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预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纪实

　　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已经过去二十年。回顾当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九亿人民的审判》，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里程碑。随着时间的推延，这个评估越益显得是准确的、恰当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我被选调参加了两案的预审工作，现将接受使命经过，预审工作的基本做法和体会，作一番回顾，应是有意义的。
　
　　1980年4月12日，我在平阳县宜山镇（今属苍南县）召开公社书记会议，检查春耕，宣讲学习十一届五中全会文件的体会。傍晚，接到温州地委办公室电话，要我立即返回温州，匆匆用过晚饭，雨中搭小船到方岩下，过鳌江渡，到鳌江镇，已有行署派出的吉普车等候接应，连夜赶回温州。第二天是星期天，上午8时，请示地委书记，吩咐很简单，省委领导讨论决定，要我14日抵省去北京，学习半年。一天中，交代工作，告别亲友，准备行装，安排车旅，上下联系，有条不紊。14日晨5时上路，特意沿永嘉－－仙居－－磐安，浙江中线的公路走，这里是我参加消灭省内最后一股武装匪特的地方。下午到省委组织部报到，一听是省委副书记、原公安厅长王芳点名，又是王芳同志带队，什么话也不用问，待命就是了。15日下午，会见王芳同志，他说：中央书记处决定，将两案交公安部预审，要提请起诉，从各地选调干部。选调干部要具备5个条件，首先是政治条件，文革中经得起考验，揭批查中没有发现问题；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懂法律……。我默默地听着，思想上一时还跟不上。对我这样一名基层干部来说，真乃是幻想不及、梦呓不到的事，可眼前坐着的是坚毅沉着、略带微笑的颇孚众望的领导、长者，提到的是准确无误的现实工作。接着，王芳同志问：你在省公安厅工作十多年了吧！答：政保工作14年；问：做过预审工作吗？答：做过3年预审工作；问：处理过战犯吗？答：1956年带领一个排武警，押送浙江属于战犯级的22名犯人去山东禹城战犯管理所，参加审讯，交接共3个多月。好了，接受任务，一起去北京。省委的抉择，不由分说，激励我要用实际行动不辜负信任和托付。4月19日，王芳一行，包括黄荣波，温州地委常委、地委、行署办公室主任王汝良，杭州市公安局副局长与公安干部夏仲烈、吴瑞琪、史芳春共六人，乘火车去北京。4月21日下午，从浙江、江苏、黑龙江、辽宁、河南、河北六省调集的36名公安干部和从北京公安、政法部门抽调的首批共50余名干部，集中公安部东大厅小礼堂。公安部长赵苍璧传达中央胡耀邦、彭真指示，副部长凌云传达书记处文件。中央成立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由彭真、彭冲、伍修权、王鹤寿、江华、黄火青、赵苍璧组成。下设审判工作小组，刘复之、凌云、洪沛霖（以上3人为召集人）于桑、朱穆之、曾汉周、江文、冯基平、史进前、王芳、卫之民、姚伦、王汉斌、郝苏、王照华、陈卓、穆青、高富有组成。粉碎“四人帮”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原由中纪委二办审查，纵观内外形势，案件暴露罪行的实际，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等要移交公安部预审，依法提起公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等，仍由军委领导下，总政治部、军法部门组织力量实施预审，然后并案起诉。相继听取中纪委二办介绍审查江、张、王、姚、陈案情况，解放军总政治部向中央政法委汇报审查林彪案情况，看了审查录像。
　
　　4月29日，初看秦城监狱设施、两案嫌犯关押管理情况。秦城，坐落燕山南麓，群峰绵延相接，处处险峻，近处树木葱茏，远处灰黄荒秃。极目北望，最高处，有测绘局设置的一个三角点。最远处，有古长城断续横亘。向南一脉平川，到北京市郊35公里，到昌平19公里，到怀柔27公里。监狱，1958年初建，4个监区，400间监房和一应配套设施，规模不小了。1968年，加建2个监区，监房和以前相当。十年浩劫，关押过党和国家精英500人。我们去的时候，大部监房空着，仅留两案工作人员不过百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干部残酷迫害、无情打击，冤狱遍于国中，秦城扩建特级监狱，是一个缩影。
　
　　5月12日，参加预审各组的同志成立临时党支部，产生7名支委。公安部派出的干部任书记，黄荣波为组织委员。浙江组主要负责对张春桥的预审，王芳为组长，黄荣波副组长。
　
　　5月13日、21日，7月9日，预审组正副组长先后三次直接听取彭真同志对预审两案的指示。11月17日，彭真同志在公检法全体办案人员会议上又作了一次讲话，这就是公开发表著名的彭真关于两案审判指导方针9条，印象特别深刻，使我们一开始就能正确办案，防止偏差。
　
　　5月18日，预审两案全体人员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会后，出东门，伫立着环顾天安门城楼、人民英雄纪念碑、革命历史博物馆、毛主席纪念堂。“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一句金石之言，久久撞击我的心灵，难以举步，同志们催促，才下了台阶。
　
　　5月26日，预审队伍进驻秦城，制定并明确工作、生活、通联制度、纪律，过组织生活。经过严肃认真的准备，分析对象的特点、弱点，我们于6月2日，第一次提审张春桥，工作一步步深入展开。
　
　　由于全国揭批查积累了大批材料，中纪委二办前段又作了大量工作，基础条件较好。预审工作开展后不久，检、法二家提前介入，我们担任检察监督，依法办案。同时，得到中央各部门和北京、上海等有关省市的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预审正副组长持证还可到中办、中纪委查核材料。各预审组紧密配合，整体作战，及时沟通，根据需要，提审所分管的对象，核实材料，扩大线索。
　
　　为有利于弄清案情，对毛远新、王力、关锋、戚本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7名嫌犯同时开展了侦查预审。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2名嫌犯也被押来北京作证。对与案件有直接牵连的郭玉峰、肖木、廖祖康、缪文金4人进行了审查。预审干部又从北京、上海等13个省、市、自治区公安政法机关，分2批抽调充实，总数达170人。
　
　　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制定的办案方针，对江青一伙的大量活动进行周密的、精确的、负责的审查、验证、核实、筛选工作，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针对嫌犯的不同特点，灵活运用斗争策略，抓要害，打“麻杆”，促分化，以夺取胜利。参加预审的全体同志，怀着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强烈的义愤，对党和人民托付的光荣任务高度的责任感，艰苦奋斗5个月，基本查清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5名主犯篡党夺权、祸国殃民的主要罪行，掌握了大量确凿的证据。总政那边的预审工作，也大体同步取得进展。
　
　　8月21日、23日，邓小平同志接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回答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林彪、江青罪行和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案等有关问题。毛主席对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政治错误，它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了。这番话可谓是镇国神针，有利于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也进一步为我们搞好预审工作指明了方向。9月9日，又听取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中央领导同志对两案依法移送起诉的指示。
　
　　9月22日，侦查预审终结，将起诉意见书，连同预审案卷、证据材料送交最高检察院。张春桥的预审案卷由我负责签署。
　
　　9月28日，应邀参加最高检察院讨论、审定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起诉书。9月29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16次会议，决定成立最高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最高法院特别法庭。11月2日，最高检察院完成两案审查，移送最高法院。11月20日，特别法庭开庭，开始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公开审判，800人旁听，因涉及国家机密，不准外国记者旁听。我参加了旁听和连续几次法庭辩论。
　
　　其他对象的预审工作陆续结束，分别移送最高检察院和地方检察机关另行处理。12月16日，预审组撤离秦城，先后计6个月22天。12月21日，召开预审工作总结会议，彭冲同志作总结讲话。各预审组都交出一份工作总结。1981年1月4日，离京返杭，在京工作8个半月。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对10名主犯进行了宣判。
　
　　贯彻中央方针，严格依法办案一、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办案方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社会现象，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办案的最大困难是，林彪、江青一伙的许多罪行和党中央领导上的一些错误，也即坏人做坏事和好人办错事纠缠在一起。为打掉林彪、江青一伙把他们的罪责往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身上推，而施金蝉脱壳计的一切口实，克敌制胜，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分犯罪和错误，区分触犯刑律和违反党纪，这是关键所在，也只有这样做，才能显示国家法律的尊严，维护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预审工作开始，中央就为我们确定了几项基本原则：一是要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与党在工作中的错误分开；二是把林彪、江青一伙的反革命犯罪活动与好人犯错误分开；三是由于林彪、江青两伙进行篡党篡国活动是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还有康生、谢富治等，都是一丘之貉。分工负责，并案审理，才能弄清全案，做到稳准狠地打击敌人。还用马克思的教导：“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从理论上武装了我们。对林彪、江青一伙，最好从他们活动的最后一段和结果着手，沿着历史顺序，从后向前研究，较易看清问题。对这一办案指导方针，我们是贯彻始终的。严格掌握和审理江青一伙直接触犯刑律的犯罪行为，不管路线错误，包括江青一伙犯的路线错误及其造成的恶果。对延伸的罪行，原则上也不予追究。江青一伙的反革命罪行，如与党的路线错误有具体、直接联系，与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的错误和责任有直接牵连的，即使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也不予起诉。
　
　　1967年7月21日，江青接见河南三派群众组织代表，煽动说“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文攻武卫口号是对的”，造成河南武斗升级，全国全面内战，原拟作江青罪行认定。但经查，中央领导人在此之前，就同意“文攻武卫”口号，在江青讲话后，还给江青一信，要召开全国性会议，给所谓“左派”发枪，这就不能作为江青的罪行起诉。上海“一月夺权”，由一连串事件组成，是张春桥先斩后奏，谎报情况，欺骗中央，造成了既成事实，进而发展为全国全面夺权。上海市委已认定为反革命夺权事件，中央发过文件。后经查，中央领导人当时先后有过十多次讲话，表态支持“一月夺权”。我们只把与中央领导人没有牵连的、张春桥直接遥控指挥制造的康平路镇压群众事件，从“一月夺权”中分离出来，列为张春桥的罪行起诉。此外，如以中央文革碰头会代替书记处、政治局，“二月逆流”，“七·二○事件”，“杨、余、傅事件”，“天安门事件”等12件影响恶劣的大事，由于牵涉到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都没有作为罪行起诉。其中，虽有林彪、江青一伙乘机掀风作浪、破坏捣乱，但同好人失误、失察有关，因二者的性质、手段、目的截然不同，也就没有起诉。我们对此是牢牢把关的。
　
　　我们着重抓住江青一伙蓄意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镇压广大干部群众，进行特务法西斯活动，策动武装叛乱，密谋“改朝换代”等这些不论从法律或政治的角度，都公认是犯罪的问题侦查预审，这样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给刘少奇同志戴“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众所周知，是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属于路线错误。但经查，江青直接控制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蓄意制造伪证，诬陷迫害刘少奇，却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开始，江青拒不认罪。我们发现刘案有许多重大问题，如逮捕拘禁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教授杨承祚等11人，对北京师范学院教授张重一进行刑讯逼供，直至死前一小时还进行突击审讯；派人去沈阳，组织三百名红卫兵和一百多名解放军干部战士，查遍全东北的档案馆、图书馆，查找刘少奇的所谓“自白书”，都是江青批准执行的。后又查到，1968年6月30日一办制定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序列和审查对象登记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审查小组的分工，江青名列第一。进而查到谢富治1968年2月26日在专案组2月22日的《综合报告》上批示：“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后来又查到江青亲笔写给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信，声称专案一办、二办，不给她看原件材料，夺了她的权，大发雷霆，强迫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作检查。林彪支持江青，批示说这是“政治组织上的错误”。这就进一步证实，刘、王专案是江青主管的。还查到1968年9月8日江青接见中国京剧团等单位代表讲话中，自称“我现在是负责第一重要的专案”，讲话录音俱在。1968年9月20日，林彪写信，对江青的诬陷活动表示“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铁证如山，江青矢口抵赖，也是枉费心机。

　　总之，在多数明显的问题上，我们是划清了罪错的界限，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也还有争论，对不一致的问题，有的宁愿舍弃。这说明，我们在执行中央的办案方针上，还有这样的弱点。
　
　　侦查过程中，有大量材料证实，林彪、江青两伙，为了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自“文化大革命”开始，至1971年9月，5年期间是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尽管由于分赃不均，常有勾心斗角，也掩盖不了他们勾结作乱的实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揭露和粉碎后，江青反革命集团搜罗其余党，又继续进行阴谋活动，并且庇护林彪，以掩盖自身的罪行。1971年11月，张春桥还说：“对林彪的讲话，你们不要什么都批，他的讲话，有些是我写的，你们要批就批我好了。”“天才，十一中全会公报正式用的，然后才是《再版前言》，十一中全会公报我参加起草，《再版前言》我也参加”。不打自招，一言道破了天机。中央根据预审侦查发展情况，决定并案起诉，分庭审理，一案判决，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决策。从公布起诉书、开庭审判后，国内外反映普遍良好，充分证明中央对处理该案的方针是正确的。
　
　　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依法办案中央要求我们，严格按《刑法》、《刑诉法》办事，用实际行动把林、江集团案办成依法办案的典范，开创一个新的里程碑。我们在侦查预审过程中，遵照中央的指示，一边学习，一边打仗，严格地依法办事。
　
　　林彪、江青一伙，罪恶滔天，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遭受诬陷迫害和遭受株连的广大干部群众，以及一度被蒙蔽、欺骗的干部群众，都可作证，闭着眼睛也能给他们定罪。但是，具体办案，还是要一步一个脚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实事求是地确定触犯刑律的罪行；犯罪事实要有确凿的证据，决不凭想象和推测。有几条罪算几条，是谁的罪算谁的，而且主次要分明，不勉强凑数，笼统认定，更不能张冠李戴。取证要注意证据的法律效力，询问证人采取个别进行。证人证言，要一人一证、一事一证；有二人以上共同作证的，另行补取。原始证据，一律不作技术处理。犯人口供或揭发材料，取不到确凿证据或没有两人以上印证的，都不用。“砸烂总政阎王殿”的罪行，曾被认为是林彪、江青合谋的，经查，根据不足。江青女儿肖力1967年10月20日向总政筹备组7人传达，说“首长”指示“要砸烂总政阎王殿，你们要战斗，要突击”。传达记录存叶群处，7名听传达的，仅1人说可能是江青叫传达，6人都未肯定是谁的旨意，我们就不作江青的罪行。有的原始书证、笔记还经过法律鉴定，有的既取书证，又用原始录音，做到周密有力，确凿无疑。
　
　　预审一开始，我们就把《刑法》、《刑诉法》交给嫌犯，反复阐明《刑诉法》第32、34、35条和第64条，有的几乎每次预审，都提到“可以陈述有罪的情节或作无罪的辩解”，“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允许申辩，不搞诱供、逼供，更不侮辱人格。监管工作，始终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如实记录嫌犯口供，同时录音、录像，有的还拍成电影。笔录交嫌犯核对，允许修改补充。张春桥在审讯中拒不回答问题，也不在笔录上签字。我们将他的犯罪事实、有关证据和证人证言等，都记录在案，依然形成法律文书。预审前未办逮捕手续的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依法补办了逮捕手续。
　
　　审理江青反革命集团案，采用了检、法提前介入办案的做法。预审开始后不久，检察院、法院即陆续派人参加，熟悉材料，了解案情，共同研究。在办案中有不同意见，摆出来充分讨论，统一认识。对主要罪行的证据材料，公、检、法三长共同逐件审查，对我们预审侦查进行实际监督；检、法两家对某些问题认为需补证或纠正，我们认为合理的，立即照办。公、检、法三家尽管也有过一些无谓的争议，有时调度工作不够周密，出现重复劳动，但是，总的看，对这样一起特大案件，检、法提前介入，一、它为迅速通过检察院起诉，进入公开审判，提供了重要条件；二、能够实行相互制约，保证了办案质量，做到不枉不纵；三、不违背依法办案，不影响独立检察、独立审判的原则。说明这样做是成功的，可取的。
　
　　三、大力开展调查研究，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江青一伙犯罪时间长，惯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问题牵涉面广，两类矛盾交织，他们还自称是“过高级政治生活”的，情况确实复杂。接收案件之初，我们曾视为畏途。中央为我们制定了正确的方针，还要求我们解放思想，冲破“禁区”。江青一伙已是阶下囚，我们是代表人民进行正义的审判。我们的主要法宝是调查研究，特别是对江青、张春桥，预审组的力量重点是放在调查取证上，用事实和证据说话。开始时，党内绝密的档案和资料仅允许少数同志看。对有一定身份、地位和影响的人，不能直接查找取证，特别是与中央领导同志有牵连的问题，其中个别的开始时“禁区”也未打开。后来我们写了报告，经中央批准，问题还是逐步地得到解决，使我们对许多复杂的问题，弄清了全貌，了解了背景，这对统筹全局、正确认定江青一伙的罪行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2项重大事件不列入起诉，就是经过周密的调查、验证、核实而决定的。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写过23篇“重要文章”，查背景、查责任、查危害，逐篇验证，逐步压缩，最后认定1966年8月1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人民日报社论危害最为严重，陈应负直接罪责，才予以认定罪行。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最根本的是把事实搞清搞准。我们强调多方取证，反复核实，力求做到每一项材料都过得硬、打得准。对犯人口供或线索，经过查对，得不到印证的，或没有确凿证据判明真伪的，一律不用，坚持少而精。戚本禹交代，江青曾单独向他诬陷朱德同志“朱毛、朱毛，真正是朱反毛”，并指使、煽动人民大学学生“打倒朱德”，经反复查证，无旁证材料，就未作江青罪行认定。张春桥的很多犯罪活动，具有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的特点，单独召见一些人，面授机宜。我们没有满足于直接证据，尽力挖掘更多的旁证。张春桥1966年12月18日单独约见蒯大富，最早授意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活动推向社会，我们看了蒯的交代，曾一度认为缺乏旁证，准备放弃使用。后来查到了蒯的原始记录和张春桥在位时蒯的几次交代和记事，又取得其他人听取蒯传达张授意的证明，实地考查蒯交代张春桥接见地点的现场，又查对了毛主席在当时还把刘少奇当党内问题的多次讲话批件，才认定张春桥罪证确凿，予以使用。总之，坚持做到人、地、时、事、背景，联系起来都可认定有罪，才予使用。
　
　　在预审侦查过程中，共派出调查组53次，发出商调函22件；查阅案卷1716卷又789件；查询（审）证人421人；取得书证1992件，用于5名主犯650件；取得证言2961件，用于5名主犯694件；审听录音带649盘，定罪使用64盘。这样我们对情况从全然不知或知之较少，到知之较多、较全面，问题性质也就较易分清，对付嫌犯就能处于高屋建瓴的地位，工作信心也随之提高了。调查和预审紧密结合，互为作用，有调查工作较为坚实的基础，预审工作才能较快较好地顺利结案。
　
　　四、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灵活运用斗争策略林彪自我爆炸，折戟沉沙，“四人帮”被粉碎，不费一枪一弹。他们恶贯满盈，且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政治上已是僵尸，是纸老虎。但是，他们，特别是江青一伙，凭借身份特殊，借毛主席和搞“文化大革命”作挡箭牌，以求逃避人民的惩罚，不可掉以轻心。中央指示我们，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既要充满必胜的信心，又要认真对付，多想办法，讲究斗争策略。
　
　　我们充分估计到预审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听取前段工作介绍，研究材料，熟悉案情，认真做好准备。12名案犯，大体分三类，一类是基本认罪，或通过预案能够认罪的，如王洪文、陈伯达；一类是基本认错，通过预审可以交代一些事实，但不认罪的，如姚文元；一类是拒不认罪的，如江青、张春桥。前一类占多数。我们既从集团案考虑，又区别不同对象，采取对策。决定战役上打总体战，战术上抓重点、选弱点，四条腿争取打断它一两条，分化瓦解，四面包抄，解决战斗。篡党夺权、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江青一伙罪行的主要部分。预审开始时，正值中央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拥护，反响强烈，对江青一伙是个重大打击。嫌犯内部也有很大震动。鉴此，首先就选择了诬陷刘少奇同志的问题作为突破口。根据总的部署，各预审组结合各个案犯的具体情况，分别制定审讯方案。在预审前，多数先找案犯谈话，打侦察战，摸思想动向。王洪文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他靠打砸抢起家，政治资本少，是这个集团的薄弱环节，较易突破。他开始交代问题时，避重就轻，经过教育，出示证据，晓以利害，逐步认罪，表示愿意揭发江、张等人的罪行，争取立功赎罪。我们还让他面对面地揭发了张春桥，从而基本达到了四条腿打断一条的目的。姚文元，一再表示“要争取有个好的结果”，交代了一些事实，但坚持路线错误的防线。我们就适当地让他多讲，从中发现线索，扩大战果，揭他的罪行。江青、张春桥坚持反动立场，态度恶劣。一个抵赖狡辩，胡搅蛮缠；一个拒不回答问题。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充分揭露。对张春桥使用了五名证人，七次当场作证，他手下的文（徐景贤）、武（王洪文）两主将，都当面揭露张春桥。如螃蟹的两只钳子，都给摘了下来，既揭露了敌人，又促使这个集团的分化。
　
　　在预审中，原则上着重围绕江、张两主犯，从抓个人罪入手。抓住个人罪，拖出了集团罪。不打无准备之仗，不侥幸图胜，从难从严要求。每次审讯，都事先制定预审提纲，把取得的罪证材料或准备提问的问题，编成措词严密、明确、符合法律用语的问话，不给嫌犯钻空子，也估计到嫌犯可能作无理狡辩，有准备地及时给予有力的批驳。
　
　　由于案情重大，案犯一般都避重就轻，就连态度较好的王洪文，在交代1973年10月到长沙诬告周总理、邓小平的问题时，也隐瞒了毛主席事前已通知他提议邓小平同志担任第一副总理的事。我们拿出他亲笔写的“电话记录”时，他才傻了眼、冒了汗、认了账。
　
　　整个预审过程中，对12名嫌犯，谈话101次，其中5名主犯49次；审讯297次，其中5名主犯108次。工作充分，手续完备。现在看来，上了起诉意见书的罪行，除极个别的以外，都做到了事实清楚、符合实际、证据确凿、铁证如山，为检察起诉、法院审判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对两案的审判，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了。它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审视这一次正义的审判。当今，中国人民正进行新的长征，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发展；接受现代法治理念，推行依法治国方略，建立更加完备的法律体系，形成根本的治国制度，保障社会成员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审判“两案”，拨乱反正，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终结严重践踏民主法制的痛苦局面，无疑是这一征程的重要一步，是民主法制建设的一个里程碑。
　
　　（作者系浙江省法学会副会长，原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制委副主任）

　　黄荣波，《民主与法制》2000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