍晚。那时，插队知青、下放干部，用普通的短波收音机，就能清晰地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现在对中国听众广播”。其随伴的音乐尤其令人印象深刻：雄壮的合唱《祖国进行曲》化作“金钟”似地乐音，从容优雅地奏出，另成一番意境。而内容则与国内的宣传一样，不吸引人。

奇怪的是，台湾的“自由中国之声”，女播音员的音色和腔调，与大陆电影中丑化国民党的表演一样，酸软缓慢，不成调子，与大陆人的审美观格格不入，效果未见得好。可笑的是，台湾经常在广播上呼叫其潜伏在大陆的特务，有代号、有联络方式等。看似虚张声势，没人当真。

那是一个要求人人自律的时代。“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非礼的广播，政府屏蔽不掉没有责任，你老人家无意间听到，就会有革命群众来给你“洗耳朵”了。若是有意收听敌对广播，批判之外，抓去坐牢也说不定哦。其实，“敌台”那些年说不到点上的叨叨絮语，在中国社会所起的反响，远远不及林立果一篇《五七一工程纪要》里的寥寥几句。对华广播实际上成了一个招蜂引蝶的陷阱，让中共额外迫害了许多无辜的人民。下面的小故事摘自一篇文革回忆录《告别少年时代》。

那时候，人们之间的交往、每个人的行为都在周围“革命群众”的注意之下。校部一个男生通铺宿舍里，有人发现一个名叫夏禹文的人，经常夜间戴着耳机用半导体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广播。这在当年可是一项严重的政治罪行，叫做“偷听敌台”。那个连的领导为了“掌握证据，教育群众”，对公开揭露此事做了周密布置：他们安排与夏头对头、只隔一条狭窄过道、睡在他对面的一个人向夏发动突然袭击；再指定几个人准备好批判夏禹文的发言。一切就绪后的一个晚上，夏像往常一样脱衣就寝，在被窝里戴上耳机、打开半导体、在短波波段上找到“美国之音”，悄悄听了起来。他哪里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眼里了。躺在他对面的突袭者让夏某先听上一阵，渐渐入神、放松了警惕。然后忽地翻过身来，猛然将手伸进夏的被子、一把夺过那个收音机、一面唤醒大家、一拔掉耳塞、开大音量，全屋都听到了“美国人的声音”，这时几个膺命在身的人，各司其职地组织起群众，把个夏禹文斗得七荤八素。

文革也不是铁板一块，中后期逐渐放松。不知哪年、但是看似偷听敌台的人才会发现：美国之音制作了一个教学节目：“英语九百句”，何丽达主播；毫无政治色彩。于是，人们半公开地跟着学了起来。据说，恢复高考，一举进入英语系的人中，受益于这个“敌台”者，大有人在。

那时住房不用钱

前面说到“和平集会”、以物易物，交换的纪念章和半导体元件都是小东西。大的也有，而且是房子。那时，当你路过某房管所的时候，就会看到门前有一些人，和颜悦色地认真倾谈。与换毛主席像章不同，人数少得多；与交换零件不同，不仅都是中年人，竟有女子点缀其间了。聚集的方式也不是几十上百人摩肩接踵，而是三三两两交头接耳。探讨互惠互利、你情我愿的可能性。

如果说“爱情是艺术永恒的主题”；住房就是“生活中永恒的主题”。住房在北京人之“金贵”的程度，从来没有降低过。据说，有南方人到北京出差，惊讶地发现：北京个个是能人欸，你要是想当副总理他都能给你找到路子！且慢，虽然北京以出产吹牛大王声动神州，可是，一旦你顺势提出“帮我找套房吧”，保证没有任何“侃爷”胆敢接茬。

分间房子有多难，居住条件有多差，“伤痕文学”虽有骇人听闻的描述，其实不及实际惨状之万一。几乎每个家庭的搬家史，都是一篇可歌可泣的故事。在商品房市场出现之前，住房的来源几乎只有单位分配。就北京而言，大机关有可能盖房、分房，这是指中央部委、各军兵种总部，市属机关、大中型工厂等。区级以下机构则基本没有分配住房的可能。因为盖房子是个大工程，非够相当级别、能量者莫办。小单位偶尔也会风传“上边给了几间住房”，但是普通职工想都别想。因为房子是跟着职务走的。

所以，房管所门前的换房者，都是最底层的老百姓。他们大多住在区属房管处辖下的胡同大杂院里，机关的房子是不能与外界置换的。所谓换房，以小换大自不可能，换房多半为了上班近一点；或者墙角能搭个小屋、屋檐下能围个厨房；家有病人、牺牲面积以求朝向也是有的。至于学区，不是目标：反正学校不上文化课，毕业之后得下乡。

世事纷扰，机会闪现。文革期间，平民百姓倒是有过两次改善住房条件的机会。一是初期大抄家，上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至“地富反坏右”，他们的住房都会遭到剥夺，迁居进去的全是“革命群众”。可是僧多粥少。不久，“战备疏散”，市级以上机关单位全部开办“干校”，很多职工成为“光荣的五七战士”，高举红旗上山下乡去了。机关宿舍顿时空了一半。但是，敢于利用这个机会的人不多：向组织伸手、贪图享受、诋毁社会主义等等大帽子等着你呢。

待到下乡的人陆续回来，机关的房子恢复紧张。政治成份不够好的，常常两家挤住一个单元，邻里纠纷蜂起。一个著名的故事是：钱钟书夫妇携女儿与一对年轻夫妇同住一套楼房，共用厨房和卫生间。两家关系不睦。一日，钱媛被隔壁女人訾骂，那家男主人及杨绛立即卷入其中，钱钟书则“老夫聊发少年狂”，手持木棒从屋里冲将出来，劈头向人家打去，伤及邻居男子手臂，送医治疗云云。钱氏夫妇则收拾起卡片和笔记本，搬到学部，住在办公室里编写《管锥编》了。然而，钱杨夫妇是何许人，名归实至只在早晚之间。果然，钓鱼台国宾馆对面的部长楼一落成，他们就迁进去了。

广大分房无望的劳苦大众，还得在房管所门口碰运气。后来，人们生活好一点了，可以附加钱物，互换住房成交容易了些；再后来，机关的房子也可以参加互换，平添了许多方便；至少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住房还在私下交换，而且规模扩大。有人专门组织运作此事：几十户人家集拢在一起，交叉拼接，造福的面积就更大了。

瓦片终有硌牙时

住房既然是“生活中永恒的主题”，岂能“一条就过”？怎么也得再凑几句，以襄盛事啊。

房屋之为生活资料中的最大宗，解放后一度允许私人持有。北京土话有“吃瓦片”一语，即指拥有多余的房产，坐收租金的行为，一向为人艳羡。文革前社会上还颇有其人，文革风暴一来，瞬间扫荡无踪。房产全部收归国有，昔日的房东，都成了房管局的客户。“瓦片”也一再给主人带来难堪。

从文革后期起，“各项政策、逐步落实”。抄没的私人财产按户退还，房产也在其中。但是，房地产市场迟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才慢慢形成吧？发还财产则早在此前约二十年。大言不惭的是，办理交还手续时，房管部门要与房主结算这些年的修缮费。那时候人们，柴米油盐之外普遍没钱。OK，交纳不出修缮费的，可以把房子折价卖给国家。但“市价”和修缮费都是房管局订的，折算下来，大多数胡同里的破旧平房，所值抵不了维修所费，户主只能纷纷放弃。既使个别屋主有能力收回房子，一看以后维修的花费和麻烦，也就不寒而栗了。

那时，政策落实到头上，忙不迭地感谢中央、感谢党。至于退回的房子不能接收，只说：“劫后余生、自愧无能”；而劫者何人？是谁造成了连还给你的债务都不能收回的局面？多年被专政的无妄之灾，为何不能折抵维修费用等等，则因心有余悸，无人敢去追究。

文革结束观察家改革开放之初的那些年，没有人料想中国的经济能够如此持续高速发展，近至十年之前，也没有人知道北京的房价动辄以天价计。随便出手几间破旧、狭窄的市内住房，就能轻而易举地在美国买下规规整整的洋房花园。那些因怕维修不起、怕文革重来而放弃收回房产的人们，肠子都悔青了吧？

启功也要挤公交

前述北京的老百姓换房的原因有多种，为了靠近工作地点肯定名列前茅。因为上班的路途太辛苦了。那时，没有“错峰上下班”，都是早上八点到单位；一周要去六天呐。要命的是，上班不叫“上班”，称“抓革命、促生产”，谁也不能迟到。交通工具，则地铁只有一条，自行车并非人手一辆，挤公共汽车是许多人的唯一选择。顺便说一句：文革时期，公交系统及其行业叫做“公交战线”，车辆则称“公共汽车”。

无冬历夏，上下班时间，每个公交车站都鹄首站立着几十上百男女老少，引颈盼望汽车远来、进站。一旦汽车接近，等车的人就蠢蠢欲动，须得拿出全副精神和气力才能挤得上去哦。人们本来就站在马路边上，再往前涌，汽车就快停在马路中间了。车门在售票员“先下后上！先下后上！”的呼喊中打开，下面的人根本不管车上有人要下，立即往上攀登，上下乘客在车门处混战、咒骂、埋怨。站站、天天，如此这般。全无风度、体面可言。

其实，挤车是有技巧的。看似那时的公共汽车司机喜欢戏弄群众，进站不是近靠就是远停，从来也不停在牌子前面。上车的人群就要蜂拥而上抢夺车门。这时，你需靠后一点，看清那车将不到站就停、抑或过了站才停；然后在人潮侧后方、贴着车身，沿着他们奔跑的方向、跟在最后，车子照例会戛然煞车，就在那个瞬间、顺势把前面的人用力推到车门那边去，你则正好留在门前。这着，在汽车与人群相对运动时最易得手！

功夫虽然练就，混乱之中，有时不得机会施展。那也不能被人潮裹挟、手忙脚乱、狼狈不堪；你需干脆留在最后，这时，车子已经启动，车门仍然敞开，你就握紧两侧扶手、两脚卡住车门底部，任车门大开，自有怕出事故的售票员为你叫喊，让前面的人“往上踩一蹬！”、“往前贴半步！”给你让出半尺空档，也就够了。

然而，常有这样的时候，眼看那车：过来了、在减速、往里靠呢；车站群情激昂、跃跃欲试，不料，那车突然加速、向左转舵，呼啸而去。留下惊诧一片（或曰：怒骂一片）。却原来，每当到站，司机、售票员都会高叫：“XX站有人下吗？没人走了啊！”一面做着进站或甩站的两手准备云云。

中青年人尚有战斗力，老弱妇孺无不将乘公共汽车视为畏途。坐不上车、挤得半死，把公交公司骂上千百遍也无济于事，只有幽默化解。如启功先生自嘲的：鹧鸪天八首？乘公交车：

乘客纷纷一字排，巴头控脑费疑猜。东西南北车多少，不靠咱们这站台。坐不上，我活该，愿知究竟几时来。有人说得真精确，零点之前总会开。

远见车来一串连，从头至尾距离宽。车门无数齐开闭，百米飞奔去复还。原地站，靠标竿，手招口喊嗓音干。司机心似车门铁，手把轮盘眼望天。

这次车来更可愁，窗中人比站前稠。阶梯一露刚伸脚，门扇双关已碰头。长叹息，小勾留，他车未卜此车休。明朝誓练飞毛腿，纸马风轮任意游。

铁打车箱肉做身，上班散会最艰辛。有穷弹力无穷挤，一寸空间一寸金。头屡动，手频伸，可怜无补费精神。当时我是孙行者，变个驴皮影戏人。

挤进车门勇难当，前呼后拥甚堂皇。身成板鸭干而扁，可惜无人下箸尝。头尾嵌，四边镶，千冲万撞不曾伤。并非铁肋铜筋骨，匣晨磁瓶厚布囊。

车站分明在路旁，车中腹背变城墙。心雄志壮钻空隙，舌敞唇焦喊借光。下不去，莫慌张，再呆两站又何妨。这回好比笼中鸟，暂作番邦杨四郎。

入站之前挤到门，前回经验要重温。谁知背后彪形汉，直撞横冲往外奔。门有缝，脚无跟，四肢著地眼全昏。行人问我寻何物，近视先生看草根。

昨日墙边有站牌，今朝移向哪方栽。皱眉瞪眼搜寻遍，地北天南不易猜。开步走，别徘徊。至多下站两相挨。居然到了新车站，火箭航天又一回。

屌丝乘客售票员

公共汽车服务再差也得买票，票分一次一买与月票两种。可恨的是，那时的月票只限一人使用，所以要贴玉照。记得学生月票两元，职工三块五，只能乘坐城区电汽车。城区加某一路郊区车，就四块一张了。还有“通用月票”，顾名思义，所有的车都能坐，五块。最贵的是“通用+地铁”：十块！

那可是个“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年代。所以，有可能的地方都要省！首先是提高月票的使用率。方法依同谋人的“手艺”分几种：一曰“晃”。这是个“楞”招儿，手持别人的月票，下车时趁乱在售票员面前晃动一下，蒙混过关。二曰“换”。换照片。至于照片上盖的章，首选办法是找一张一角带着一道蓝色弧线的照片贴上去，不然就只能用蓝墨水描一下了。三曰“画”。真有“高人”，会画月票。用不着整张地画，只画表示月份的那部分就行了。

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那时候不这么说。表达这层意思的文革标准用语是）“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售票员，金晴火眼。经常远隔一两米、克服角度刁、光线暗等不利因素，一举识破投机取巧者的拙劣伎俩。这时，被擒者若是不能及时脱身，就会被带到公交总站遭受处罚，罪名大约是“伪造有价证券”。后来，“晃、换、画”的月票使用者总结出一条通用法则，下车之前任售票员怎么叫着要查票，假装没听见；或者等在后面、收敛下车行迹、悄悄跟在别人后面突然跳下；甚至待到车门关了才作恍然大悟状，要求下车；要点在于脚踩地面了、才迅速出示、瞬间收回。即便如此，确也见过司售人员弃全车人于不顾，奋而追捕“晃、换、画”者。

每次买票的话，则根据路途远近，票价五分、一毛、一毛五不等。当然，蹭车逃票的也时有所见。被抓者只能乖乖补票，后来，处罚加重，无论哪里上下，补票要罚全额云云。场面不免尴尬。却有那么一回，一屌丝青年，两手空空、下车就走，被女售票员叫住：

“那男的，票呢！”

“啊？”屌丝青年准备不足。

“跟你要票呢！没票补票！”女屌丝售票员声色俱厉语带不屑。周围人默默注视。

屌丝青年猛然发飙：“给你，不就五分钱吗，有什么了不起，叫什么叫！”

塞了一枚硬币给她，扬长而去。伶牙俐齿的女屌丝售票员从没见过如此理直气壮、大言不惭，一时语塞。片刻神回，伸出脖子朝那人背影大叫：“五分钱是你爹啊，捏着不撒手！”

蹭车被抓锦上添花

文革时期，“买票坐车”一事，很难让年轻的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因为免费乘车已经成了我们的习惯（这里主要指火车票）：先是“大串连”，别说车票，许多地方还包吃住呢。后来大一点的孩子上山下乡，免费火车送到祖国四面八方；小一点的随着父母去“干校”，不但火车是专列，路过毛主席“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停下来参观浏览（“受教育”）连吃带住，一分钱也没花过啊。

实际上，那个年代根本没有“旅游”这么一说。别说吃饭要粮票，粮票只限本省市流通；根本就没有长假期。即便你有“全国粮票”、“军用粮票”，有假期，也没有那笔闲钱。只有出差或到外地探亲的时候，可以顺道“旅游”一番。遇此机会，要是能把车票钱省下来，不是就能玩得舒服一点吗！

于是，出自“习惯”、因为“需要”，我们多半有过逃票蹭火车的经历。此举在那种时候还有发泄对社会不满、游戏人生的成分。同伴均以潇洒视之，可以公开交流经验。有过来人炫耀地指点：遇到查票，则脱掉外套、手持一杯热水，假装刚从前面车厢接水回来，大大方方地迎着查票员过去，嘴里莫忘善意地提醒着“劳驾劳驾、小心烫着”。查票员会以为你的座位在他身后。还有人理所当然地说：“一看查票，你就进厕所，多呆会儿再出来呗。”

其实，这些办法都不好使。“手持热水、念念有词”云云完全是想当然，人家都懒得盘问，直接就是一句：“少来这套！回去等着！”当即戳穿。至于躲进厕所，则查票伊始，第一个动作就是锁厕所门。所以，蹭车能否成功，全凭运气－－车上有时不查票。

据说，“特快”车上不查票。因为列车员会在车门处看了你的票才让你上。于是就有了：趁列车员离开时纵身跳上法；让里面的人打开窗户，直接钻进去法；跟随老弱假装帮他们拿行李、送上车法等等，完全都用不上。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买一张短途车票，经检上车。

一次，我们一行两人，从北京去郑州探亲。访得特快列车第一站是保定，票价约三块，买到郑州就十好几块了。便持保定票无障碍地上了车。车行十二小时，以为可以一觉睡将过去。不料，一进河北地界就开始查票。人家一看我们那副灰心丧气的样子，就明白了。我们也从列车员揶揄的眼神，看到了自己的下场。怎么办？同伴只大我两三岁，还不到二十。却颇有决断－－跟他们实话实说：我们是插队的北京知青，父母下放到郑州了，队里挣的工分合不了多少钱……如此这般，打出了悲情牌，打动了列车员。

插队回来，我上中专，他分到山西铁路上。再一见面，那仁兄兴奋地跟我说：知道吗，在我们那儿，铁路员工坐车买票是个耻辱！我有铁路工作证了，咱们还得去（蹭车）！那年头，微薄的薪水之外，人们完全没有办法从正规途径博取一钱一物，普遍具有这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游民意识”，或曰“自助意识”。诚然，上纲上线、故甚其词起来，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

时值我放暑假，他回家探亲，凑在一起机会难得。于是我们就出发了。同行增加了一位天津朋友，从天津出发、目的地是避暑胜地北戴河。去的一路，畅行无阻。有成功逃票助兴，不亦乐乎地游玩了秦皇岛、北戴河、山海关（此处略去4478字）。然而，回来车上又碰上了查票。由于没买票，上车各自找座，三人分散在两个车厢。我们俩个“路外人士”坐位接近、躲避无由，一举被擒。而且刚一被抓车就进站了，员工朋友还不知情，未及施展也许他从同事那里学到的某种功夫、解救我们，我们就被赶下车了。事后他说，贵为铁路员工的那位，一没穿制服、二没戴徽章。查票员竟然没找他要票就过去了。

下车一看，站名芦台。乘警把我们交给站上的铁路警察，人家只问了一句话：“有钱补票吗？”答曰：“没有。”就不搭理我们了，任我们回到站台。虽然被抓，我们只觉好玩，一点刺激也没有，此次出行不就太平淡了吗？出点这样闹不大的事，恰似锦上添花。这时，又有客车进站，我们相视一笑，随即登上列车。回头一看，刚才问话的警察就在下面，列车已经起步，我们朝他挥手：“再见”。他还是那付面孔，无动于衷、视而不见。

经此一役，我们以为不会再有事了。不曾想，车行不到天津又查票，我们再次落网。行前，那位铁路员工朋友嘱咐过，抓到之后问你到哪儿，你就往远处说。他们会就近把你轰下去，不会让你在要去的地方下车。例如：下站是天津，你正好要去天津但是得说去北京，不然，他会把你拉到北京再赶你下车。因为事情不大、不能把你怎么着，就给你增加点麻烦。而这次，我们要去的是天津，便说成去北京。果然，要进天津站时，乘警过来押我们下车。天津下车的人多，人多一挤，我们与乘警之间就夹了一个人。再一看，站台上那么多人，事情一下变得简单：一下车，我们就消失在人群里了。连警察喊没喊“给我站住！”都没听见。

毛主席教导我们：“错误和失败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蹭车也是一样。靠碰运气玩不了几个地方，须争取尽量“合理合法”。还是那位不想“蒙受耻辱”的铁路朋友，发现了大幅提高蹭车成功率的办法。铁路员工出差、看病、探亲等等需要坐火车的时候，单位会给他开一张写明起止点、说明事由的介绍信、代替车票，只是不保证座位。

这就是捷径了！对于他们而言，工作证是现成的，介绍信则凭人缘、拉关系，好歹也能弄来。我们那位铁路职工就这样，走遍了内地十八省。回到北京，见我羡慕的样子，不由动了恻隐之心，拍了拍大腿：“你想去哪儿？”我说：“桂林。”他爽声应道：“好吧。”我得寸进尺、察颜观色：“而且带着女朋友。”他也面无难色地应承了下来。

下次见面，一个工作证、一封介绍信拍在我的面前。我有所不解：“她呢，她怎么办？”我问。朋友指着那两样东西道：“你看，介绍信都是过期的，名字和工作证上不一样，要去的地方也不桂林。就别让女孩子跟咱们冒险了。”无奈，我们给她买了一张票。历险、刺激还没了出发就打了折扣。

上路以后，果然又被查票。列车员到他面前，接都不接他递过去的东西，就查别人了。到了我这儿，拿着那两样东西看了又看。我心里打鼓、强作镇静，下意识地伸出右手，列车员可能以为我不耐烦了，竟顺手还给了我。其实，我手心都出汗了。

昔日的民风：按照规定做事，似乎愧对组织、愧对自己。其心气有点像周作人所言：“我们于日用必须的东西以外，还得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

启麦，《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