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偶然”发生吗？——与杨奎松先生商榷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们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这是中共夺取政权后首次对知识分子“开刀”的政治运动，倘若将它与时隔不几年中共再次对知识分子“问斩”的“反右”运动串连起来，组合成一部知识分子的“命运交响曲”，那么，“改造”即是舒缓的“序曲”，“反右”便是激烈的“高潮”。尽管“序曲”有如莫扎特小提琴乐曲的“柔版”--运动开始进行的调门声称是“和风细雨”的，但运动中“触及灵魂”的批判、“人人过关”的检讨、“脱胎换骨”的改造，还是让众多知识分子“心惊肉跳”，至今仍“心有余悸”……正如历史学家杨奎松所说：“研究中共建国史，不能不碰触到知识分子的问题。今天谈及这个问题时，各方面比较一致的说法是，1950年代经过‘思想改造’和‘整风反右’两场政治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即‘集体失语’，‘丧失了独立性、自主性和批判性’。如果说1949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还生产出了一些具有个性的传世之作，那么，1949年以后连个人专业范围内的这种创造性都不见了。”（引自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第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然而，即使在经过“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当今所谓“盛世”之年，众多知识分子仍未真正“翻身解放”，无论面对不堪回首的历史还是面对不堪入目的现实，他们仍处于“集体失语”，仍缺乏“独立性、自主性和批判性”。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众多知识分子的“软骨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有病入膏肓之势，不仅在强权面前表现出“弱不禁风”，而且在金钱面前也表现得“不堪一击”--既是权势的奴才又是金钱的奴隶。无论当年还是当今的知识分子，为何如此软弱无“性”（独立性、自主性和批判性）？追根溯源，谁能否认不是当年“改造”的后遗症？！


　　这么一场对知识分子具有重大而又深远历史影响的政治运动，该是多么需要进行深刻反思，总结其教训，纠正其谬误，以期让知识分子从“改造”的桎梏和阴影中彻底解放出来，祛除病魔，焕发生机，真正成为如鲁迅先生所说的“独立的人”和“智识阶级”。可是，这场运动不仅在官方的历史解读中被认为是“积极的”和“有利的”（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第15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即使在某些知识分子个人的历史解读中也含糊其辞地对它既不能肯定也不敢否定。大约正因为官方将这场运动定性为“积极的”和“有利的”，所以对它的反思和研究不仅谈不上深入，甚至连某些简单明了的问题也不甚了了。譬如这场运动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至今竟然还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


　　杨奎松先生在接受记者访谈时说：“思想改造运动的发生其实非常偶然，或者可以说并不在共产党的计划之中。它最初还是北大校长马寅初建议搞的。只不过马寅初最初想搞的是学习运动，想不到学习运动开始不久，毛泽东就发现共产党干部贪污腐败的问题不得了，转而发动了一个‘三反’运动。‘三反’运动弄到学校里，和政治学习运动结合起来，才变成了后来的思想改造运动。”（引自2013年7月22日《南方人物周刊》）杨先生是历史学家，为文以严谨著称，所述观点和所引材料都必有出处。他的这段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发生的“偶然”说或无“计划”论，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相关说法显然高度一致。该书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节中叙述道：“1951年9月，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等致信周恩来，热诚邀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任北大政治学习运动的教师，以期提高教职员的政治思想水平，推动学校的教育改革。党中央十分赞赏和支持这种主动要求学习的行动，决定把学习运动扩大到北京、天津所有高等学校。9月29日，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派，向参加京、津两市高校教师学习会的3000余名教师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周恩来结合自己的经历，深入浅出地阐明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勉励一切有民族思想、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努力站到人民的立场，再争取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周恩来的报告亲切诚恳，使到会的教师深受教育和启发，深感很需要进行思想改造，方能获得思想上的进步。随后，京、津两市20所高等学校开展了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要内容，联系本人思想和学校实际，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肃清封建买办思想，批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学习运动。11月30日，党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在大中小学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普遍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主要解决分清革命与反革命、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问题。由此，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在整个教育系统推广开来。”“毛泽东赞扬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全国文联决定在文艺界进行一次整风学习。从1951年11月下旬到1952年夏，各地结合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全面展开文艺界的整风学习，初步澄清文艺工作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明确了文艺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1952年1月，全国政协决定成立学习委员会，负责组织和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宗教界人士开展学习运动，结合全国正在开展‘三反’运动的形势，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求纠正违反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错误思想和行为。1952年六七月间，科技界也开展了学习运动，逐渐扩展到整个知识界，发展为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56-157页）


　　乍看起来，杨奎松先生从最高权威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解读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发生其实是“偶然”和无“计划”的，似乎“言之有据”和“言之有理”。可不是么？马寅初“无意插柳”--本想在北大教职员中搞个学习活动，不料“柳成荫”--被毛泽东“借题发挥”和“扩大化”为波及全国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如此看来，这场运动倘若真的是“积极的”和“有利的”，那么马当属“首功之臣”；倘若确实对知识分子有什么伤害和恶果，那么马就是“始作俑者”。于是乎，毛在这场运动中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即便《中国共产党历史》也承认这场运动中“存在一些缺点”，“给知识分子造成很大压力，感情上伤了一些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58页），但也怪不到毛的头上，因为并非毛与知识分子有意“过不去”，而是知识分子自己“自作多情”并“自作自受”。不是说“整风反右”是毛的“阳谋”么？那么“思想改造”岂不是毛的“无谋”？


　　然而，一场全党高度重视、全国统一行动、历时一年有余、殃及上千万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难道真的是“偶然”的或无“计划”的吗？笔者认为，一向严谨的历史学家杨奎松先生恐怕也难免有一时疏忽之处，正如有人指出他某部著作中有百余处“硬伤”，他上述的“偶然”说或无“计划”论，是否最新最大的一处“硬伤”？


　　笔者认为，马寅初“自发”地在北大开展政治学习活动，与其说“无意插柳”引发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不如说正与毛泽东准备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计划“不谋而合”。其实，毛泽东早就有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计划，而且“计划”是十分周密和势在必行的。


　　历史的真相往往在于细节。马寅初在北大发起政治学习活动，确切时间是1951年8月，那时正是学校暑假期间。马是1951年6月1日就任北大校长的，其实，他发起政治学习活动，似乎也说不上真正的“自发”或“主动”，其“后果”还是有“前因”的。8月22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说：“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现在，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上卷），第17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当时北大副校长汤用彤听了周的这个讲话，回校后自然要向校长马寅初汇报。有道是“听话听音，锣鼓听声”，马寅初从周措辞强硬的“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话中，岂能没有“兵临城下”之感？由此不难想到，马发起政治学习活动，哪是他“卓识远见”和“思想领先”？而是周的讲话深刻启发和明确引导了他。既然“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那么马的行动，就可能是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的招数。这个“前因后果”说明，显然不是马寅初的行动启发引导了周恩来和毛泽东，从而由“马氏政治学习活动”一下“变成”了“毛氏思想改造运动”。怎能设想一介书生的马寅初，其政治水平“高超”“领先”于伟大的政治家周恩来和毛泽东？！


　　周恩来8月22日的讲话，与9月29日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前后呼应，高度一致。周的这个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他头脑里固有的吗？也不是。他作报告是受中共中央也就是毛泽东委派的，因此他的思想来自于毛泽东。事情的详细经过是这样的：9月3日，马寅初利用参加中央人民政府第12次会议的机会，向周汇报了北京大学教授们“自发”学习活动的情况，并邀请周作学习报告予以辅导。7日，马又致函表达了邀请毛泽东等党和政府领导人辅导讲课的愿望。9日，周致信毛泽东和刘少奇等，报告马寅初邀请中共中央负责人为北大教师学习会作报告，以推动思想改造为目的的学习运动。11日，毛批示说：“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引自毛泽东：《在马寅初关于北京大学教员学习问题给周恩来的信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448页。）周将毛的批示批转给教育部，并决定组织北京、天津两地20多所高校教师参加学习运动。周29日的报告开宗明义就是“改造问题”，而不是马寅初“一厢情愿”的“学习问题”，这充分说明，周是有备而来的。周代表毛泽东向全国知识分子发出的“改造”号召，是事前就“计划”好了的，绝不是一时兴起而“偶然”作出的。而且这个事前的“计划”，也绝不是周的自作主张，而一定是毛泽东的“英明决策”。


　　其实，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毛泽东早就有“预谋”或“计划”。1950年6月6日，毛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非常明确地提出：“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这是毛在中共建政后第一次公开提出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和改造”。此后不久的6月23日，毛又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当着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再次强调“改造”的必要性。他甚至把“改造”上升到与战争、土改同等重要的地位，并把三者形象化地喻为三“关”。他深谋远虑地说：“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6、27页）为使知识分子过好“那一关”，毛还循循善诱地启发和引导与会的知识分子们学会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他谆谆教导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是推动大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地很好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8页）毛后来在1951年10月23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作《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的开会词中，特别提到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是他的主张和建议。毛不无自豪和兴奋地说道：“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9、50页）

　　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对杨奎松先生的“偶然”说或无“计划”论是一个无可辩驳的反驳。连毛自己就承认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他的“杰作”--是他早在1950年6月就“建议”搞的，怎么是杨所说“它最初还是北大校长马寅初建议搞的”呢？马怎么可能比毛还“英明”？杨把如何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建议”权，“硬生生”地从毛身上剥夺下来，又“硬生生”地强加在马头上，这个“硬伤”实在是太大了。毛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建议”，与马发起政治学习的活动，时隔一年有余。毛几次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讲话都是公开的，马岂能不“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那么可想而知，正是为了积极响应毛的号召和“建议”，马才在全国率先发起政治学习活动。“活生生”的历史证明，毛是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发起人，马不过是一个积极响应者。载入史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个“历史功勋”非毛所属，怎么能让一介书生的马“贪天之功为己之功”？倘若把这个“历史功勋”记在马的账上，岂不是犯了“欺君罔上”的“弥天大罪”？幸而是在“盛世”之年，要是或在“反右”或在“文革”之年，杨如此“篡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掩盖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历史功勋”，其下场简直不堪想象。


　　不过，说马寅初在北大发起的政治学习活动，为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提供了契机，倒是顺理成章和实事求是的。毛泽东提出知识分子改造的“计划”之后，却因故迟迟未能实行。中共建政后百废待兴，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毛所说的土改这一“关”，有如“急风暴雨”地过去了；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这一“关”，之所以未能“雷厉风行”地进行，除了党国大事太多忙不过来的客观原因之外，恐怕还有对于如何改造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如何接受改造、以及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等等“颇费思量”的主观原因。毛在1950年6月6日发表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即在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就运用他惯用的辩证法语式，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进行了这样的论述：“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9页）这里的“改革”和“改造”有一字之差，虽然其指向和内涵都是一样的，并不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但从差别中不难看出毛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是动了很大脑筋的。尽管当时毛持“谨慎”态度，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各个胜利的到来，毛的态度也就由“谨慎”变得放胆了。既然毛把改造这一“关”同战争“关”和土改“关”相提并论，那么它的进行就一定是必然的。而当土改这一“关”胜利通过之后，改造这一“关”也就势在必行了。马寅初在北大发起政治学习活动，也只是为思想改造运动提供了一个契机而已，使毛深思熟虑的“计划”得以顺利实施。难怪毛在《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中那样兴奋，最后满怀豪情地说：“同志们，只要我们这样做，我相信，胜利决定地是我们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52页）更有甚者，毛还在1952年1月1日写的《元旦祝词》中特地写上：“祝我们在社会各界首先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战线上的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60页）毛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钟情”，简直是溢于言表啊！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如此“钟情”，是他的一种“历史情结”，也可谓“历史悠久”。毛在1940年代延安整风期间发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一部最早的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纲领性文件”。毛在这个讲话中高瞻远瞩地提出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这是在中共建政前首次公开提出。此时的毛与后来的周恩来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报告时一样，“异曲同工”地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道：“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象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引自《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808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此时中共还是“在野党”，毛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雄心”和“计划”，尚只能在中共占据的地盘内进行，而且也随着抗日战争的进行和国共内战的展开不得不“半途而废”了。当中共取得战争胜利建立政权之后，毛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雄心”和“计划”，也就有了全面实现的条件。因此，就在中共建政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毛就“时不我待”地提出了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建议”；而当这一运动还处在“进行时”，毛就情不自禁地欢呼胜利的到来。

　　综上所述，太多的历史事实证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毛泽东深谋远虑和高瞻远瞩的“伟大成果”，是中共建立并巩固权力高度集中和思想高度统一的政权的“历史必然”，而绝非是杨奎松先生想当然的“偶然”的或无“计划”的。笔者认为，倘若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偶然”说或无“计划”论，写成历史读物并固化和传播下去，其“硬伤”给知识分子造成的伤害，恐怕并不亚于思想改造运动本身。

　　杨学武，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