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赐香：如果袁世凯当上皇帝

　　中国人民向来有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所以袁世凯帝制取消后——事实上对所谓的帝制，中国民众也做了偏狭之理解，想当然地认定老袁要做传统的专制皇帝，而不是所谓的立宪君主。民众不懂国体无所谓（国家主权属于谁），关键是政体（政体是国家政治运作的方式），英日德能行君主立宪，为嘛中国就不能？君主立宪对中国传统的皇帝专制主义来讲，怎么着也是政治上的千年大跃进，不能不由分说地说他复辟倒退。当初革命党把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就一百个不情愿，无奈实力、威望、外交支撑、人脉资源及行政经验处处不如人，只好眼巴眼望地拱手让出。让出之后，心不甘情不愿，于是通过《临时约法》大做手脚，第一把孙中山的美式总统制改为法式内阁制；第二它甚至不是法式意义上的完整的责任内阁制，具体来讲，只有国会对行政首脑的裁制权，行政首脑却没有相应的对国会的反裁制权。总之，所谓的三权分立，在《临时约法》里的体现则是一权独大，国会称霸——大家不分阵营、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不分满汉，空前团结地一窝蜂倒袁去了，管你啥帝制，有无立宪，说你复辟倒退，要做秦皇汉武、明宗宋祖那样的皇帝，所以你先给我们退位再说。


　　痛打落水狗的舆论高潮中，最引我注意的是一份所谓的《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称总统书》。

　　第一，且不论袁世凯是否“冒称总统”，但说这“十九省公民”的说法就特别的令人狐疑，瞪眼细瞅，却是在书后附录了19省每省2个或者3个人名。相形之下，这是更大的冒称啊。数十个人名，就代表十九省公民啊？

　　第二，这份所谓的公民书，徒称意气，用词刻薄，说“吾国近三十年来文明进化之大障碍物，厥惟袁氏一人”；“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养痈蓄疽，实为乱基。愿国人速以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1］袁世凯是被你们扑杀了，尔国政治文明进化没？乱种绝没？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老大难，越是转型时期，越是需要威权人物与威权政府，何况日本的维新与德国的崛起，行的都是中央集权之路，日皇与德皇都有无上的威权。问题是从晚清立宪开始，中国就进入了二杆子状态，一波比一波激进，一波比一波不负责任，导致中国这艘千年破车开上了现代高速，不是玩漂移，就是玩拐了拐了，先是玩翻大清，后是玩翻袁世凯，他们如愿了，中国终于进入了碎片化时代与无政府社会。是为北洋军阀割据时代。

　　我始终不认为袁世凯算是军阀。但大家把1912-1928年的时段称作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而不是北洋时期，也算约定俗成，就像我们大陆一直把秦以来的宗法专制社会称作封建社会一样，名不符实，将错就错罢。若按某些学者的逻辑推论，袁世凯都是军阀了，那岳飞岂不更军阀？袁世凯的军队至少没有叫袁家军；袁世凯至少没有像岳飞那样不是撂挑子不干（皇帝几次派人都请不动），就是藐视中央政府的十二道金牌（视政令如儿戏），而是叫回家歇着就回家歇着，叫重新出山就重新出山。

　　更重要的是，袁世凯一做总统之后，作为国家政府首脑，最想做的就是裁军，就是军队国家化。打着革命和自治之类的旗号，坚决不听合法政府之政令的各种真假革命党和地方军棍才更具军阀的嫌疑——辛亥革命时十四个省独立，但只有广东、江西、安徽才算革命党的真正地盘，而十四省都督不管是不是革命党，在对抗中央威权方面则是一致的，那就是坚决拥护无限的极端的省自治，这里难保没有私信小算盘。

　　西方人士认为，晚清以降，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之外，出现了一个拿革命当职业的新兴社会阶层。兄弟我认为，传统的士农工商好歹有自己的职业道德，这个新兴的社会阶层却是典型的三无品牌：无底线、无道德、无规则。因为革命是他们唯一的底线、唯一的道德、唯一的规则，议会也成了他们参与革命分红的主要堡垒和跳梁基地。其实孙中山骂南北军阀一丘之貉的时候，这革命教主还不知道，他后来模仿苏联而建立的的党军体制比他所咒骂的南北军阀不知要军阀多少倍。

　　袁世凯在的时候，至少能维持表面上的统一。等袁世凯被扑倒之后，民国连这最后一根支柱也没有了。放眼望去，无一可望。当然，矮个里挑将军，段祺瑞成为整合民国的最有希望的人选。

　　可是，袁世凯都整合不了的民国，段祺瑞能整合得了吗？可以说，民国之悲剧因子，从一开始就潜伏下来了，并且随着历史的运行，愈加恶化。

　　第一悲剧因子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处及中国人的血脉里先天缺少民主共和的素质，且在革命前又没有足够的民主训练。

　　用黄遵宪的话来概括，中国民众也是三无牌的：无权利思想、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2］用梁启超的话来讲，则是中国国民“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这是他1903年游历美洲，考察美国各地特别是旧金山华人组织后得出的结论。一句话，身处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度，华人依然不往公民方向发展，而是保持了中国传统的宗法主义和专制主义。

　　他说：“吾见其各会馆之规条，大率皆仿西人党会之例，甚文明，甚缜密；及观其所行，则无一不与规条相反悖”。各会馆主席选任，还是中国式的：“此县与彼县争（各会馆多合同数县者）。一县之中，此姓与彼姓争；一姓之中，此乡与彼乡争；一乡之中，此房与彼房争。每当选举时，往往杀人流血者，不可胜数也。夫不过区区一会馆耳，所争者岁千余金之权利耳。其区域不过限于一两县耳，而弊端乃若此，扩而大之，其惨象宁堪设想？恐不如南美诸国之四年一革命而已。”各会馆组织，若领导强势，就必沦为“众人唯诺而已”的“寡人专制政体”，“一二上流社会之有力者，言莫予违，众人唯诺而已，名为会议，实则布告也，命令也”。若领导弱势，则必沦为“无政府状态”的“暴民专制政体”，“所谓上流社会之人，无一有力者，遇事曾不敢有所决断，各无赖少年，环立于其旁，一议出则群起而噪之，而事终不得决。……若其因议事而相攘臂相操戈者，又数见不鲜矣。”梁启超由此又想到了国内的组织与此一个毛病，“不徒海外之会馆为然也，即内地所称公局、公所之类，何一非如是？”［3］梁启超神就神在，他提前十年就把革命后果及民国乱相的根源全部指明了。当然明白人也不仅他一个，黄遵宪、严复甚至袁世凯，都是明白人。找不到中文资料，只能从西方学者那里找到袁世凯1913年12月发表的一段有关自由平等共和民权的演说，从这段演说里，我们可以发现，袁世凯对中国的弊病包括革命党的底色还是看得很透的，他说：

　　“今天人人嘴上都谈‘平等’一词，而平等只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意指等级之分应予取消，各人皆可否定法律，自立准绳……‘自由’是另一华丽的现代词，但它是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的，在此范围内人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自由，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那些主张平等、自由，而又不问对不顾法律的放肆是否要给予制裁的人，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个东西是没有的：他们把堂皇的口号当作推动叛乱的号召而加以利用……再者，‘共和’也是一个雅致的词，但外国人对这个术语的理解，只是在国内有普遍的发言权，而不是全民都必须干涉政府的行动。这种干涉除了造成混乱之外，还可能造成什么结果呢？至于‘民权’这个术语，除了选举总统的最高特权外，它还包括代议权、选举权；它切不可理解为包括处理行政。”［4］民国第二悲剧因子乃是革命党为了一党之私，罔顾国家前途及国家根本大法，因人而设、儿戏而设的《临时约法》。

　　《临时约法》是革命党为了制裁袁世凯而设计的临时宪法，用孙中山的话来讲，是为了给袁世凯戴个紧箍咒。这咒还不是像唐和尚那样万不得已，确信自己正确时才念，而是不管不顾，随时随地随性地念。一句话，《临时约法》本身的缺陷导致它是一部不可执行的宪法，不可执行导致执行者不得不出轨，而一方出轨导致博弈的另一方更出轨，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再没有人愿意遵守游戏规则或者干脆视游戏规则为儿戏，于是中国进入了传统意义上的大分裂时代。

　　民国年间为中国政府当了几年宪法顾问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韦罗璧说：“折磨中国人的政治动乱主要不是由于普遍缺乏维护自治或政治监督的代议制方案的能力，更多的是因为他们一直试图在基本上不完善的宪法下管理他们自己。”［5］说得太对了，不是大家执行能力不够，而是宪法没法执行。由此，新生的民国在西方人眼里也变成了三无牌的：无领导，无原则，无效率。［6］

　　我觉得，在想做皇帝这件事上，袁世凯本人也说不清他是怎么有了这主意的。对于袁世凯来讲，他本来的政治理念就是君主立宪制。是革命党在南北和谈时，咬住共和不放松，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做出才妥协。本来是袁世凯想用君主立宪招革命党的安，结果却是革命党用共和总统招了袁世凯的安。

　　妥协之后，袁世凯决心共和，可是一个因人而设的漏洞百出的临时约法，外加一个嚣张的罔顾国家利益不知何为的国会，倒逼着他向左转：这叫哪门子共和啊，还不如中国传统的那些东西稳重实在。

　　晚清十年新政，确实搞得很实在，很稳健。第一，废除科举，新式教育全面启动；第二，废除传统的中华法系，引进大陆法系，司法独立开始起步；第三，官制改革，传统衙门开始向现代政府部门过渡；第四，中央和省先后出现议会预备机构：资政院和谘议局；第五，地方自治开始起步，各种民间团体诞生，公民社会发育；第六，政府虽有报律，但民间办报自由，社会舆论空间不小；第七，经济发展不慢，19世纪末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仅有8000万两，但是1900年达到2亿8000万两，1911年受到革命的影响仍达到2亿6000多万两。［7］第八，政府官员中，不论满汉，都有数量不少的改革精英，且改革已成为大家的共识。总之，若不爆发辛亥革命，晚清新政可能给大家交出一张满意的答卷。

　　革命党人利用了政府的失误——第一失误就是所谓的皇族内阁，1911年建立的内阁固然有皇族性质，可是政府答应1913年就要召开国会，一经国会选举，注定皇族内阁仅是过渡性的。再说原先是人家皇帝一言九鼎，现在让皇族其他人参与进来，开始由皇帝的寡头政治向贵族精英政治转型，总归是一种进步。第二失误就是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民营铁路公司不但资金缺口大，且管理不到位，比国营铁路部门的贪污腐败、挪用亏损还要严重得多，政府干嘛急着收归国家呢？让股民自己发现问题后闹去，闹得不行了，政府再出面充好人，帮他们收拾烂摊子。为嘛非得提前充好人，结果让人借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号当坏蛋打而冤死，革命也以近乎儿戏的方式成功。

　　对于革命党来讲，破坏容易，建设难。

　　第一，破坏是他们的职业特性，这种职业特性如果没有强健的社会与法治拦着，在革命成功后会成为一种惯性，典型的例子就是孙中山，放着法律渠道不走，在辛亥革命后发动三次非法战争：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和北伐，特别是二次革命，给民国带了一个不良的由头，那就是动不动拿枪杆子说话。

　　第二，知识储备不足。就上了些日本专门针对中国留学而开设的速成性质的野鸡大学，还没好好上。日本政府当时鉴于清国留日学激增，鱼龙混杂，乱七八糟，应清政府之请，订立一个《关于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则》，就是让学校加强管理，学生好好学习之意，但是革命学生不看规则本身就开始造势，声称此乃中日两国政府之勾结，于是做出了一系列激烈举动。说穿了他们所追求的就是不用跟政府报名、不用在学校上课、随处住宿、到处乱窜、吃喝嫖赌的学生生活。这种追求能学到些什么，恐怕只有盲从革命的热情和共和口号的空泛吧？

　　第三，为目的不择手段的德行和自认正义而泛滥出产的道德优越感。一句话，做再没有道德底线的事儿，都可以打着革命自由的旗号。袁世凯看穿了革命党，而且他的向左转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缘于革命党无良无德的倒逼。

　　另外我们还不得不承认，任何社会转型时期，都是新旧纷陈，歧义多重的。任何深度改革，都会触及人的物质特别是精神层面。有人走向未来，必有人走向过去，而未来和过去常常是相通的。正如黑格尔所言，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8］站在这个角度，袁世凯的向左转，顶多是回归传统。一句话，现代化遭遇挫折，回头去传统里找出路，也是唯一的选择。这无关对错，只是现代化道路上的频繁试错而已。还好，并不是我一个人持这种观点，很讨厌袁世凯的庄士敦借用一个法国神父的观点如此评价曰：“他也认为，如果与当时中国所能建立起来的议会制度相比，袁世凯如果能够延续其独裁统治，将会给国家带来更多的利益。他说：‘袁世凯打破了国会对国家束缚的不利景况，显示出他有能力把那个民族从毁灭中引导出来。’”［9］袁世凯回归传统的举措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尊孔。康圣人对民主共和十分不满（我也不满），革命前后一直坚持孔教至上。其徒弟陈焕章，大清末科进士兼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贯中西，虽然反对老师的帝制思想，但也坚倡孔教，1913年创办《孔教会》杂志，且与严复、梁启超联名上书参众两院，要求奉孔教为国教。黎元洪、冯国璋等更是通电响应。不得不承认，这也是民意之一种。袁世凯选择的是听从。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孔令。9月3日，孔教会在国子监举行祭孔大会。袁世凯特派梁士诒参加，以示尊重。之后更是有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尊孔活动。按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的记载，袁世凯这方面的观点是：“我深信保护中国之传统信仰十分重要”；“政府要想着重指出，孔夫子的伦理道德原则乃是教育的一个部分”。［10］第二，复古。指责袁世凯复古的最大证据，是祭天。虽然袁世凯认为“天视民视，天听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古老的政治智慧里也含有“天下为公”的意思，但是指责者只想到了“天子”二字。袁世凯祭天，我倒不认为出格，仰望星空嘛。何况内务总长朱启钤对此还有中国特色的解释，他对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说：“忽视祭天，对民国政府来说是有危险的。全国农民根据阴历查看有关播种、收获以及其它农事的仪式。如果废除现在政府已经确定要举行的冬至祭天典礼，而跟着来一个荒年或大歉收，全国农民一定要责难政府的”。“当然，祭祀并不能一定保证丰收，但无论如何，却可以减轻政府的责任。”［11］第三，尊崇清室。1913年元旦，袁世凯特派朱启钤到乾清宫向宣统皇帝道贺。2月15日隆裕太后寿辰，又特派梁士诒致送国书，祝太后万寿无疆，并命赵秉钧率领全体国务员，以外国使臣礼进宫祝贺。时隔七天，隆裕太后病逝，袁世凯亲臂黑纱，命国务员至祭，令国务院通电全国，各官署一律降半旗27天，文武官员一律服丧，以志哀悼。10月19日，袁世凯向大清皇帝陛下写了一个报告，陈述了自己奉太后懿旨，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共和国体，自己当选总统的经过，最后保证自己要好好干，并恪守优待条件，以慰太后在天之灵。


　　袁世凯这样做过分吗？一点也不。倒显出他这人厚道的本质来。也许是太厚道了，让某些前清遗老遗少产生了幻觉，或者说，就想骑袁世凯头上了。代表人物是劳乃宣。义和团之乱时，他是直隶吴桥知县。现在，觉得袁世凯应该还政于清了，给袁世凯上了一个方案，说辛亥革命误解了共和，共和就是皇帝年幼，内阁总理和国务大臣共同负起责任而已。估计这老兄想起了历史上的周召共和，所以他建议袁世凯：中华国不能再称中华民国了，得称中华共和某年；总统任期五年，如许再任，得延长至十年；袁世凯还政之后，大清皇帝赐袁世凯世袭王爵。袁世凯本就与他交情不错，看了之后，不但不生气，反而邀请他来京参政。这一来，清室遗老更张狂了，纷纷叫嚣起来，弄得好多人士沉不住气了，纷纷质问政府。于是袁世凯要求查办，并对清室作了尊重中华民国统治权的一些细节规定，清室复辟派这才消停下来。


　　第四，修正《大总统选举法》。1914年12月，袁世凯公布了新修正的《大总统选举法》。主要精神如下：大总统任期十年，得连选连任；大总统连任，参政院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即可；大总统有权举荐三位总统候选人，其姓名由总统书于嘉禾金简，钤盖国玺，藏诸总统府特设的金匮石室中。金匮的钥匙由大总统掌握，石室钥匙三把，由大总统、参政院院长和国务卿分执其一，只有大总统令才能开启；大总统由大总统选举会产生，选举会由参政院参政、立法院议员各五十人组成，选举之日，大总统将三位候选人公布，他们可与现任大总统一块儿参选。


　　第五，老袁回归传统最猛的一招是，拥抱帝制。这方面，老袁是有些糊涂，不知道，“孙中山这尊雕像的意义在于仅仅制止人们搞穿龙袍、戴皇冠、登基大典之类的复辟形式，却并不能阻挡不穿龙袍的皇帝君临中国！”［12］一句话，你干嘛不发明一个主席或者委员长的称呼呢？但百姓更糊涂，不知道按保守主义的视角，政权掌握在一个人（皇帝）、少数人（贵族精英）或者多数人（民主）手里，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权力运作的方式！一句话，国体无所谓，关键是政体！


　　糊涂遇糊涂，容易酿成悲剧，所以洪宪帝制既是袁世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华国民的悲剧。袁世凯给自己的帝制起的年号是“洪宪”，按照他给美国公使芮恩施的解释，这个年号的意思是“伟大的宪政时代”。[13］按庄士敦的解释，意思更丰富了——“洪”是清王朝的尅星，“洪武”是明朝第一个皇帝的年号；第一个与满族人作战，后来被他们打败，做了清朝皇帝顾问的是明朝总督洪承畴；差点把清朝哈灭掉的太平天国领袖叫洪秀全；反清复明的三合会，内部成员自成“洪家”；武昌起义后军政府都督乃黎元洪等等。［14］据说梁士诒还想把袁崇焕弄成袁世凯的祖先，就因为袁崇焕乃是明末的抗满英雄云云。[15］

　　注释：

　　［1］李希泌等：《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25-627页。


　　［2］张朋园：《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3］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梁启超全集？第四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7-1188页。

　　［4］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页。

　　［5］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2页。

　　［6］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0页。

　　［7］袁伟时：《昨天的中国》，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74页。

　　［8］转引自阿兰·佩雷菲特（法）：《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1995年版，扉页引语。

　　［9］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版，第95-96页。

　　［10］芮恩施（美）：《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6页。

　　［11］芮恩施（美）：《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7页。

　　［12］李劼：《我们的文化个性和个性文化：论世纪现象》，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13］芮恩施（美）：《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6页。

　　［14］庄士敦（英）：《紫禁城的黄昏》，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版，第92页。

　　［15］庄士敦（英）：《紫禁城的黄昏》，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版，第86页。

　　端木赐香，作者博客  2013-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