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14日 星期六

朱镕基主政上海:那个改革的十字路口

  共识网编按:2013年9月2日出版的《三联生活周刊》(第35期)推出了《重温艰难改革时刻:朱镕基在上海》专号,发表了该刊主笔专访著名改革研究学者常修泽教授的文章《那个改革的十字路口》。文中,常教授从大历史观的高度,深刻分析了当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对今天制定中长期全面改革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现转载于此,以飨读者。


  三联生活周刊:1987年12月到1991年4月,朱镕基主政上海的这段日子,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也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上,我们该如何评价那段时期的重要性?


  常修泽:这段时期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尤其是经济改革,可以说是一段高潮期,很多重要领域的改革都处在酝酿中。我更愿意把这段时期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1987年的“十三大”到1989年那场风波;第二部分是那场风波之后,可以一直延伸到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尤其第一段时期,为后来邓小平“南巡”后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高潮,做了很多理论和实践的准备。


  在经济改革领域,我们可以从微观、中观和宏观这三个层面去分析。


  首先看微观领域,也就是企业改革,主要指国有企业。经过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的经营机制改革,在放权让利和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开始向产权改革的阶段跃升。1987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关于建立企业产权市场与经营权市场的构想》,发表在次年4月份的《经济参考报》上,明确提出企业也可以建立产权买卖,这就从一般的经营制度变革上升到产权制度变革,是个质的飞跃。1988年10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上,我又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产权市场论》,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是第一个对这篇文章做出反应的城市,当年12月的《学术月刊》全文刊载。后来,上海也是全国第一个成立产权交易所的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从经营机制改革到产权改革,对国有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何在?


  常修泽:在此之前,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主要停留在经营层面,无论放权让利还是承包经营,都是计划经济框架下的措施,在政府权力主导之下进行,叫作“松绑”,意味着企业仍然是政府的附属品。但是,按照现代经济学理论,企业是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的产权经营体。是在计划体制内修修补补,还是真正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明确企业是一个有自主产权关系的主体,也可以进行产权的买卖,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改革思路。可以说,后来朱镕基主导的国有企业改革工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首要解决的就是产权问题。这些思想在当时还处在酝酿、交锋中,但放到后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历史中看,是一次历史性的跨越。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与企业改革并行的主战场是价格改革,这两者是什么关系?


  常修泽:这就是我想讲的中观层面,即以价格改革为代表的市场改革。当时价格体制僵化,不能反映商品的价值和市场供求关系。1984年召开的“莫干山会议”,突破点就是讲价格改革。当时的主张大概有三大派,一派主张慢慢调整,一派主张尽快放开,还有一派主张二元,也就是让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同时并存,搞价格双轨制。将这一理论构想推向实践,在1987年左右迎来了阵痛期,通货膨胀严重,所以,邓小平提出1988年“价格改革要闯关”。


  当时,因为整个国民经济处于短缺状态,商品供给不足,形成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也为政府的权力寻租创造了便利条件。一些人,包括一部分高干子弟参与倒卖,左手低价拿到批条,右手就可以高价卖出,由此也引起了一些社会问题。


  价格“双轨制”,对企业改革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陷入两难境地,一部分放开管制的原材料要涨价,还有一部分没有放开的产品价格则不能涨价,由此导致企业生产困难,利润率下降,整个经济陷入萧条。这也是朱镕基主政上海时遇到的问题,他不得不在涨价与稳价之间左右为难,涨价就可能造成社会动荡,稳价又让企业无利可图。也是在这种形式逼迫下,朱镕基选择了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希望通过引进外资,打开国际市场,来杀出一条血路。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有关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争论,是否限制了朱镕基在上海的施政空间?当时,他在上海进行了哪些探索?


  常修泽:我觉得这两者没什么必然联系。争论主要存在于理论界和中央高层,当时朱镕基主政一方,所做的都是探索性的具体工作,反而会远离争论,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


  除了我前面讲的微观和中观层面,宏观层面的体制改革当时也处于激烈关键时期。上海在这方面可以说是走在前列。宏观经济管理主要包括财税、金融和计划三大方面。首先,在财税上,当时上海实行财政包干,可以说是对传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突破,也为后来建立分税制财政体系建立了铺垫,属于一个重要的探索和过渡阶段。其次,在金融上,1990年8月我曾经去上海考察,当时就有非正规的资本市场,还只是柜台交易。后来,在朱镕基的积极争取下,上海建立了证券交易所,中国的股票市场由此起步。再者,在计划调控上,朱镕基是计划经济调控部门出来的,对此非常熟悉,他一方面对下积极主张分权,另一方面对上争取自主性,如桑塔纳轿车的国产化问题,还专门打报告给国务院请求扩产,在浦东开发问题上积极向中央争取特殊政策。这些都是朱镕基主政上海时所做的有益探索。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经济改革,那段时间也是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改革比较活跃的时期,这个大环境对朱镕基主政上海有什么影响?


  常修泽:以1987年10月份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为标志,启动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大幕,核心就是党政关系问题,尤其是在党的领导体制上、在党政分开问题上,当时的改革气氛很浓。甚至可以说,迄今为止,“十三大”报告中有关政治改革的内容,仍然不过时,仍然是标杆。


  当时我还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些当年一起参加“莫干山会议”的朋友被抽调去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交流起来大家都很兴奋。我还记得当时的中宣部部长朱厚泽讲过一个“三宽论”,即对待思想宣传阵线要宽厚、宽松、宽容。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宽松的政治气氛和浓厚的改革氛围,也为朱镕基在上海施展才干提供了一个好的大环境。


  三联生活周刊:1989年那场风波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遇到了什么问题?当时朱镕基在上海的应对之策有哪些?


  常修泽:“八九风波”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陷入了一个徘徊期,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倒退。比如,1987年“十三大”就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到1989年改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等于说修正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市场体制方向。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和平演变的提法又多了起来,一直到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才又重新回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上来。

  上海是中国的经济重镇,稳定大局肯定是第一位的。另外,在当时那种国际社会封锁、国内社会彷徨的特殊时期,朱镕基积极推动浦东开发,实际上是选择一个小块区域作为突破口,与当年邓小平在深圳搞特区的做法有点类似,都是从小处入手,借此破局,用开放来倒逼改革。

  常修泽,共识网,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13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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