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红卫兵经历

　　南开大学的红卫兵


　　“文革”初期，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人数达1300多万，史无前例。20岁的我，作为红卫兵，亲历了1966年8月31日的第二次接见，那种疯狂和震撼，实在是惊心动魄，47年过去了，仍如梦随行，挥之不去。


　　1966年8月12日，我们南开大学成立了革命造反的“卫东红卫兵”，因为要造党委书记臧伯平的反，学校多方压制，只能在那天晚上，于附近的天津师范大学秘密开成立大会。我虽然也偷偷加入，但心里总是没底，究竟是对是错，犹豫不决。万没想到，我们的“卫东红卫兵”刚成立不到一周，就传来了8月18日毛主席将在北京接见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8月18日那天，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亲切地和红卫兵小将握手，鼓励红卫兵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欢呼雀跃，热泪盈眶，我原来七上八下的心也一下子踏实下来。很快，学校党委也敏锐地意识到成立红卫兵组织是毛主席的意愿，迅速将保护臧伯平的那些学生也组织成了红卫兵，名“八一八”，意在纪念毛主席的接见日。于是，南开大学的学生，除了家庭出身不好的，都摇身一变，成了红卫兵。那时的红卫兵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盼望伟大领袖能在北京再次接见，亲眼目睹毛主席的伟容。


　　万没想到，8月30日上午，刚吃完早饭，我就接到“卫东红卫兵”总部的通知，31日毛主席要在北京接见红卫兵。我激动万分，和宿舍的几个同学紧紧拥抱在一起，又说又笑，兴奋之至。下午两点多，我就和其他两位室友，匆匆忙忙往火车站赶。快到校门口时，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衣兜，突然惊叫：“唉呀，坏了，我忘带《毛主席语录》了！”旁边的两位同学也非常吃惊。“我必须回宿舍去取。”不顾骄阳似火，我边说边往回跑。


　　我们学校的校门在最东边，我的宿舍则在最西边，相隔数公里，即使健步如飞，来回也要近40分钟，而且那天异常闷热，稍一动，即汗流浃背。如今想起来，为了这么一本小小的《语录》跑一趟，实在是“有病”啊！但那时的红卫兵，其实不仅是红卫兵，几乎是全国人民，都崇拜毛主席。在我的心中，毛主席无限伟大、无限崇高，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绝对要照办。不吃饭、不睡觉可以，不读毛主席的书、不听毛主席的话不行。这种极端的思想认识，当然不是一下子形成的，是长期积累和不断教育的结果。


　　我出生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墙上挂的毛主席像。那是1946年，我的家乡太行山区的涉县，属革命老区晋冀鲁豫边区，正在土改，我们家分到了房子、土地，开始过上衣食无忧的好日子。父母对此无比感激，天天念毛主席的好，连我的名字都要加上一个“喜”字，以志纪念。上小学时，我会写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会唱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毛泽东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是那样伟大、那样英明、那样神圣！


　　1959年之后，林彪接替彭德怀主管军队工作，在全军上下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进一步强化了毛主席的神圣地位。1963年开始的学雷锋运动，核心是学习雷锋对毛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尤其是如饥似渴地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学雷锋的过程实际上变成了提升对毛主席忠诚的过程。而1964年《毛主席语录》的出版发行，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日常化、程式化的进程中，毛泽东已经变成了全国人民心中独一无二的“神”，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单纯而富于激情，尤其如此。作为中国人，特别是红卫兵，如果手中没有捧一本《毛主席语录》，那是天大的罪过，不可饶恕！


　　当我气喘吁吁从宿舍找到《语录》返回校门时，浑身是汗，但有“红宝书”在手，却倍感欣慰。等候我的两位同学，也为我高兴不已。我们仨兴高采烈，奔往火车站，大约下午5点来到了北京，住在人民大学。


　　人大这时已挤满了全国各地来参加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哪里还有住的地方呢！我们只能在小礼堂凑合一宿。小礼堂内，高低不平的台阶上横七竖八铺了许多草垫子，大家也顾不得灰尘满地、脏乱不堪，随便找一个地方，准备过夜。随后，我们三个人凑在一起，拿出《毛主席语录》，认真学习，交流思想体会。那种对伟大领袖的虔诚，今人绝对理解不了。


　　在操场练队形


　　晚上9点多，因是第一次到人民大学来，我们前往校园观光。刚一出门，迎面碰见我们班的两位女同学。两人狼狈不堪，浑身臭气。我惊叫一声：“你们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这么臭？”“唉！别提了，我们是坐淘粪车从颐和园赶到这里的。”那位姓赵的女同学哭兮兮地回答。原来，她们两位比我们还积极，上午就到了北京，午饭后赶往颐和园去玩儿，下午6点多往人民大学赶时，人多拥挤，两个多小时也没有挤上公共汽车。那时，到颐和园玩儿的红卫兵特别多，她们两个弱女子，想挤上车，无异于做梦。后来还是遇到从郊区来市里拉粪便的老大爷，才把她俩带回来。


　　那时的北京，粪便都是郊区农民晚上到市里清除，所以才出现了女大学生坐粪车回城的那一幕。事实上，很多红卫兵是来北京旅游观光的。尤其是9月之后，红卫兵乘车一律免费，更激发了全国各地戴红袖章的青年学生奔往北京“朝拜”伟大领袖的狂热。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睡得正香，突然一声哨响，将我惊醒，原来是催我们到操场练队形。当我跑到操场时，才发现自己身上满是稻草，我的两位同学亦如是，相互苦笑。早饭后，虽然天已很热，但仍集中操练，直到下午1点左右，我们才排队走出人大校门，直奔天安门广场。


　　一路上，不是喊口号，就是唱革命歌曲，或朗读《毛主席语录》。那天，万里无云，晒得我们汗流满面，因为穷，我连一块擦汗的手绢都买不起，只好连连用手擦汗。和我同行的那位女同学，总用她的手绢帮我擦。那种场景，及今念之，仍别有一番滋味。


　　那些举着大标语牌，尤其是抬着毛主席画像的，则更累；虽然时常轮换，也渐渐体力不支。大约4点半，到达西长安街中山公园门口。于是重新整合队伍，雄赳赳、气昂昂迈着整齐矫健的步伐，进入天安门广场，被安排在西侧观礼台的下侧。大家席坐在水泥地上，学习语录，唱歌，喊口号，一刻也不停。一想到很快就能见到伟大领袖，而且位置还不错，离天安门城楼不算太远，大家更是群情激昂，意气风发。5点多，广场已人山人海，吼声震天。那种激动人心、忘乎所以的场面，我至今再没有见到过。


　　“我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大约5点半，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百余万红卫兵突然沉寂下来，原因一是口干舌燥、体力不支；二是伟大领袖久不出现、甚为焦急。


　　约摸过了10分钟，也就是5点40分左右，突然“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天，人们争相涌往天安门前的金水桥旁，我也随波逐流，往那边挤，可是怎么都挤不过去，所以什么也看不见。原来是毛主席乘坐的敞篷车从天安门城楼开出来了！为的是弥补8月18日第一次接见时，很多红卫兵反映看不到伟大领袖的不足，专门开车到广场的群众中来。其他中央首长也分坐几辆敞篷车，紧随其后。到广场转了一圈之后，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这时，我才远远望去，隐隐约约看到了毛主席高大的身影，顿觉热血沸腾，一股暖流流遍全身。这种感觉，我春节回家看望父母时曾一度有过，但远远没有如此强烈、如此惬意、如此幸福。霎时热泪夺眶而出，但毕竟还是男儿身，尽量抑制，却还是无法控制。那些女生可就不同了，个个热泪滚滚，痛哭流涕，难以自禁。广场上，欢呼声和哭泣声交织在一起，说不清是喜还是悲。什么叫乐极生悲，我此时算真正领悟了。


　　为了让更多的红卫兵小将一瞻伟大领袖的尊容，毛主席在城楼上东西来回走了几趟，红卫兵随之欢呼雀跃，似波浪翻滚，在广场起伏。约摸20分钟之后，江青在城楼上宣布大会开始，大家才慢慢静了下来。先是林彪讲话，接着是周恩来总理。他们究竟讲些什么，红卫兵很少去听，心思全集中在想方设法多看伟大领袖一眼。我只记得讲话结束时，林彪喊“毛主席万岁”的声音很特别；周总理喊时则极尽全力、慷慨激昂，特别真诚。我当时突然觉得，出生入死的大元帅和万民景仰的周总理都这样忠于毛主席，我责无旁贷，只有无条件地对伟大领袖忠诚、再忠诚！大会不到1小时就结束了，广场上的红卫兵却久久不愿离去。因要赶火车回天津，我想方设法，穿过人群，赶到车站时才发现一只塑料凉鞋被踩坏了。据说，每次接见红卫兵过后，被挤掉的鞋就要装几汽车。


　　火车在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飞驰，仰望车外绿油油的大地，我心潮难平：能见到伟大领袖，多么的幸福啊，实现了平生最大的心愿；我肩上的责任重大啊，要紧跟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仅要在中国清除一切牛鬼蛇神、打倒一切反动派、建设美好国家，而且要解放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大众，让革命的红旗插遍全世界，让毛主席的光辉照遍世界每一个角落。我突然吟诵起毛主席的诗词《沁园春·长沙》：“……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那就是我们这些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啊！


　　回到学校，每遇到一位熟人，我就炫耀：“我见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了！”那种满足、那种幸福，一言难尽。在那个年代，见到毛主席，既是一种无限的满足，更是无法形容的一种政治资本。不说高人一等吧，也够让别人羡慕乃至嫉妒的了。这样的价值追求，自然让红卫兵成了毛泽东最忠诚的卫道士：毛主席英明时，他们会跟着干些好事；毛主席糊涂时，他们就为非作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搅得天下大乱。

　　（全文有删节，标题为南方都市报编者所加。）

　　李喜所，学者，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现旅居加拿大。

　　李喜所，南方都市报 2013-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