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反思九：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兴起

　　[影响力中国网编者按]：中国的社会转型绕不开文革话题，退回到文革时代的危险也曾降临。在不同的人群中，有着不同的文革面相。如何理性地看待文革，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本网将陆续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先生反思文革的系列文章，与影响力中国网的读者们共同探讨，欢迎评论。

　　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发生的，在此之前，有个别人表达过民主的信念与追求，有零零星星的捍卫公民权利的抗议活动，但具有一定规模的，明确地以社会民主化为诉求的运动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是文化大革命，为产生和形成民主运动创造了条件。

　　不少人力图在文革后的民主运动和文革中的“大民主”之间建立联系。有人认为，文革本身就是一场民主运动，或者至少是日后民主运动的预演；有人提出，中国人在文革中真正享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还有人提出，毛泽东反官僚特权的思想为中国人争取民主和自由提供了思想武器。从这些说法可以推论，文革后的民主运动不过是在继续实践毛泽东的文革理想，不过是要恢复人们在文革中一度享有的政治自由，我不同意上述这些说法。

　　人们可能很难想到，早在文革刚结束的30多年前，一些年轻的思想者，文革的参与者就曾讨论和争论毛泽东、文革与中国民主之间的关系。晋君于1979年在“谈毛泽东后期可贵思想”中说：“毛泽东同志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他对他亲自建立的国家采取了批判态度，冲击了一个他当主席而应当维护的社会秩序，对他担任主席的党采取了批判态度，冲击了一个他之所以称为主席的党……”

　　王希哲坚决反对这种观点：毛泽东鼓动群众攻击现存的党政体制，说明他站在群众一边，为他们争自由、争民主，说明毛发动文革的目的是要摧毁官僚特权。他在“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一文中说：“毛泽东的反动之处恰恰在于，他不满意这个按照斯大林主义模式建立起来的党和国家已经达到的专制程度和集权程度，他要求更加专制和更加集权，而党内的民主改革派阻碍了他的这一企图，这一阻碍严重到了这个地步，甚至危及到了他继续骑在这个党的脖子上号称主席的前途，于是，他才下决心冲击这个党，粉碎这个党，建立一个毛泽东法西斯党”。毛泽东不能以党内合法斗争手段清除反对派，“除了欺骗人民，利用人民，别无他法。而要欺骗人民，就要把自己真实的意图隐蔽起来，粉饰起来。于是，毛泽东告诉人民，那些反对派们都是一些很坏的家伙，是一些官僚，他们一上台，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那些反对派打倒而让毛泽东永远在台上。理论上这就叫做使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除了毛泽东之外再没有别人了!”

　　如果说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没有追求民主与法治的目的，而是恰恰相反，那么，怎么解释文革之后的民主运动呢？可以这样说，它是文革发动者为了施展争取群众的策略手段不得不吞下的苦果，当毛泽东自以为得计地把群众动员起来打倒自己的政敌时，他低估了群众的智慧，他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最喜欢用这句话来奚落政治对手，这次是用到了自己身上。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鼓动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揭发和批判大大小小的党政官员，虽然本意是要揭发这些人“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但给人印象最深的，人们热心地口耳相传的内容，主要是官员们利用职位搞特权、谋私利的行为，还有就是所谓“生活作风”问题即男女关系方面的问题。这种揭露始而使人震惊、令人气愤，继而使人联想到党组织、政府的问题，个人的贪腐暴露的是制度的阴暗面。文化大革命使党大大地失去了威信，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巨大伤害，它解除了人们思想上的禁锢，开启了政治上觉醒的第一步。

　　毛泽东和文革派为了争取群众，证明他们代表的是“支持和保护群众的革命路线”，而其对手刘少奇代表的是“压制和反对群众的反动路线”，把现存制度中最压迫人的，最招人憎恨的部分挑出来加以攻击，把账算到刘少奇头上。比如，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说，档案制度是很不合理的，档案像阴影一样追随人的一生，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人的头上，让人生活得胆战心惊。人们永远不知道决定自己命运的档案袋中到底装了些什么，也许是告密信，不管是否属实，你无法声辩和澄清；也许是上级给你作的鉴定，不管是否公正合理，在决定前途、升迁的时候，是别人对你的判决，而不是你本人的所作所为决定了你的命运。又如，江青、陈伯达和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北京接见“全国红色造反者总部成员”，对他们起来对不合理的劳动制度造反表示支持，对社会底层的劳动者表示同情。这些人是临时工、合同工，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干活，工资低，劳动保护条件差，没有正常的福利待遇。这些“革命路线”的代表当着最弱势的工人斥责在场的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官员，骂他们做官当老爷，毫不关心劳动者的疾苦，承诺要彻底改变压榨人的劳动用工制度。掌权者没有把自己的承诺当真，但受压制的群众是认真的，他们不管掌权者事后怎么做，自己是下了决心要改变那些不合理的制度。

　　文化大革命中盛行“防修反修”（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和“兴无灭资”（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的方针做得非常过火，但物极必反，文革使得极左的革命意识形态对一些人是大大地动摇了，对一些人则是破产了。文革后人们热心欣赏和追逐的恰恰是与文革相反的东西。与文革中的禁欲主义相反，人们醉心于欧洲18世纪充满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与文革中的阶级斗争学说相反，人们沉迷于轻松的、有人情味的邓丽君的流行歌曲，而在政治上，则是肯定自由、民主的价值。

　　毛泽东出于打倒政敌的需要，大打民主牌，“大民主”成了他争取群众的手段，但事情还另有一面，人们一方面在行动上实践毛给民主规定的内容（打倒“走资派”），同时又在理念上肯定了民主的普遍价值。当毛从魔瓶中释放出“民主”这个妖怪，以为它会永远当自己的奴隶时，他实际上控制不住它，不能将它再收回瓶中。长期以来，在共产党体制和传统专制文化双重箝制下，民主的要求除了存在于少数先进知识分子心中，很难得到公开的表达和肯定，而文革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使“民主”成为具有正面价值的概念被广泛言说。毛泽东的本意是先“放”后“收”，“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但结果是只有天下大乱，没有天下大治，或者说，当他搞成了天下大乱还没有天下大治时，他就撒手人寰。整个国家长久以来是一部结构严密、运转有效的专政机器，文革结束时这部机器已经故障累累，转动不灵。

　　文革使人们经历了一次斗争的洗礼，人们不再胆小怕事，对政治避之唯恐不及，文革这场复杂、曲折的政治运动使人感到被批判、斗争，被孤立、恐吓，甚至被抓捕，也不是多么不得了的事情。文革后涌现出众多的“民运人士”，表现出不怕镇压、打击的勇气，坚持到底的决心，其中多半是在文革中经过风雨、见过世面。

　　文革还有一个重要后果，中共党内少数思想比较开明，有一定民主意识的领导人鉴于文革的惨痛教训，在一定程度上主张中国要走民主化道路，以避免文革再度发生。党内一些资深的知识分子如黎澍、于光远等，更是大张旗鼓地呼吁民主。原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主张思想战线上要反对封建主义（实际上是专制主义）。他说：“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里反映相当严重，‘文化大革命’把这个问题暴露得很厉害，因为林彪、‘四人帮’是用封建主义去反对所谓资本主义、所谓走资派、所谓党内资产阶级，采取的方法是封建法西斯专政。现在虽然‘文革’已经过去，但封建遗毒还很深，需要彻底清算，否则，很难保证‘文革’不再发生。”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在讲话中说：“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列宁说过：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我们要破除封建主义所造成的种种迷信，从禁锢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

　　在文革结束，中国民主运动刚刚萌芽的时候，中共党内民主力量对民间民主呼声的回应，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支持。事实上，体制内的民主倾向，直到今天也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本系列已刊完）

　　徐友渔，影响力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