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革命队伍里的包办婚姻

　　我们在这里叙说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张今慧是投奔延安的女青年，在她82岁写作的回忆录《夕照回眸》中，叙说了自己在革命军队中被党员包办婚姻的过程。


　　她本是父权制封建家庭中受尽男尊女卑思想压制的一位女性，从小她体验够了男尊女卑的待遇。她有一个弟弟，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在封建家庭中，祖父、父亲不把女孩当人看。从她出生开始她就被认为是讨厌鬼、赔钱货、白吃粮的多余人。她小时候病的很严重，祖父和父亲不给她看病，等着她死，她说好狠心啊。而弟弟一有点小病，祖父、父亲就如临大敌，不仅寻医问药，还到处求神拜佛。她想念书，祖父、父亲冷酷地拒绝，说女孩子念什么书，本来就是赔钱货。他们把她当不花钱的劳动力，只等哪一天把她嫁出去了事。她悲叹：女人的命真苦啊，就像一根草。但她是一个有志向的女孩，在生活与劳动中，什么都拿第一。同时她也是一个敢于反抗的女孩，当部队来村里招文艺兵时，她说我要离开哪个不公正的封建的爷和爹，我要离开痛恨的、充满男尊女卑思想的封建家庭，我要做一个共荣的解放军战士，去平等的革命军队中去，再也不回哪个封建的家。17岁的她投奔革命，她以为在共产党的革命队伍中，不仅能实现男女平等，还能实现自己远大的理想与抱负，得到真正的自由与快乐，但事实并非如此。她参加革命后仅一年时间（18岁），她的抱负还未施展，她的理想还遥遥无期，就“被结婚”了。婚后一年有了孩子，从18岁到28岁，她生了6个孩子。在被包办的婚姻中，她没有得到丝毫的爱与温情，得到的是大男子主义的粗暴对待，得到的是冷酷与蔑视。她长期郁闷，她觉得自己的意志好像被强奸了，但无处申冤。别人认为她应该感到荣幸，因为她被比她地位更高的军官看上了，她应该感激才对，但她却愤愤不平了一辈子，直到82岁写作回忆录才一吐为快，但别人却觉得她忘恩负义、不仁不义。


　　来到延安后，张今慧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情：像一只快乐的、自由的、展翅的燕子，飞翔在广阔的天空中，她有太多的梦想去憧憬，她像一棵刚刚接触阳光的小树，想着茁壮成长的未来，想着风发进取的乐趣。她时刻想着一个女孩要争气，要有志气，要做出点事情来，要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学点本领，为社会做点贡献。生活刚刚开始，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但原来这只自由快乐的燕子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在党的控制之中。她的意愿是学点本领，做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但比她更强大的力量要她结婚。她才18岁，她是为了逃脱女人只有结婚的命运才来到革命军队，但革命军队也还是让她结婚。她所在的冀晋军区文工团里，大她10岁的28岁的邢团长看上了她，派戏剧组长来说媒。她说她不想谈对象，因为她的理想和愿望还未来得及实现。她参加革命，是为了解放，为了自由，为了做一点成就，不是为了结婚，结婚是未来的事，等再长大一些再说。但在革命军队里的这些共产党员眼中，她并没有什么未来，与首长结婚就是她最好的未来。但这个革命女青年坚持她有她的追求，这个追求绝不是结婚，因为她才18岁。于是在戏剧组长说媒失败之后，副团长的夫人又来说服（由说媒到说服）。张今慧又拒绝了，因为她确实不愿意结婚，确实想做一点事情。她想面对广阔的世界，而不是狭小的家庭。团长干脆亲自出马为自己的婚姻说服张今慧，三次找她谈论婚事，但没有结婚意愿的张今慧铁了心不同意。张今慧是一个有个性、有血性、有深情的女子，嫁人一定要嫁自己喜欢的人，她感觉不对的事情绝不能同意。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没有经她同意并她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而团长知情），副团长和指导员竟然开始操办团长与张今慧的婚礼，这是绑架！如同山寨王绑架一个弱女子。但这种事就发生在革命队伍里，就发生在张今慧身上，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们干的。《夕照回眸》中说，战争年代，革命军队里的领导干部，当他们够结婚条件时，“年龄偏大，只要他们选中某个人，女方如果不同意，组织上就千方百计撮合成婚，使一些女性失去自由选择的权利。像我这样始终拒不同意，单位领导利用职权寻找时机突然举行婚礼的事，却实属罕见”（第56页）。那天，1947年初春的那天，当张今慧知道大家操办的婚礼原来是自己与团长的婚礼时，她立刻去质问团长？她说：“八字还没有一撇呢，怎么能说结婚”。团长说：“怎么说八字没有一撇呢，你没有拒绝就是同意呗”。她说：“我已经对你和找我谈这件事的人都说过，现在不想找对象，你还叫我怎么拒绝？”她问：“是你向上级写了结婚报告吗？”团长说：“报告不是我写的，是团部写的，具体是谁写的我也不清楚”。她说：“写以前和你说了没有？”他说：“说了一声”。她说：“你为什么不经我同意，也不让我知道就让人写报告？”副团长进来说：“报告是我和指导员写的”。她说：“你们为什么不经我同意就写报告？批下来为什么又对我保密？来这里这么长时间，为什么还不告诉我？”“就是父母包办也得让本人知道啊！你们这叫什么做法？”团长说：“我也没想在这里结婚，这纯属同志们和组织上的关怀”，她说：“关怀、关怀，当然是关怀你了！”这不是抢劫吗？而且这些共产党员和军人还是一群小知识分子呢？！


　　一个令人吃惊的婚姻就这样缔结了，就发生在共产党的队伍中。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共产党一直宣称主张男女平等，一直倡导废除封建包办婚姻，但真相确是男女不平等的封建包办婚姻就发生在革命军队的共产党员身上，这些不被人知的内幕是多少年之后才被披露的。当时共产党的宣传说，在解放区，在革命队伍内，已经实现婚姻自主、恋爱自由，妇女早已从落后的封建包办婚姻中解放出来。正是这种宣传，让许多向往自由的女学生投奔延安等革命根据地，许多寻求解放的女性因此参加了中共领导的革命。张今慧也是受这样宣传影响才来到革命队伍的，但没想到的是，她来到部队的第二年，18岁就“被结婚”了。张今慧百思不得其解，她的命运为何在革命军队中被这样安排了，她千万次的问？她想：就是父母包办的婚姻也得事先让本人知道，一般情况下，那个“父权制”的封建家庭似乎还有些人情味，而组织比父亲还专断，竟然本人事先完全不知情，等到结婚的那天，司务长和炊事员大声嚷着：“办喜事了，邢团长和张今慧要结婚了”，她才知道。但不管她是多么的震惊和气愤，她最终还是屈服于军队“一切都服从组织安排”，她无路可退，除非她再退到她痛恨的封建家庭。女人一路逃，最后还是逃不脱被安排的婚姻。直到82岁写《夕照回眸》时，张今慧还气愤地批评道：“那些以组织名义出面的，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为了讨好领导，对共产党提倡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置若罔闻，背道而驰。这种滥用职权、无视女性人格、践踏女性尊严、剥夺女性自主权的恶劣行为，是很不道德的，莫不有损党的威信”。


　　当时的革命队伍中，特别是实行供给制的人员中，男多女少，比例超过10：1。在婚姻问题上，一方面对革命队伍里的男性规定了更高的婚姻门槛，比如“二五八团”--二十五岁以上，参加革命八年以上，团级以上。男女比例失调与权力关系的后果是，党组织撮合男女革命者之间的婚姻，往往以身为领导干部的男性为本位，照顾他们的需要，说服、动员、甚至强迫女青年嫁给这些男性领导干部。像张今慧这样的女青年，她们是为了挣脱父权制的迫害与压迫才来到革命军队，这就意味着破釜沉舟，离开了父母。她没有想到，自己刚刚跳出了父权的牢笼，又跌进了组织的陷阱。戴锦华认为，“此时此刻，解放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她们将作为新生的女性充分享有自由、幸福，而意味着她们应无保留地将这自由之心、自由之身贡献给她们的拯救者、解放者--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戴锦华，《涉渡之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11-12页）。张今慧的“被结婚”表明，参加革命的女性，并不是牺牲了自由，就获得战士的平等，在婚姻问题上，作为战士的女性，与男性首长并不享有平等的、无差别的地位。她们在献出自由的同时，还要服从革命的需要，组织的需要，将自由之身献给地位高于她们的男性革命者。革命队伍里婚姻的潜规则是按照地位更高的男性革命者的单方面需要来安排的，地位较低的女性革命者只能被动接受，这是另一种权力关系，献身革命，就等于被动地献身比自己地位高的男性。当初投奔革命时，她们不知道这种权力关系，因此她们感到屈辱。


　　二


　　婚姻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权力关系。28岁的团长并没有因为这个18岁的女子嫁给他而感恩戴德。他只是找了一个满足性欲、生儿育女的工具，他只是找了一个操持家务的老婆。至于爱、感情，他没有付出的必要，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且他的使命是为革命工作，这可以让他更加理直气壮。所以他把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带到家庭，他还是首长，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结婚了，完事大吉了。作者回忆说，所以：“（婚后）在一块时，他也没有多少话，既不关心我的生活，也不关心我的学习，也不谈他自己的事。我心里总是不痛快。虽然是新婚，没有亲热的感觉”。


　　婚后一年，张今慧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女孩出生了。在革命队伍中，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写到：同是革命队伍中的人，女人却必须尽生育和养育孩子的义务，男人们实现着他们的抱负，同时实现着他们地位的不断上升。女人们却必须为孩子付出许多。你不生孩子吧，人家说你没尽女人的义务，你生孩子而且热衷于孩子养育吧，男人们说你落后，总之当他们要与你离婚的时候，总是有充足的理由。生孩子和操持家务是女人的事，所以张今慧的六个孩子的一切都是张今慧一人操持，你就是累死，对方也不会帮你一点点忙，革命军队中的男人仍是封建的男人，认为孩子与家务就是女人的事。张今慧说，她的丈夫一辈子不干家务，一辈子不体贴她，一辈子不关心她的学习、工作。张今慧好像嫁给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大男子主义”。生育、生育，男人的快乐变成女人的奴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们以为妇女解放的所有问题随着政治的变革都可迎刃而解。但事实是，传统的男\女的支配\从属关系其实没有消除，而是更深层地和更广泛地与党、人民的绝对权威、服从关系互为影响和更为有效地发挥其在政治、社会、文化、心理层面上的作用（戴锦华，《涉渡之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14页）。封建的“父权制”似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不再统治女性的生活，但男权制却一直被遮蔽着，从没有清理过，始终存在于个人的家庭生活中。这就是在社会生活中，男女平等了，但在家庭生活中，女性还充当着传统的角色，男性也充当着传统的典型的男性角色，正是这种性别角色使得张今慧承担着巨大的家务劳动，受着无形的家庭剥削。


　　张今慧是一位热爱社会工作的人，因为社会工作能体现她的价值，在社会工作中，她比在家庭生活中快乐和舒畅，所以她甚至是一个工作狂。这个曾经是抗日儿童团团长的女孩，本来很有组织才能，处事公正，有责任感与工作热情，文革前她创办了中国作家协会幼儿园，并担任过一任园长；担任过《世界文学》编辑部党支部书记、办公室主任；四清时，任工作队队长；文革中下放农村，担任过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改革开放后，先后任过保定市文化局副局长、保定市文联党组书记、主任等。她担任过大大小小的领导职务，都以待人正直、与人为善、工作负责，受到所在单位男性和女性的尊敬与欢迎。虽然她受教育程度不高，但她信仰知识，尊敬有知识的人，做人正直又正派，与高级知识分子相处得也很好。她每到一个单位，都能得到大家真诚的爱戴，她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始终是成功的。


　　但同时，她的婚姻角色又是失败的，她在家庭生活中，一直承受着丈夫的压力。张今慧的丈夫，在家庭中，是一个自以为是、顽固不化的封建大男子主义者。张今慧说她的丈夫没有温情，无情无义；对她本人和孩子们不懂关怀体贴，没有多少爱心；在工作上不仅不关心她，而且如她的爷爷、父亲一样阻挠她，歧视她；在家庭中也较少尽丈夫和父亲的义务。但在社会上，他是一个好人，在工作中是一个好领导。刚转业到地方，他们来到北京的文学研究所，所长是丁玲。张今慧看到有的同事的妻子上了大学，当时，调干生读大学的机会很多，她虽然有了两个孩子，但年龄才二十出头，也想到大学读书。当她向丈夫说出自己的愿望时，丈夫冷冰冰地说：“你不把孩子的事安排好就别去，我是没有时间的”。在职业与事业上，男人不仅是优先的，而且是理直气壮的，他们认为女人你有个工作干着就不错了，你还要追求什么？你追求又能怎样？在他们的观念中，女人的职场就应该在家庭。看好孩子，干好家务，把丈夫伺候好就是女人的工作。就这样，张今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是被社会剥夺，而是被丈夫剥夺。当张今慧对丈夫说她不适合去幼儿园工作时，丈夫说：“你这个小干部干什么不是一样，有事干就行了吧”。他从来不了解自己的妻子，也不屑于去了解，因为在他的观念中，女人都一样，你的世界在家庭，工作只是摆摆样子罢了。张今慧最恨这种瞧不起女人的男人，事实上，张今慧是一个敢负责，有能力的女性，但他的丈夫永远看不到这一点，因为他对女人的观念永远不变。他的妻子在他眼里永远是一个小人物，一个女人而已。丈夫对待自己的态度，让张今慧一生感到压抑与不满。

　　张今慧的生活就是那个年代女性生活的写照，女性所受的痛苦正是来自男权思想观念的痛苦，提倡男女平公仅仅是一种口号，女性实际的生活却离理想相去甚远。所以，认为解放后的六十年，我们已经完全实现了男女平等的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


　　张今慧的丈夫是一个老共产党员、老干部，也是一个知名的作家。从抗战时的文工团长，到后来的厅局级文化干部，在单位和社会上，他不整人，不害人，创作上有一定成就。但在家庭中，他是一个男权意识非常强的独断专行的男人，不愿意为家庭尽义务，只要求家人关心他，照顾他。他的妻子在社会上，也是一位领导干部，而且是一位尽职的好干部，她生了六个孩子，所有繁琐家务都是她的事。当妻子因为工作忙晚回来时，或周日加班没有给他包饺子吃时，他会挥舞着手中的拐杖大喊大叫地说：“你不管这个家庭了？！”在封建男人的心目中，女人首先应该伺候好他，其次是孩子，再其次才是工作。工作，最好不做，更不能做得出色，更不能做的比他强，否则他的统治合法性和权威将受到质疑，他的君临一切的地位就会受到动摇。这样的男子主义者一定不会关心女人，一定是“无情无义”的，因为他以自我为中心；这样的男人一定是“一意孤行”的，因为他没有平等思想；这样的男人一定是顽固不化的，因为他不会反思自己。这种专制而传统的男人，虽然不关心妻子与家人，但还认为你们的一切都是我给的，你们是靠我养活的，所以我爱怎样对待你们就怎样对待你们。


　　张今慧及哪个时代的女子的苦，不仅在于她们得不到丈夫的理解、关怀和支持，还来自于沉重的家务负担。张今慧在完成了自己的社会工作之后，还要承担巨大的家务负担，这使她一辈子都处于紧张、忙碌与压力之下。6个孩子的一切：吃喝拉撒、上学、生病都是张今慧一个人的事。在外是领导，在内是管家，她负荷着沉重的双重劳动，这种“双肩挑”使她的生活喘不过气来。


　　等到82岁时，经过种种的内心斗争，张今慧终于喊出了自己的痛苦与压抑。但许多老朋友老同事认为她不应该写这样一本回忆录，这会影响她已经死去的丈夫的声誉。但女人要一辈子牺牲吗？张今慧的回答是“不”，她一直是一个反抗的人，所以她决定将她经历的一切说出来、写下来，否则她会死不瞑目。作为一个人，她有她的人格，她是一个有追求的人，她最后要争一次自由，书写的自由。正由于她的这一次抗争，我们才了解了作为一个女性的她的不为人知的故事，女人的个人史，就是女人的历史，就这点而言，她在为女性的历史书写，她在为女性发出愤怒的呼喊！


　　张红萍（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所研究员），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