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日 星期一

北京万人人民大会堂是典型的“毛泽东工程”


北京故宫差点被拆除(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市对1957年春提出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作了重大修改,提出了一个10年左右完成北京旧城改建的计划。

  ……
  一群活泼的青年,
  在拆运城墙上的砖;
  阵阵的歌声笑语,
  惊醒了古老的城垣。
  古老的城垣,
  一直沉睡了多少年!
  荆棘遍体,
  灰尘满面。
  它充当过封建帝王的卫士,
  忍受过帝国主义的炮弹;
  在悠长的岁月里,
  谁知道它满腔的辛酸?
  今天,它翻身了,
  奔向祖国建设的前线;
  “我能为社会主义服务?
  没想到有这么一天!
  可不是,
  哪见过这么光明伟大的世面?”

  1957年底,北京市对几年来拆下来的一批古建筑材料作了处理。

  12月20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印发市财政局、房地产管理局、文化局、园林局、道路工程局联合上报的《关于检查现存各处拆除的古建材料的情况和处理意见》及张友渔副市长对此的批示。联合报告称,这个报告是遵照市人民委员会第5次行政会议的决定,由几个有关局约同文化部古建修整所,对北京市拆除的古建筑物,作了一般检查和鉴定之后提出的联合报告及张友渔批示附下:

  (一)朝阳门门楼:该门楼拆除后由房地产管理局保管,共管有材料398立方米、琉璃瓦件21455块,其中缺棱短角的约占30%。现在琉璃瓦件仍如数保管;木料由修缮公司动用了350余立方米,现存约40余立方米,大部分腐朽,不能再做修缮古建之用,拟请准予报废。(张批:可以。文化局研究是否复建,并鉴定材料是否可用。)

  (二)广安门楼:共存有大小方木元木、椽子、飞头等812根、板片碎木112.57立方米、花边构件2014件、天花板21块及砖瓦兽头等件。部分腐朽,部分尚可用作修缮古建(经查在五公尺以上的有66根,约合51立方米)。其余木料拟拨给房管局选用;再不能用的即由财政局

  处理。(张批:可以。)

  (三)牌楼等项:由道路工程局保管。除帝王庙牌楼(必须照原样迁建)外,尚有东西四牌楼、东西交民巷牌楼、北海三座门、月坛牌楼的一部分木料、天安门红墙过木、天安门东西三座门、东西长安街牌楼剩余的木料瓦件、云绘楼剩余的残破木构件、瓦件及远年保存下来的琉璃瓦件等。联合报告的处理意见是:

  (1)天安门东西三座门是否复建须由市决定,其余均无古文物价值,可以不复建。(张批:另行讨论。)

  (2)所存木料虽已腐朽,但大部分仍可用于修建小房,可先拨交房管局、园林局选用,不能用的由财政局处理。东西三座门的六根过木是楠木,另行处理。(张批:可以。)

  (3)天安门东西三座门除过木与大门是木料的外,其余都是琉璃构件,已有一部分缺棱短角或碎,使用困难。400立方青白石,材料很好,如不复建,应予利用。

  (4)所存的全部琉璃瓦件,已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根据1955年9月市人委办公厅薛字第610号的指示,其完整可用者由园林局接收,破碎不能用者,请准予报废。(张批:可以。)

  (5)广安门牌楼、东西四牌楼及云绘楼,还有一部分普通灰瓦件,拟拨给房管局利用。(张批:可以。)张副市长对第(三)大项的总批示是:文化局研究是否复建,并鉴定材料是否可用。

  (四)帝王牌楼:该牌楼是因大木糟朽,牌楼倾塌拆除的。前文整会计划在复建时,将柱子、大额枋等件,改为水泥钢筋制。其上部构件如等,经文物调查研究组会同道路工程局检查,保存尚完好,损坏不多,仍可照建两座。

  (五)大高殿、习礼亭与牌楼三座:习礼亭两座及“大德曰生”牌楼一座(指拆下的材料)现在房管局拆迁所保存。牌楼柱子是水泥制,上部木构件较完整,复建时须略添补。习礼亭的木结构已有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腐朽损坏,琉璃瓦件保存尚好。(张批:习礼亭,文化局提意见。)另外两座牌楼,现在园林局北海公园存放,等件尚完整可用。在拆除时因限期较紧,为拆除迅速,其额枋的榫子多已锯掉,木料也大部糟朽。这些材料如复建不能使用,拟拨给园林局就地利用。(张批:可以。)

  (六)北海大桥的金鳌玉牌楼:金鳌玉两块石额存市文物组,其他材料现存北海公园,瓦件多系水泥制。约已损40%,如不复建,可拨给房管局使用。(张批:可以。)

  (七)后门门楼,已决定建天坛北门时用,因木料有部分损坏,须以大改小,建成后比原样要小。(张批:再研究。)

  (八)另外,房管局还存有西长安街双塔寺的材料。塔顶葫芦与铁箍,拆时已由文物组取走保管,现存只有旧砖瓦。文物组认为如领导决定不再复建,旧砖瓦可拨给房管局利用,但檐头仍应保存。(张批:暂缓处理。)

  张友渔副市长还批示:凡是交给房管局、园林局等利用的东西,都须算入基建或修缮投资额内。

  1958年,在毛泽东“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鼓动下,“以钢为纲”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首都和全国迅速形成全民Yun动的高潮。为了争取全国完成1070万吨钢的任务,北京地区各行各业、各部门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夺钢战斗”。许多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居民院内都兴建了“小、土、群”(小型土法群众炼钢),日夜奋战。截至年底,在北京城区内,就建立了七百多家街道工厂和两千余座土转炉。

  在“大跃进”高潮迭起的三年间,到处都要搞“小、土、群”,城区内又用地紧张,怎么办?人们就把眼睛盯准了那些略显空旷的古建筑,要把它们改造成工厂,来为1070万吨钢服务。北京市被处理掉的文物数量惊人,请看以下记录:

  1958年1月25日,北京市崇文区人民委员会拟将本区部分寺庙中的佛像拆除,请求北京市文化局派人前往鉴定;

  4月1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极乐寺前殿泥质四大天王和弥勒佛。正殿木质佛像为明代雕刻,不得拆除,可移地保管。古建筑内不得安装重型机器。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北京市第五棉织生产合作社拆除普贤庵大殿内的泥佛像;

  4月9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北京市房管局拆除永定门内大街观音寺内的泥塑佛像;

  7月23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万善寺石碑及观音庵等寺庙中的9座佛像。同意拆除法华寺、天宁寺内佛像;

  8月2日,未经市文化局许可,市上下水道工程局擅自拆用定陵门前10米左右的月牙河人工泊岸的石料,破坏了这处古遗址。市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该局拆用定陵南北外墙基的石料和景陵、德陵、永陵已废弃的栏板、望柱等石料作修缮十三陵七孔石桥之用。

  同日,北京市文化局致函上下水道工程局,同意该局将十三陵定陵、德陵、永陵废旧石料用于十三陵水库七孔桥工程;

  8月8日,北京市周口店区人民委员会发出《支援工业建设,处理文物工作的通知》。其主要内容是:为支援工业跃进,按照“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原则,以天井、石窝、琉璃河等乡为重点,把寺庙中的铜、铁佛像、古钱币、铜器等投入工业生产。据周口店区统计,投入工业生产的铜钟、铜佛等共35件,多为明代万历、嘉靖、成化年间文物,造成巨大损失;

  8月16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崇文区拆除雷音寺、卧佛寺等25处庙宇的53间房屋,同意宣武区南横街小学拆除圣安寺东西配殿的佛像;

  8月23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五显财神庙佛像;

  8月27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劳动人民文化宫为支援“工业抗旱”,处理原太庙中存放的一批铜质文物共18件。其中有大铜缸8口、大小铜器9口、铜钟1口;同意西城区教育局拆除观音寺、双关帝庙、永泰寺、玉佛寺中的佛像;

  同月,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广通寺大殿内佛像、药王库的旧建筑、北京市劳动教育所的3尊佛像及东城的13座寺庙内的佛像;密云县古北口镇的长城被当地拆毁,损失严重;

  9月3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门头沟区人民委员会拆除双林寺中的佛像;

  9月16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北京市教育局、东城区人民委员会拆除柏林寺内的佛像;

  9月24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北海公园拆除玉虚观内的泥质佛像;

  9月28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崇文区粮食加工厂拆除北大殿中3尊木质佛像;

  9月30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右圣寺中泥质佛像,保留其铜质佛像;对承恩寺、五显财神庙、崇恩寺、海潮观音庵等5处佛像作出处理意见,决定保留其中铜质佛像1尊、明代泥质佛像3尊,其余均可由市寺庙组处理;

  9月,延庆县东三岔村长城被当地拆毁一部分,铁炮一门被永宁乡东三岔工作站变卖充作菜金;

  12月30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地藏庵小学内的和尚塔;

  1959年1月15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朝阳区半截塔;

  1月17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朝阳区豫王坟大殿;

  1月26日,昌平区马坊乡的清代诚亲王、郡王两坟石碑被该乡当地农民推倒,折为两段,龟脖子被砸碎,区文教局前往制止;

  2月23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用密云县北宫王爷坟的石料;

  3月26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朝阳区清代九天普化宫庙门;

  4月2日,延庆区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保护文物的指示》,指出春秋大炼钢铁之际,东三岔长城的两处城墙和城楼、城堡遭到破坏,其中城堡毁坏最为严重,要切实注意保护;

  4月7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朝阳区十八里店村肃王坟、十里河庙、弘善寺半截塔;

  5月30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西城区车公庄房管所拆除阜外大街81号衍法寺的四大天王殿;

  同月,十三陵公社第七生产队变卖定陵宝城城墙砖约307立方米,昌平县文物主管部门立即调查处理;

  8月29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通州王各庄药王庙、于家务菩萨庙;

  11月14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地藏禅林庙内泥质佛像4个;同意拆除劳动人民文化宫部分红墙;同意拆除中南海茂对斋;同意拆除通州镇内鼓楼;

  12月24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平谷农林水利局院内小型明代砖塔一座;

  2月,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南观音寺小学拆除南观音寺山门与钟鼓楼;同意国家体委拆除体育馆路玉清观南部残存部分;

  3月,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新街口北广济寺大殿内十八罗汉泥塑;

  8月,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崇文区人民委员会拆除蟠桃宫内所有佛像;

  9月,北京市文化局同意府右街小学拆除永佑庙内3间大殿;

  “1958年以来共腾出426座寺庙的房屋22000平方米,拨交工厂、机关、学校等单位使用;处理一般金属文物5381件,重约500余吨,支援工业。”这是北京市文物工作队1962年1月23日对“大跃进”以来北京市文物工作做出的一段总结。旧城改造者把目光瞄向了故宫。1958年《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就有这般字样:“故宫要着手改建。”

  《规划说明》具体提出:“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使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

  毛泽东的那句话:“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在此得到了最高的阐释。

  1952年10月,北京市政府召开会议讨论工程项目,梁思成在笔记本中记录了一位发言者的意见:“不同意天安门内做中央政府。”可见当时在天安门内建设中央人民政府,已被列入讨论事项。

  “改建故宫”,与一般人的认识有关。

  何祚庥1955年在批判梁思成的文章中说:“旧北京城的都市建设亦何至于连一点缺点也没有呢?……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

  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1965年1月编辑的《教学思想讨论文集(一)》中,收录了一篇题为《要用阶级观点分析故宫和天安门的建筑艺术》的文章,其中说:

  今天劳动人民当家作了主人,故宫不再是封建统Zhi阶级的宫殿,而成为人民的财富,所以我们也就改造它、利用它,使它为今日的社会主义服务。

  但是由于故宫的建造本身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因而今天群众对它并没有多大感情。我们访问过的一位解放军刘同志说:我去故宫是解放初期,看了之后觉得空空荡荡、松松垮垮,台上放个破椅子,看着“腻味”!比行军还累!而现在人大会堂比它大的多,我上上下下倒一点也不累。咱们不感兴趣的东西,就是不合咱们的需要。另一位退休的建筑工人张大爷说:“故宫在我们这些老手艺人看来,也不过拿它当个‘古物’,其实也不怎么样,老式样!”一位妇女主任也说:“皇宫盖的拖拖拉拉,死板,不好看!”……

  另外大家还说:“又费工、又费料。”“大木头垛着,人家可以盖五十间,它只能盖一间,也呆不了几个人!”“占那么大的地方,而且还在城中间。”

  ……今天大家去看故宫比较多的是拿它当个展览品。然而,我们过去有些人,却被故宫的建筑气派吓唬住,拜倒在封建帝王脚下,至今还不起来。

  刘同志说:“四九年进城,我乍一到天安门,首先觉得不舒服:这是国家经济、文化中心,可是气氛不对头。往这边一瞧,是城门楼;往那边一瞧是五个黑洞洞;中间连着一条窄路,两旁红墙夹着。东西摆的不少,但用途不大,像三座门、红墙当然过去是有用的。围护紫禁城,不让老百姓接近。当时我觉得这么大的国家,应该有一个好的中心。”……

  群众喜爱天安门,可是对天安门的建筑形式并不十分满意。前面说过刘同志还说:“现在有了大会堂、博物馆的搭配,天安门又经常修缮,所以也壮丽,从整个广场看,北边显得配不起来。”居民委员会马主任也说:“天安门是老房子,要能盖一个新的主席台,修得比人大会堂更漂亮,那更好!两边的文化宫和中山公园的大门像庙门,我看得改!”张大爷说得更具体:“天安门也不过是城楼上加一个殿座。老人谁没见过城门楼?要是新盖一个大楼,比大会堂高出一倍去,可多威望,要比天安门精神!”

  我们现在认为:人民建造故宫,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但是他们建造的东西,不代表他们的意愿,他们是被迫劳动、按着统治阶级的意图行事的。所以故宫决无“人民性”,它是封建帝王的建筑。

  ……

  当年的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建筑师陶宗震,至今还记得一位局领导的发言:“他说,为什么不能超过古代?天安门可以拆了建国务院大楼,给封建落后的东西以有力一击!”

  天安门广场原为一“T”字型广场,形成于明代,是作为宫廷广场来设计的,这里又名“天街”,其寓不言自明。广场南端为中华门,门内东西两侧,沿宫墙之内一丈多远,建有联檐通脊、黄瓦红柱、带有廊檐的千步廊,东西相向各百十间,其北端分别折向东西,各34间,共有144间平房,作为存放文书档案的地方。长安左门、长安右门是其东西收口,乾隆15年又在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之外建东三座门与西三座门。

  这个宫廷广场在中轴线上是北京内城与皇城、紫禁城的过渡空间。广场两侧宫墙之外,明代时集中布置了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钦天监、五军都督府、太常寺、锦衣卫等衙署;清代承之,也为诸多权力机构所在地。这些中央行政机构通过宫廷广场与皇城、紫禁城连为一体,象征着皇帝拥有最高权力。

  辛亥革命之后,这个封闭的广场开始允许平民进入。担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出于城市交通方面的考虑,对广场及其周围进行了改造。其举措,一是1913年将千步廊拆除,拆下来的木料用来建设北京的第一个公园——中央公园(社稷坛所在地,今称中山公园),园内来今雨轩、投壶亭、绘影楼、春明馆、上林春一带廊舍,即用千步廊木料建成;二是1915年拆正阳门城楼与箭楼之间的瓮城,在正阳门两侧城墙处开4个券门,以缓解正阳门及东西火车站的交通紧张;三是在皇城的南城墙开南长街门洞、南池子门洞。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天安门广场进行了一次整治,立国旗旗杆,移天安门前的华表与石狮;1950年,拆除东、西三座门;1952年,拆除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将观礼台改建为永久性建筑。

  1955年天安门广场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改建,拆除了沿公安街和西皮市的东西两道宫墙,广场面积扩展了近一公顷,天安门前的榆槐树换植油松,广场铺砌了混凝土方砖。

  天安门广场终究要建成什么样子?从1950年至1954年,北京市陆续做了15个方案,当时对天安门广场的性质、规模,对古建筑的处理以及广场的尺度等都有很大争论,不同的方案反映了不同的观点:

  第一,关于广场的性质。有人认为天安门是新中国的象征,广场周围的建筑应以国家的主要领导机关为主,同时建立革命博物馆,使它成为一个政治的中心;有人认为天安门广场周围,不应当也不可能以修建国家的主要领导机关为主,而应当以博物馆、图书馆等建筑为主,使它成为一个文化中心。

  第二,关于广场周围建筑物的规模。有人认为,天安门广场代表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在它周围甚至在它的前边或中间应当有一定的(不是全部)高大雄伟的新建筑,使它成为全市建筑的中心和高峰;有人认为,天安门和人民英雄纪念碑都不高,其周围的建筑也不应超过它们。第三,对古建筑的处理。有人认为古建筑(正阳门、中华门)和我们新时代的伟大建设比较起来是渺小的,在相当时期后,必要时它们应当让位给新的高大的足以代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建筑;有人认为古建筑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应当保留。

  第四,关于广场的大小问题。有人认为天安门广场是我国人民政治活动和群众游行、集会的中心广场,应当比较大,比较开阔(三四十公顷左右);有人认为从建筑的比例上看广场不宜过大(20至25公顷即可)。

  1955年成立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以后,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北京市又编制了10个方案,与前一轮方案相比,比较注意新旧建筑体量尺度的协调;广场中间类似“苏维埃大厦”的高大建筑取消了,广场中的建筑高度一般不超过天安门;天安门与正阳门都保留了下来。

  其中5个方案广场宽度大体保持在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之间的距离(500米左右),长度为天安门南墙至正阳门北墙(860米左右),北部为游行集会广场,南部为绿化广场,在两个广场的结合部安排大会堂、博物馆等公共建筑,办公楼安排在广场两侧。其中一个方案在广场内搞一个三合院柱廊,向天安门开口,正阳门方向封闭,把天安门与正阳门之间的视线切断。

  另外5个方案除了集会广场外把绿化广场缩窄,中间除安排文化建筑外还安排了办公楼。跨正阳门护城河的桥,有的是一桥方案,把桥放在轴线上;有的是两桥方案,把桥放在轴线两侧。

  这些方案在1956年与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同时展出,各方面意见不尽一致,多数认为,广场要开畅一些,大体保留“T”字形广场的形式。

  毛泽东一语了结争论。

  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向彭真指示,天安门广场要从原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处一直向南拓展,直抵正阳门一线城墙。按照这一指示进行的天安门广场改建,东西宽500米,南北长860米,最终实现的面积达到44公顷。

  另一个原则也被确定下来,广场两侧分别建万人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

  北京市经过反复筛选,选定了7个代表性的方案供中央审查,即陈植方案、赵深方案、刘敦桢方案、戴念慈方案、毛梓尧方案、张博方案,另还有第10号方案,出自谁的手笔已无从考证。这些方案仍有广场南部收缩较小与较大的区别,刘敦桢方案则把正阳门城楼与箭楼加以扩建联成一体。

  万人大会堂是天安门广场建设的重头戏。这是一个典型的“毛泽东工程”。

  “万”是毛泽东最爱用的数量级,如他的诗词中“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百万雄师过大江”,“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等。他的诗人般豪情体现在他的建筑观上,也是以“万”论之。如进城后不久,他就提出建设“百万人广场”的指示,而万人大会堂之容万人,也是他确定的。

  1959年9月,毛泽东视察这个工程时,向万里询问:“你们现在怎么叫这座建筑呢?”万里答:“施工中叫人大礼堂工程,有人提议叫人民宫。”毛泽东说:“有些封建。”万里接着说:“还有人说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堂。”毛泽东听后打比方说:“我们的总路线前边应有主语,但把它省略了,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人们要问老百姓,你到哪里去了?老百姓一定说,到人民大会堂去,就叫人民大会堂吧。”

  从此,这座建筑有了正式名称。

  对于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建筑师们倾尽全力。

  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先后由北京34个设计单位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建筑工作者和学校师生们提出84个平面方案和189份立面图。经过反复评比,终于1958年10月16日采用了现在的这个从广场规划到个体设计孕育着各种方案优点的综合性方案”。

  时任北京市规划局技术室主任的赵冬日与总图室副主任的沈其,受中共北京市委委托,对“十大工程”及天安门广场规划征稿全面把关,人民大会堂的设计为重中之重。

  当时中央提出的设计条件很简单:人大会堂的条件是由一万人会场、五千人宴会厅两部分组成。后来,又提出增加人大常委会楼。至于为满足这三部分的需要,还应该有些什么附属要求,则完全由设计者自己设想,不受任何约束。人民大会堂最初确定的建筑面积是5万平方米,后放宽至7.5万平方米。

  但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到天安门广场进行步测后,认为7.5万平方米的方案不够宏伟,没有很好地体现毛泽东、周恩来的批示精神,就提示北京市规划局加以扩大。

  之后,北京市规划局提出了17万平方米的方案。而其他参加设计竞赛的单位,并不知刘仁的指示,仍是大体按照7.5万平方米的要求进行设计的。

  1958年10月14日,当夜从外地返京的周恩来,连夜审阅人民大会堂方案,送上去的方案共3份,是由万里、齐燕铭、赵鹏飞3位选定推荐,经刘仁批准上报的。它们一是清华大学方案,二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方案,三是北京市规划局方案。最后,周恩来选定了采用欧洲古典立柱造型的北京市规划局方案。

  对于毛泽东确定的天安门广场规模,梁思成表示反对。他说,这不符合人的尺度,是人掉到沙漠里了。

  对于周恩来选定的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梁思成也认为不妥。他认为,在艺术风格上的优劣顺序应是:一、中而新;二、西而新;三、中而古;四、西而古。而中选方案是师法了文艺复兴之古,属于“西而古”,是最差的一种。

  梁思成还称中选方案的立面失去尺度感,类似圣彼得教堂在尺度上的失败,即为了追求伟大、庄严、隆重而在尺度上犯了简单放大的错误,把开间、层高简单放大了一倍,甚至门、窗、户、壁也同样放大一倍,使人进去之后,似乎变小,有到了巨人国的感觉。他称这种办法是“小孩放大”,是重复了历史上的错误。

  中国建筑学会根据梁思成的意见,对中选方案的建筑艺术形式,开展学术性讨论。与会人员一致同意“中而新”的提法,认为退一步可以把中而古排在第二,西而古不合国情、民情。

  会后,来自上海的吴景祥、冯纪忠、黄作、谭垣、赵深、陈植6位专家联名向周恩来送上一份书面报告,对500米宽的广场表示担心,惟恐出现旷、野和与建筑的比例失调,并认为中选方案的立面,类似当年在日内瓦国联设计竞赛时的中选方案,也是西洋古典的形式风格。

  1959年1月初,周恩来、彭真与齐燕铭、周扬、赵鹏飞、沈勃、张等研究大会堂方案。彭真说:“有人说大礼堂太高,人显得太渺小。天不是很高吗?我们站在天安门广场怎么不觉得自己渺小呢?”周恩来指示将大会堂内部顶端,设计成圆曲而下的形式,以达到水天一色、浑然一体的效果。(未完待续)

  王军,《瞭望新闻周刊》 2013-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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