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14日 星期六

于光远:我所接触到的政治局委员纪登奎


  “文革”后期,尤其是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后,我接触过一些新上台的“大人物”,纪登奎就是其中我接触较早较多的一位。他当时的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大约是1974年,有一天(具体日子记不起来了)中宣部留守处通知我去中南海,说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要见我。去了以后我才知道,所说的中央 领导同志是纪登奎。谈话很简单,纪简单问了问我当时的生活情况,然后说:“我们打算请你出山,你有什么意见?’他用的“出山”这两个字,我觉得很别致。虽 然事先没有精神准备,但是自“文革”以来就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的我,渴望重新工作,因而脱口回答:“我当然想工作。”纪登奎告诉我,过些日子就会有人来找 我。果然不几天,国家计委副主任林乎加来找我,要我到国家计委帮助做些调查研究工作。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同林乎加一起去大连参加东北三省计划会议,会后又 一起到辽宁的几个地方考察。回北京之后,让我到国家计委参加研究劳动工资的工作。这件事情国家计委是林乎加管,林上面是姚连蔚领导,姚实际上什么也没管, 在他上面的纪登奎倒是管了一些事。
 
  那段时间纪登奎还让我做了一件事。不知道纪登奎怎么知道我保存有毛泽东1959年到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记录。毛 泽东读那本书(严格说来是别人读,他听)谈话时,我不在场,我只是听在场的人作传达时作了详细笔记。“文革”中抄家时,我记的三厚本笔记本都被拿走了,所 幸的是这时已经归还了我。纪登奎把我找去,要我整理这个记录。我告诉他,毛读书时邓力群在场,听说邓力群也已经回到北京,是否让邓也参加。纪登奎想了一下 说,可以。他问我,是否可以让吴冷西也参加。毛泽东读书时吴不在,但他文笔不错,我认为让他参加也好。于是这个工作就由我们三个人来做。我们三人在京西宾 馆住了一些日子,把这个记录整理出来了。纪登奎让国务院印了三十几份,一份也不许我们留。印出来的稿子我没有看到,但是过程稿我们都留下来了。
 
  1975年,我到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也在一些场合同纪登奎有过接触。记得邓小平听取胡耀邦、李昌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说明那 次会,作为副总理的纪登奎也参加了,我是作为政研室的代表参加的。纪登奎在中间也讲了一些比较好的意见。这两年纪登奎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精明能干,“比较 厉害”,同时他对理论有些兴趣,对毛泽东的东西也比较熟悉。
 
  同纪登奎的接触,我印象深的还有一件事。粉碎“四人帮”以后,1976年12月,中央准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中共中央主席华国 锋要在会上讲话。讲话稿起草者把征求意见稿寄给我,让我提意见。稿子虽然批判了“四人帮”,强调抓生产,但是却把“唯生产力论”当作错误观点。我给起草文 件的同志打电话,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还写了两页信。
 
  没过几天,通知我去中南海怀仁堂。我不知道什么事,也不知道什么人找我。我到了怀仁堂后厅一个很大的会议室,看见三位副总理李先念、纪登 奎、陈永贵,加上一个工作人员,里面显得空荡荡的。他们似乎已经说过什么事了,正等着我。纪登奎坐在会议桌的主位,他先说,关于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文件草 稿,我们收到了许多意见。他用手比画了一下说,有这么厚一沓,原则性的意见只有你提出的这条,因此请你来详细讲讲你的看法。我说“唯生产力论”并没有什么 错,接着讲了一番道理。
 
  听了我的意见,纪登奎没有表示否定,他只是说批判“唯生产力论”是党的九大报告明确写了的,而这个报告是毛主席审查过并表示了同意的,学大 寨会议只是中央召开的讨论一个方面工作的会议,我们无权不按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来写。我听了以后心想,党的代表大会文件写的东西要是不对,为什么不 能改变?我说,我还是保留自己的观点,而且我‘承认自己就是一个“唯生产力论”者,以后还要在理论学术研讨会上和文章中坚持这个观点。三位副总理同我谈话 之后,我再没有关心此事,华国锋的讲话稿改了没有或者怎么改的我都不知道。不过后来研究党史的同志告诉我,华国锋在那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还真没有 再把“唯生产力论”作为与正确观点相对立的错误观点。是不是纪登奎最后考虑了我的意见,对讲话稿作了修改,我不得而知。倒是我自己在那次谈话之后不 久,1977年名月,就在哈尔滨一次报告会上讲话,公开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这个讲话随后也发表出来。
 
  1978年11月至1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和纪登奎都参加了,而且两人都在西北组。他在工作会议第二次大会上作了关 于两个农业文件的说明,两个农业文件,一是《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二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一式行草案)》。纪登奎的说明分五个部分: 一、关于农业现状,二、关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三、关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四、加快农业发展的主要措施,五、关于领导问题。他着重讲了农业发展速度缓 慢,人口增加的压力很大,粮食不足需要进口的问题。他说,由于粮食不足,城市新增加的劳动力不能普遍就业,有许多该办的事情办不了,而农民每年要拿出近千 亿斤粮食,实际上超过了他们的负担能力,在粮食征购上我们党和农民之间关系是比较紧张的。纪登奎承认,农民口粮人均在三百斤以下,吃不饱肚子。1977 年,平均一个大队的公积金不到一万元,买不上一部中型拖拉机;全国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人均分配在40元以下,按可比价格计算农民平均每年只增加收人五角 钱,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平心而论,纪登奎对农业现状的说明不隐晦、不掩盖,还是比较坦率的,他在说明中提出解决农业的问题只有提高农业生产率,加快 发展速度,出发点没有错。尤其是他还指出了学大寨中“割资本主义尾巴”、学歪了、学偏了的问题,强调要吸取政策多变、一刀切、瞎指挥、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 的教训,切不可再犯这种错误,应该说点到了某些问题所在。但是,当时在农业问题上,总的说来还是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严重束缚,政策上的框框还相当多, 当时一些农村已经开始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尝试,但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两个不许”,即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禁锢得较死。这种情 况虽然不是纪登奎一个人造成的,但作为当时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纪登奎确实还是力图维持过去的老路子。与会者对两个农业文件和纪登奎的说明都不满意,意见 很大,以至于后来不得不重新起草文件。当然,后来起草的文件仍然没有彻底突破“左”的案臼,甚至把本来只在一个文件上规定的“两个不许”同时写入了两个文 件。这也说明突破长期以来的“左”的思想框框的艰难。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纪登奎的处境比较被动。当会议在清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时,一些与会者提出了纪登奎在“文革”后期的一些 问题。中南组就提出了1975年铁路整顿开始后,他却支持河南造反派的问题,与会者批评得很尖锐。西北组也有人点名批评他。对与会者的批评,纪登奎没有作 申辩,相反还作了检讨,不像在真理标准问题上一些人受到批评却极力辩驳。有一次西北组开会前,大家都对新华社发表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 报道兴高彩烈,纪登奎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后来大概是实在忍不住说了一句:“像这样的大事,总应该在政治局谈一下才对。”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说这话的意 思是他事先一无所闻。在场的人都说:“这么做有什么不好吗?!”“新华社发出这条新闻实在太好了!”纪登奎也就不再说什么。
 
  80年代初以后,纪登奎不再担任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工作,只管旅游方面的工作。有一次我去秦皇岛,参观燕塞湖风景区,看到“燕塞湖”三个字还是纪登奎题写的。
 
  于光远,《党史天地》2003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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