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6日 星期五

华国锋的功与过



2008年8月20日12时50分,华国锋先生与世长辞,享年87岁。这一颗瞬间消失的政治明星,令那个时代过来的许多中国人为之回顾和深思。

不久前,笔者有幸在北京参加了一次某文化发展中心组织的悼念华国锋逝世的学术研讨会,与会者首先对华国锋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接着就华国锋一生的功过是非和历史地位、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等问题进行了回顾和反思,是一次十分有意义的学术研讨活动。

下面就这次研讨会上与会者的发言和笔者个人的若干意见综合概述如后,供关心此事的人们参考讨论。

粉碎“四人帮”是华国锋的伟大历史功绩

1976年10月6日,这是一个在中国载入史册的日子。这一天,在时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一举粉碎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结束了十年的动乱,挽救了中国,开创了新的历史。这是华国锋的伟大功绩。

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是最早谋划解决“四人帮”问题的中央领导人。事前他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与叶剑英、汪东兴商讨解决“四人帮”之事,并与在京的另外几位政治局委员李先念、王震、吴德等人沟通,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在具体行动中,则主要得力于叶剑英和汪东兴两人的全力配合与支持,这两个人在行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叶是老资格的军队领导人,在军中有崇高的声望;而汪则是中央警卫部队8341的直接指挥者,没有这两人的全力配合和指挥,事情是绝不会取得成功的。但起主导作用的乃是华国锋,没有他的决策和谋划事情是根本不可能进行的。

“四人帮”的被粉碎,结束了文革,紧接着是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一大批干部得以站出来重新工作。第一个要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就是华国锋。虽然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华国锋的领导下依然提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但那是介于当时形势的一种策略考虑而已,而且时间也很短。粉碎“四人帮”仅两个月,1976年12月就恢复了邓小平看中央文件的权利,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就说“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胆子要大一点,思想解放一点,步子要快一点”。华国锋从来没有阻挠过邓小平出来工作;阻挠邓小平出来的始作俑者是邓力群,一个素有“左王”之称的人物。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成了中国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最高领导人,他所面对的国内经济形势,20世纪末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时间只有23年;1976年又是中共执政以来的第三个负增长年,可以说是十分严峻而又困难的。此时的华国锋汲取了过往的经验教训,把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8年3月,华国锋就派出了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由七八个部长组成的考察团到西欧几个国家考察访问,考察团回国后向华国锋作了汇报,才有了后来国务院开了两个月的务虚会,提出了建设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其后又增加了大连)的问题,并由此而提出了改革开放的设想。1978年11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华国锋就强调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发展经济,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促成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可以说,华是一心一意搞四化建设,最早主张改革开放的倡导者。

没有华国锋的所作所为,就没有邓小平的新生,就没有改革开放。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曾被称为“英明领袖”,这是那个时代的呼声,是广大人民的崇敬之情,所有这些都是历史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任何人也不可能否定和篡改的。

关于“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讨论

由于华国锋是毛泽东一手提拔起来的,所以在他执政后,他的言行和所为不可能不带有毛时代的某些色彩。特别是在一个社会的重大变革时期,出于当时形势和策略的考虑,华国锋也不可能马上脱离毛泽东的一套走得太远,得有一个逐渐转变和适应的过程。因此对于“两个凡是”的提法在一段时期内华是赞成的,也在短时间内有过个人崇拜问题。但随后不久,华就意识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不当,很快就予以改正了。假如他真的搞“两个凡是”,他就不会去抓“四人帮”,就不会让邓小平出来,就不会平反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一大批冤假错案,就不会搞重点转移。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华从来没有说过不让讨论,也从未阻挠过对该问题的讨论。要知道胡耀邦当年搞的思想解放运动正是在华国锋的领导下才得以进行的。

“两个凡是”对华国锋来说也只是一种以往沿袭下来的观念,并非是他当时要实施的方针政策。其实最早提出“两个凡是”而且提得更绝对的是邓小平,1947年6月21日,邓小平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就说过:“在思想上,我们要提倡两个‘主观主义’--这是形容词,加重语。”“第一,凡是自己思想与党中央、毛主席相抵触的时候,要无条件承认自己错了。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准绳,历史已经证明了毛主席没有一点不对的……二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了毛主席是绝对正确的……”“第二,凡是地主与农民发生纠纷,不用调查研究,应当首先承认农民是对的,地主是错的。这都是立场问题,要无条件提倡。”(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4月初版第537页)邓小平这样一个留过洋的人,实际上并未在“留洋”中学到多少西方先进思想,竟把“三权分立”看成是“三个政府”,这哪里还有一点现代民主的常识?中国在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虽然邓小平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把他吹捧成“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旗手”,就未免言过其实了。有人说他是“腐败的总设计师”,这话倒是有些道理,因为今日中国的腐败如此严重,邓小平是难逃其责的。

促成中国改革开放的应是华国锋,没有他领导的粉碎“四人帮”的重大举措,没有他在经济领域的开拓创新,何来改革开放?当然,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以及邓小平等一批领导人在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绝不能把功劳都归于邓小平。

一个可以称得上君子的人

华国锋的为人处世有许多优良的品质。凡与他共过事或接触过他的人,都认为他为人宽厚,平易近人,关心同志,爱护干部,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俭朴,光明磊落,作风正派、民主,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就连反对他的江青也曾对人说过:“华这个人好,两边的话他都听。”

就总体而言,他是一个够得上称君子的人,也是一个政治家,他的形象和言行举止给世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从1949年以来,中共领导人中能称得上君子的人恐怕也只有朱德、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等少数人而已。

华逝世后,官方给他的定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些荣誉作为共产党人的华国锋当然是受之无愧的。与他的前任及其后的一些领导人相比,华国锋要好多了。他的许多优秀品质是值得当今的干部们学习的。

华国锋的不足与过失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尽管华国锋有许多优良的品质值得世人学习,但和其他任何政治家一样,在执掌政权的过程中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不足与过失。就笔者看到的材料而言,华国锋存在着如下不足和过失。

1、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高级领导干部们对1958年大跃进的过失提出了批评意见,彭德怀并就此事给毛泽东上书。这可惹怒了毛泽东,会议马上转向,把彭、黄、张、周四人打成“反党集团”,开展批判斗争,并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反右倾”的政治运动,使大批干部被整、受迫害。这完全是毛泽东的霸道和胡作非为的独裁表现。

周小舟是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则是副省长。庐山会议后,华国锋写了一篇《论周小舟右倾反党集团的政治基础》的文章,在当时的形势下,这篇文章对于批判“反党集团”无疑也是一支难得的利剑。当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赞赏,并对人夸奖华国锋是一个“务实肯干的老黄牛式”的干部。华国锋在当时就很得毛泽东的赏识。

2、当文革运动进入大批判和派性斗争激烈之时,1967年5月,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与当时主持湖南省委工作的第二书记王延春都同时遭到湖南群众组织的批斗和关押,王平日与华的关系不错,在私下里曾对华说:“主席他老人家也是老糊涂了,这么搞国家乱了,军队乱了,群众也乱了,天下大乱只有对帝国主义有好处。”这本来是一次朋友间的私人谈话;但,这样的谈话在那时会被视作对毛主席不忠的表现,老实的华国锋以“党性”为重,第二天就把这段话报告给专政队了,王延春受到更严厉的批斗和惩处可想而知。华的这一举动显然是不光彩的,然而此后毛泽东却说“华国锋不能打倒,他是个老实人,我看他是左派”。就这样,华后来执掌了湖南的大权。

3、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领导进行了全国性大规模的“揭、批、查”运动,这是文革结束后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整肃运动。这次运动中整了不少曾积极参与文革造反的干部和群众,其中不少人因受毛泽东的蛊惑而热情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却获得一个“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其中,更为荒唐的是,1977年3月24日,华国锋在中央军委座谈会全体会议上突然宣布:“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硬往‘四人帮’那里钻,他在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叶帅再三告诫他,初犯从宽,再犯从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把他当成自己人,他到上海很隆重地接待他,他参与了‘四人帮’在上海余党密谋搞叛乱,他的谈话有记录可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听了丁盛的谈话以后,加紧发武器,发了七万多件,并急忙派人到北京来向‘四人帮’密报。一个大军区司令员参与‘四人帮’搞阴谋,搞夺权,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丁盛被华点名后,遭到撤职,抄家,批斗,关押两年之久没有任何手续,妻子儿女被赶出军区大院。1980年开始的“两案”审判,丁盛名列其中,但不算主犯,没有出庭。1982年2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下了一个《免予起诉决定书》,仍肯定了丁盛的“罪状”,因是从犯,“决定免予起诉”而已。

一个本来与“四人帮”既无历史渊源,言行又格格不入的大军区司令员,成为“四人帮”的同党,实在是不能令人相信的,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可以说这是华国锋仅凭“四人帮”上海余党经不起推敲的供词,陷罪于丁盛。

其实丁盛在文革的1970年时是有恩于华国锋的。当时丁盛是广州军区司令员,华国锋此时是靠广州军区“力挺”才在湖南站住脚的,当时丁盛力主华国锋当上湖南的一把手。那时的华国锋每遇到大事常会征求丁盛等人的意见,对丁盛等人是必恭必敬的。然而现在华国锋的地位变了,整起自己的恩人来了,这对华来说应是一段不光彩的往事。

4、华国锋当政之初,1977年1月,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北京和一些地区的民众自发举行了纪念活动,并出现了要求为“四五”天安门亊件平反,追究吳德、陈锡联、吴桂贤等人责任的大字报,这引起了髙层的紧张。华国锋当即指示“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并亲自签发通知,要求各地了解“有没有出现关于天安冂亊件的大字报,大标語以及政治谣言的情况”。按照这个指示,一月份北京市和一些地方就逮捕了一批所谓的“谣言制造者”和“反革命分子”。2月8日和22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亍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即中发1977年5号文件),批转《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即中发1977年6号文件),两个文件认定,“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和污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现在社会上还流传不少政治谣言”,“政治上十分反动,恶毒攻击一些己经去世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要求“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坚决镇压”。为此,华国锋亲自批发了北京市“李冬民亊件”的报告,北京市公安局将李冬民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予以抓捕。各地奉5号、6号文件的指令,进一歩追查、逮捕“谣言制造者”,立案审查,判刑劳改。3月28曰,国务院发出30号文件,要求“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要坚决杀掉”。为此,仅仅因思想言论就给人定罪,并开了杀戒。据不完全统计,抓捕“四人帮”之后,全国当时就杀了44个人,如江西的李久莲、周海媛,上海的王申酉,吉林的史云锋……等等。华国锋对此是负有不可推卸之责的。

5、修建毛泽东纪念堂是华国锋的一大败笔,是他继续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的典型表现。纪念堂占据了天安门广场大片宝贵的地方,在当时经济如此困难的时期耗费巨资,实在是不值得的,因为毛泽东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苦难,给这样的人修建纪念堂实在是不应该的。

纵观华国锋的一生,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他有上述过失与不足是难以避免的,也不是主要的;而他为中国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则是主要的,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他是一个为中华民族作出过巨大贡献的政治家。

然而,由于华国锋的根基太浅,由于他的能力和水平等因素的限制,他未能带领中国人民彻底走出毛时代的阴影,很快就被强势、果敢而又善于随机应变的邓小平所取代。

华国锋的下台虽然有些黯然,但也还算是平安,没有像其他领导人那样是经过无情的斗争而下台的,下台后并且相当长时间仍保有中央委员的头衔,能平安地安渡晚年,也是一件幸事了。下台后的华国锋很少在公众视线中露面,也从不对政治问题发表意见。对现实中的一切,也许他不闻不问,也许他有某种看法,只是出于无奈而不说罢了。

晓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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