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合理的劳动负担看“大锅饭”的灾难

为什么一打倒“四人帮”，农村的经济形势就像老百姓所说的“打针扒火罐——当面见效”，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就小范围说，我们这个只有4个生产队的何畈大队，空喊了十几年而始终没有实现的“总产百万斤”在1977年就变成了现实。就我这个年年超支的家庭来说，1977年将“大锅饭”改成了“小锅饭”（划分作业组)后，年底破天荒地分红15元钱，我高兴地买了一床“太平洋”床单。为祛除晦气，将补丁摞补丁的旧垫单摔倒堰塘里去了，孩子们像过年一样地高兴。包产到户后更是“荷花出水见高低”，几乎家家出售万斤粮，农民的生活真个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这是那些依然“怀念过去”的人也无法否定的事实。
　　　
一种社会制度的优越与否，要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一种生产关系的合理与否，就是看是否有利于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人还是那几个人，地还是那几亩地，为什么一粉碎“四人帮”就“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四害”横行的时候，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很多。我体会最深的是不合理的劳动负担使干部和群众形成了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干群关系好像成了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严重地制约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当时的生产力很落后，谈不上机械化、现代化，全靠人的劳动积极性。
　　　
请看文革期间我们第四生产队的劳动力结构。这个队有27户，131人，其中60岁以上18人，除去未成年的孩子，按当时男60岁以上女55岁以上属于全劳力计算，共有劳力51人 。在劳力中，大队干部3人；小队干部特别多，有11人，有什么政治队长，生产队长、财经队长、妇女队长、技术队长、贫协组长、会计、出纳、保管、机务员、保健员等，人们称这些人为“混黑”，每天只巴望“混”到天黑，工分就到了手；副业人员(大队林场、农科所）4人。按大队干部参加生产30%，小队干部60%，副业人员不参加本队生产计算，应扣除劳力10人，实际劳力只有41人，其中女劳力24人，男劳力17人。全队有水田320亩（旱田除外），人平负担水田7.6亩。加上50%的复种面积（双季稻）160亩，水田面积达480亩，人平负担水田12亩，以当时落后的生产力，远远超过了一个劳动力的承受能力。
　　　
旧社会种田是“一年只有四十九天忙，一天要办九天粮”。在吃“大锅饭”的年代打疲劳战，忙月拖的很长，加上“三线”建设、公路建设、建学校、冬春两季的水利建设等都是农民的“义务”，实际上是“一年上头都在忙，家家还在闹粮荒”。每逢农忙，这种不合理的劳动分工表现的格外突出。大队干部除了开会就是检查，到处逛来逛去，还有好生活招待，群众叫他们是“甩怏袖子”的；小队队长隔三差五地开开会（那时候的会特别多，美其名曰“抓革命”），早晚安排生产，监工督促，动辄呵斥骂人，他“喘息”的机会甚多；会计一天到晚磨洋工，有做不完的账；出纳买肥料、农药什么的，天不黑不回来；保管员清仓点库磨磨蹭蹭，躲一会是一会；田间管理整天放水做口子，也很清闲。可这些人都是按头等劳力“靠”工分，往往比那些做死做活的还高出一筹。只苦了那些不沾干部边的人，妇女的痛苦尤深。男劳力白天整田、挑草头、挑牛粪虽然负担也很重，但比起那些口朝黄土背朝天没日没夜插秧割谷的妇女还稍微好一点。特别是“割早插晚”的那一季，三伏天，头顶烈日，在摄氏40度的高温下扯秧、插秧，手插烂了，脚泡烂了（那时没有农用靴），例假来了也不能休息。如有违反，轻则罚工分，重则批判斗争。中午，田里的水烫人，身上的汗像下雨，一个个咬紧牙关，一个个唉声叹气，都怨自己为什么不早点死，偏偏赶上了这个“朝代”？有时候，为了抢季节，妇女还要突击挑草头甚至耕田、整田。
　　　
更为灭绝人性的是，中午不让回家吃饭，由家里老人孩子将饭送到田里，只能蹲在田埂上吃，不准在屋檐下、树荫下吃。农民连蹲在荫凉处吃一顿饭歇一口气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没办法，人们只得含着眼泪扒两口粗菜淡饭后又像狗一样地爬到田里去插秧。东边相邻的雄伟大队有一个尚有血性的30来岁的年轻人，不满意这种惨无人道的作法，抗议似地坐在自家门槛上吃了一餐饭，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大会斗小会批，直到他悬梁自尽才罢休。那几年“热”死人、累死人的事时有发生，1971年7月，插双季稻时，西边相邻的屈场大队一个女知青中暑倒在秧田里，不等送到医院就死了。
　　　
多少人累病了，我们小队就有5个妇女得了“茄病”（子宫下垂），停经、闭经，营养不良面黄肌瘦的年轻妇女达80%。
　　　
群众将那些有自由喘息机会的大小干部形象地称为“短途车”，我们这些“阵阵不离穆桂英”、连病假也不能请的自然就是“长途车”了。“短途车”们开会休息保养好之后，就回来发疯似地干一阵子，其目的是为了刺激“长途车”提高“转速”。“长途车”由于长期得不到保养，已然车坏油尽，当然跟不上“短途车”，这下就要抓“阶级斗争”了。哪个“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倒霉，就要拉出来批斗，作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动力。还有更缺德的事，有时生产队夜晚召开贫下中农会，那些入“另册”者就开夜工挑草头、挑牛粪，开会的人和干活的人记同等工分。更激起最底层的“会外”者的不满，这时没有了干部和积极分子 ，他们就故意将草头往地上或树上猛撞，让谷粒撒满一地，以发泄心中的怨气。
　　　
一天夜晚挑草头，55岁的吴善廷大伯白天就累得精疲力尽，夜晚更是跌跌撞撞，人老眼花，一步踏空，摔倒在田口子里，半天爬不起来。我们五个小伙去将他连人带担子拉起来后，劝他回去休息。他岂敢“擅自离岗”，爬起来后擦了擦磕破的膝盖上的血迹，抹了一把渗出来的老泪，又一颠一跛地挑草头去了。我们的心里也涌起了一阵辛酸。
　　　
那时还有工作组驻队，带头执行高压政策。一天，50来岁的老实人谭银关为生产队进山砍了两担柴，本来已经完成了任务。可他闲不住，就到秧田里和我们一起扯秧说说笑笑凑热闹。工作队长刘xx不理解情况，安排他去耖田，他不想去。可这个人嘴笨，正当他结结巴巴地陈述理由时，刘认为他狡辩不服从领导，破口大骂，用检查秧苗距离的竹竿在他的赤膊上猛抽，顿时出现了一条条鲜红的血印，还拉到大队林场关了一夜禁闭。人们看在眼里，谁也不敢做声。
　　　
如此做牛做马干一年，获得的是什么呢？几乎是90%的超支。每个工的劳动价值只有0.3元左右，最差的第三生产队创造了每个工0.15元的“新高”，即没日没夜拼命地干一天，其收入只能买一包“大公鸡”香烟。口粮不够吃，一年上头“瓜菜代”，难得混个“肚儿圆”。
　　　
农民都不是怕吃苦的懒汉。只有合理的生产关系才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才能使生产力得到发展，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要永远记住那些年瞎胡闹的教训。

曾凡义，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