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黄万里教授

黄万里教授上海人，1932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时年21岁，留美学习水利工程。回国后曾任甘肃水利厅长、辽宁水利厅长。解放后回母校参与水利系建设，任水文学、治河工程、农田水利等基础课和专业课教授；我多次担任这些课的课代表。1951年底，教师思想改造，我任黄教授小组副组长，在组长铁道兵调干班书记的领导下工作。由于我们的宿舍－－眷诚斋到黄教授的住宅，也就200米不到，因此时常在下晚自习后去黄教授家，两人屈膝交谈；夜深，黄教授拿出饼干桶，每人几片，饮尽杯中残茶，转回宿舍。

在与黄教授的交往中，交谈愈深，愈感到黄教授为人正直、坦诚；学术上孜孜不倦、造诣很高。因此在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唐山交大改为铁道学院；水利专业调至清华。顾院长找我商量黄教授的去留。我提出，黄教授是著名的水利专家，不宜留在铁道学院；应随水利专业学生去清华；好继续他的水利报国之志。1957年我调到北京工作后，不时去清华看望黄教授。这里就我认识的黄教授作一些回记。

黄教授心胸开阔，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满面笑容，无拘无束；当你再跟他深入交谈评议趣事时，他会开怀大笑，一片诚实，不由你不与他同样的释怀忘我。

大概是1950（49？）年秋季开学后，黄教授来到我们学校。中等身材、胖胖的体型，一脸的笑意透着一片诚实。秋高气爽的下午，学校推动同学到操场、花园、空地，跑跳、打球、扭秧歌、跳集体舞；鼓励教授们也来扭秧歌、跳集体舞。这时经常会见到一位胖教授在老师们围成的圈子里，抬脚、舞臂或扭秧歌；动作是那样的不协调和笨拙；但透过他一脸坦诚的笑容，你可以感觉到他是那样的认真和快乐;旁观者也心情愉快。

黄教授热爱水利专业，课上课下经常讲述李仪祉先生的事迹、激励我们学习水利工程。

李仪祉先生是我国现代水利工程的开创者。早年留学德国学习水利，回国后，在民国初年，在极其困难艰苦的条件下，长期深入基层，先后建成大型水利灌区－－渭惠渠、泾惠渠等多项惠民工程，使广大干渴的关中平原成了米粮仓；数百万脸朝黄土背朝天的、靠天吃饭的苦难人民，从此走上了庄严生活的大道。关中人民敬仰、崇拜李仪祉先生；为先生建庙，香火延续，祈求保佑他们永世平安。李仪祉先生以治黄为己任，推动政府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自任第一任主任。

李仪祉先生的壮举，激发了年轻学子的爱国热情。黄万里赴美攻读水利工程；先后同班严凯去荷兰学习水利工程，回国后曾担任连云港总工程师、塘沽新港总工程师，院士、南京水科院院长。先后同班李伟国（？），离开学校后径直投奔李仪祉门下，参加洛惠渠的建设，设计了坝顶溢流的砌石坝。大块青石坝体，OG曲线的坝面，优美飘逸；由坝顶溢流的水舌，顺势而下、光滑平稳、十分的壮观美丽。由于长大的黄土输水隧洞，工程艰巨、且经费不足，器材—多半是进口的、一时半会到不了；工程拖了很长时间。

须要说明的是，解放前所有大的工程，如铁路、码头、水坝、桥梁、隧洞等，使用的器材、机具，几乎全部进口。如修铁路，钢轨、枕木、道钉；建楼房，木材、钢筋，洋（铁）钉；都是一船一船地进口。高等学校工程设计课用的木材和钢材应力标准是美国规范的标准。直到解放后，通过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实验研究，才逐渐的建立了我国的应力标准和设计规范。

由解放前开工直到解放后洛惠渠的长大隧道才打通；工程断续进行了19年。李伟国住在工地，十分艰苦地坚持了19年，迎接解放；亲手将工程交给新中国、交给人民。解放后李伟国任陕西省水利厅长，继续李仪祉先生的治黄惠民工程。

1950年夏，黄教授介绍我们班水利组三位同学去陕西实习；李伟国厅长亲自接待，领我们由西安来到大荔县洛惠渠调研。首宿上游坝址。夜深人静，山区渐渐地凉下来；品尝着大荔特有的三白西瓜，聆听李学长细述工程特点；学长爱国爱民之心系于言表。

大荔县是洛惠渠主要灌区；农田里、浇水的棉花1米多高、饱满棉桃挂满枝头；高坡上够不到水的，只有30多公分高，瘦小的棉桃屈指可数。沿渠居民每家院内皆有水窖，农田春灌冬灌时储满清水供食用；否则就得吃苦水。居民敬水利干部如神明、感恩载德。这里、当时－－解放初期，贯彻收税、土改、征兵等重大政策，都得有水利干部参与解说，否则不易推行。

李学长退休后住在杨林，为西北水利科学研究院的试验、研究贡献知识。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去西北水科院收集粘性土抗冲刷试验资料，还去李学长家看望老人。

黄教授在美攻取博士后，遍访美国诸多有名水利工程。除学习勘测设计要领外，关心施工细节；如土坝心墙和坝体密合的处理、闸门防水结构局部大图……等，收集有关资料图纸；讲课时一一拿出要我们认真看清楚这些细节；避免将来工程中不该出的“细节引发的大问题”。黄教授回国后，走入基层、投身治河及农田水利。主持过多处灌溉工程建设和河道溃决的堵口工程；成绩斐然。在甘肃农村，有为他建立的记事石碑；对此，黄教授说是李仪祉先生的教导，自己一点工作得到人民的认可，十分高兴；鼓励我们到基层去。

黄教授潜心研究历代治黄文献，徒步沿黄考查。交谈中、黄教授多次表示，治黄非我莫属；信心满满。黄教授不论在教学上还是在社交言谈中，非常的坦诚、豁达，非常自信，经常流露着我能行。因此在同学中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老子天下第一”；不仅是土木系、其他系同学也是如此称呼他。这样的称呼是推崇黄教授敢为人先的学术功底和坦诚。

黄教授治学严谨、追求学术高端、勇于实践。讲课时一再告诫我们，水文分析要求有较高的数学基础。黄教授自己的数学功底很好，但还一再表示，数学不够；不断的学习数学，找数学教研室主任、数学教授切磋。在黄教授的教导下，他的大女儿黄且园高中毕业时，保送北大数学系、大儿子黄观宏也进入北大数学系。

黄教授文学修养很好。他编的讲义、教材，文字简洁、顺畅、易懂。我的研究报告、论文、和书，在文字上能受到同事和文编工作者的赞赏，也有受到向黄教授学习的成分。黄教授善填词、作诗，非一般学者所能比拟；出过一本集子。这方面我这做学生的则不能望其项背了。

1956年水利部召开部务委员讨论三门峡工程上马，与会者一片赞颂之声。唯黄教授指出，泥沙问题短期难以解决，工程不宜上马。可惜真知灼见未被采纳。1957年以后，黄教授长期在三门峡工地劳动，但对治黄的抱负从未松懈，一有机会就呈情治黄方案。改革开放后，回到清华水利系泥沙中心任教；虽然年事已高，仍孜孜不倦于学术研究。一次我与黄教授交谈时、问及黄教授目前工作，黄教授说我在为研究生导师讲课。黄教授师德和学术，深得师生们的爱戴和推崇。1956年黄教授划成“右派”后，为黄教授辩护而受牵连的师、生，大有人在。

1997年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聘我担任京沪高铁南京越江工程水文勘测设计总顾问。当时提出的越江方案有两个。一个是第四设计院提出的沉管隧道。这个方案得到：长江水利委员会全力支持；?铁路隧道专家、教授、院士全力支持。一个是大桥局提出的桥梁方案。沉管方案新技术、造价低，致命弱点是不能承受较大的河床冲刷。桥梁方案系常规工程，但造价高。工程总公司要我组织调研进行决策。我组织了大规模的实地河床洪水观测、室内整体动床试验；取得了无可争辩的、可靠的资料。一场大洪水河床冲刷深度达到10米；很明显，沉管方案失去可比性。但第四设计院在两大全力支持下召开了有七位院士参加的讨论会，肯定了沉管方案的可行性（见1999年11月17日“人民铁道”报第一版）。1999年12月，工程总公司决策层－－主管副总经理、正副设计处长和我，讨论选择方案。他们三人一致同意沉管方案，我不同意。12月底向部长汇报时，没有让我参加。我得知此讯后，与2000年初写信给主管副部长，略呈利害关系，要求重开学术会议讨论。两年后、2002年初，第四设计院召开会议。会上沉管方案两个全力支持方，分别提出报告。一是沉管在河床上向后推移和向后倾覆稳定性报告，一是长江委设计院提出的混凝土块排防冲刷报告；都肯定沉管是可靠的。我在会上指出，稳定性报告依据的力学图画是错的、自然界没有这种现象；混凝土块排防冲刷不可行。这才结束了这场闹剧。这种执着、不能说没有受黄教授对工作认真负责、敢于坚持的的影响。

黄教授在讲授治河工程学时，除在规划设计上要求总体完美、理论可靠外。技术上既要先进也要符合国情和乡土实际；不能纸上谈兵、不顾一切的追随国外。曾举1946年黄河花园口堵口工程为例告诫我们。

众所周知，黄河中下游，自河南花园口以下为地上河，全靠两岸大堤约束水流。一旦大堤溃决，其为害之大、堵口工程之艰巨，无有过其右者。是举国大事，世界瞩目。1937年日寇侵略我国时，由徐州沿陇海铁路西进。国民党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水淹铁路及大片农田、村镇；阻止侵略者的狂妄。1945年日寇投降后，联合国贷款堵口复堤。由美国专家任总工程师，中国专家为副总工程师。

黄河中游是大片的黄土平原，堵口的主要材料只有黄土、秫秸（高粱杆、玉米杆）、灌木、小树。石料和大树都少有，要有、运距很大。因此，只能用秫秸、灌木条编制的席、帘、网，裹上土、石块……，做成体积很大的埽、捆…等堵口物。施工时，先在决口上游、以既有大堤为根，修建偏向下游的挑水坝，将主流挑离口门。这时将大量、巨大的埽、捆…等、由决口的上游堤头投入河中。边投、边上土、石，并上人踩踏；这种方法叫“进占”。也可同时由口门下游堤头投放堵口物，向前进占；逐步收窄口门。等到口门收窄到，很小时、譬如说不足十米。这时就将预先做好的，一个巨大的、有点长、一头大一头小、适合口门大小和形状的埽－－“萝卜埽”、亦称“龙门埽”，用众人的力量推入口门；并立即上料（土、石）、上人采踏，直至堵住水流和渗漏，是为闭气。这就是我国治河先贤创造的、适合河流河流域情况的“立堵”。是千百年来，堵住多少次黄河缺口的有效方法。

在花园口堵口时，中国副总曾提出采用立堵，美国老总决定用他们的洋办法－－“平堵”。在决口东西两堤头之间，用打桩机打上两排木桩；当然打桩机是美国的、木桩也是又直又长的美国洋松。桩顶铺上钢轨，和临时修建的、由京广铁路黄河南岸站出岔、到花园口工地的临时铁路衔接。将通过铁路运来的、整列车的石料，平铺地倒入决口，抬高水位，直至断流。但就在水位抬高、尚未断流时，轰然一声木桩倒塌，全功尽弃。这时中国副总又提出用立堵法，洋老总仍然听不进。

再次由美国运来更粗更长的洋松桩。打桩、铺轨、倒石头一切如故。又是轰然一声倒塌了。这次连打桩机都冲不见了；调来水陆两用坦克打捞打桩机；坦克陷入泥水中动弹不得。洋老总一筹莫展，只能请中国副总出来收拾。

立堵法进展顺利，就要合龙了。历史的经验，合龙前要请大（代）王、唱戏；犒劳民工，然后一鼓作气将“龙门埽”推入口门、闭气。

在花园口堵口时，前两天就由年长的农民工找来一条小蛇－－“大王”，供在工地。堵口当天，将大王放在一个小盘子上，供在早已搭好的台上。中国副总，西装、领带、革履，率领全体民工上香、叩拜。大王面前展开唱戏的戏码折子，小蛇的头指向哪里、就唱哪出戏。农民工喝酒、吃肉。酒足饭包后，敲锣打鼓、大放鞭炮，副总率全体民工上堤，各司其职。一声号令，众人拼力向前，将巨大的龙门埽推入口门；立即上土、石……，上人踩踏；直至闭气。

黄教授讲完上述情况后，接着讲述自己组织过其他小一点河流堵口的事迹。并说，他用的也是立堵法，合龙时也请大王唱大戏；自己也西装革履，烧香、叩头，一点不能马虎。为什么，这是民俗、是民族文化。只有尊重民俗、尊重民族文化，才能取得民工的信赖，顺利完成工程。

在课堂上，黄教授一再告诫我们，教材和他在课堂上的讲述，只是这一门课程的大致和概要。要深入课程的内涵和要领，必须大量阅读有关文献、查证资料；通过自己的查找、阅读、思考、分析，归纳出来。还指出，国际上工程技术方面的文献、资料，大量的是用英文出版。对这些文献资料，虽有一些中文翻译，但不仅量少、不全，且翻译多有不通达之处。因此每堂课都给我们留下不少英文文献，让我们到图书馆去借阅；而且考试要考这些内容。黄教授还说，大学教授的责任是，教会学生发现问题、找文献、查资料，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学生学习的目的是学会找出问题，翻阅文献、查资料，找出解答问题的途径。

唐山交大的教学有一个特点，一些重要课程如数学、力学等，除去大考外，有定期的小考（每周或隔周一次、一个题、十分钟）。黄教授的水文学有不定期的测验，事先不通知，上课时黑板上写一个题让大家答。那时的考试多是问答题，有时学生回答的不确切，但却啰啰嗦嗦地写了一大堆，让教授摸不着头脑，只好啪司算了。黄教授有高招，他每个题都限定答案不得超过多少个字；如3个、5个、20个字，超过了一律不给分；小考、大考都如此。黄教授一再告诫我们，学习、做学问，要踏踏实实、实事求是；不能含含糊糊，不懂装懂；更来不得半点虚假。

三年级以后，土木系分桥梁、水利、线路、市政……等五个专业。我们水利组只有七个人，住在一个房间内。晚自习中间休息时，交谈几句上午黄教授讲课的重点，难免叫几句“黄胖子！黄胖子！”的。夏天，宿舍的门是敞着的。黄教授吃完晚饭，天还亮着，散散步就朝我们宿舍走来了。一个同学“黄胖子”的话音刚落，穿着短袖衫摇着一把大蒲扇的黄教授、站在了我们房间的门外。也不知道黄教授听见没有，但他却是满面笑容的看看大家；对着大家小心的眼神，慢慢地迈进房间，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然后就课堂上可能不好懂的地方、补充几句。交流片刻，见大家没有什么要问的；打个招呼、又摇着扇子回去了。

在这样的教学培养下，我养成了一些有效的治学和研究的工作程序和习惯。在留校教书时，结合水力学和水利机戒课程，很快地决定了研究方向－－液力传动。调到铁道科学研究院后，每接到一个新课题，首先查阅国内外有关资料；重点是国际上该学科主要的杂志、期刊；在我们这个学科主要是英语及俄语刊物和书籍。由近期向早期的文献推进，有原文版不看翻译本。阅读时全文译成中文，然后再做择要、汇编。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和坚持，取得了一些结果；分别在2004年和2007年、由铁路科技图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了两本学术著作。

1951年夏，黄教授亲自带我们四个同学、到安徽史淠杭水利工程佛子岭水库的设计队实习。设计队驻在大山里、坝址附近的一间大祠堂内；离县城有好几十里地的山路。

上山时我们怕黄教授走不动，打算给他雇一顶两个人抬一个竹椅子的滑竿。黄教授说不用；两个人四条腿、还有两根竹竿、共六个原件，有一个有闪失，坐的人就掉下来了。就这样，三伏天，上身一件短袖衫、下面一条西服短裤，一顶大草帽、一条湿透了的毛巾搭在肩上；迈着沉稳的步子上山。经过山脊、垭口，大树的阴影下，一间小小毛棚前的小矮卓上，摆着几碗黄亮亮的、清澈透明的凉茶，边上还放着一个大茶桶、桶上架着个葫芦瓢，十分诱人。行人无不小息喝茶。黄教授乐呵呵的走进棚内，坐在矮卓边的小板凳上，端起一碗，先是品品茶味，然后一饮而尽。坐在茶桶旁边廋廋的、有点山羊胡子的小老头，看看他、略有迟疑地给续上一碗。黄教授又是一饮而尽。同学们背在身上的一暖瓶开水算是用不上了。

在山上，黄教授和设计队住在大祠堂里；我们四个人租住在一户农家的废牛棚。夏天棚内闷热、又有蚊子，我们就将草席铺在对着大门的院子里。一天回来的早，和户主聊天，问到山上有无老虎。户主指着大门说，前两年夏天，还有老虎走进大门在院子里转。话音一落，我们都将席子卷卷回牛棚去了。

山里林木茂盛，蛇多，经常在路上游走，甚至盘在路上休息。走路时手上拿根小竹竿，见到蛇把它挑开。晚上工作后由大祠堂就着微弱的天光回住处时，要用小竹竿在前面划着走。

拟建水库的大坝位于大河一个峡谷的进口。设计队的队长、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时，曾在黄教授的一个工程里任技术员；接受过黄教授的教导，对黄教授十分敬重。在我们实习的头几天，队长陪着黄教授、带我们顺着河谷的小路进去，踏勘河谷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岩石的分布和材质；逐步接近坝址。晚上回来，整理一天收集到的信息，简单的交换所得、再做一点记录。到达峡谷的进口，较细地踏勘坝址处的地形、地貌和地质构造。晚上黄教授引导我们讨论坝址的选择、坝轴线的走向、施工场地的布设等等。

在沿河谷踏勘时，黄教授告诉我们，要重视水文信息的调查使用。黄教授举例说：就在史淠杭水利工程某大型水库建设中，设计调查历史洪水位时、发现半山腰有一个历史洪水痕迹。此痕迹比其他调查到的历史洪水痕迹高很多、和当时收集到的资料点不合群。多次分析研究后，不敢将此点加入推算系列；最后放弃了此点。过了几年，发生一次比较高的大洪水，将此洪水加入推算系列后发现，半山腰哪个历史洪水位，是一个合理的最高点。将此点加入分析后，现在建设的水库设计洪水偏小，达不到防洪要求。因此不得不在、正在建设水库的上游，加建一个水库。

我深深的记住这一事例。在我几十年的研究工作中，对调查资料和试验资料中极值处理十分谨慎；不轻易丢弃。因此研究成果多是在安全的一边；这是合理的。

初期的调查研究后，进入分析归纳和方案设计阶段，室内工作时间多了。一次只有我们师生五人到附近做补充调查。下午回来时绕的比较远，沿着一条小河的右岸向下游走去。小河河床越来越开阔，但就是找不到过河的桥。河面不宽、但水深齐腰。见周围荒无人烟，我们四个学生、很自然地将脱下的衣服裹成一捆举在头上，淌水过河。但黄教授怎么过河，让我们犯难。须不知，黄教授毫无踌躇地和我们一样地过了河。我们愈感到黄教授的实在、坦诚，更加尊敬他。

1964年初夏，在郑州分析京广铁桥、北桥头的超大深度冲刷。点绘了大量北岸桥头河床的冲刷断面，发现这些断面都呈倒三角形。这时我突然想起，黄教授在讲授河工方略法格定律时有一条，河湾的冲刷断面是三角形。我迅速找来桥渡上下游大范围的河流平面图，果然，在桥梁附近有可能发生类似河湾的弯曲水流。接下来我去黄河水利委员会资料室收集了大量的桥梁附近的河势图。通过分析证实了我的推断。一鼓作气点绘了世界第一张、反映桥渡冲刷组合的、桥渡冲刷三角形。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成就了我对桥渡冲刷理论的一整套、全新的看法，是我两本学术著作的核心和基础；我得感谢黄教授对我的教导。

实习行将结束。临行前的晚上开了一个总结会。吃过晚饭略事休息后，设计队的十个人和我们师生五人，都围坐在大堂中间那张绘图开会的、用大图版拼成的大桌子四周。队长招呼大家坐好后，坐在大桌子上方主席位上，黄教授坐在他的右手边。队长看看黄教授、看看大家，说了几句实习顺利完成、恭敬黄教授、赞扬同学们努力的话；接下来就不知该讨论什么了。在一旁的黄教授乐呵呵地看看队长、看看大家说，我来主持这个总结会吧。队长如释重负，一身的高兴；连声好、好、好，麻利地起身给黄教授续茶；还不断地给大家的发言补充事例。总结会很快顺利结束，要大家早点休息、明天好起早赶路。

1966年夏天，天气炎热；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我们研究室两位比我年长的老先生都被贴了大字报，送到牛棚劳动；比我小十来岁的年青人在推动研究室的革命和生产。为了让我暂时离开这“革命”红炉、避一避，十一过后、派我去云南参加成昆铁路南段大颗粒冲刷的调查研究。这项工作为第二设计院主持,由一个勘测小队执行。小队约有十来位工人、书记兼队长，有一位年长的、资深工程师负责技术工作；我们研究室参与工作的有五人。到1967年春节前工作告一段落，全队开会进行总结。早饭后不久，全队十来个人、都聚到大宿舍资深工程师周围的床铺上坐下。资深工程师在他床前的大方桌上摊开一张大纸，拿出铅笔、橡皮，主持会议；大家发言踊跃。提出了很多见解和估计，但没有形成一些比较集中的讨论内容和结论性意见。中午吃饭、午休，下午继续开会。一直坐在旁边的我，实在耐不住了；在和资深工程师商量后，将大纸移到我的面前说，我来吧！很快，将讨论的问题聚拢来，逐步地给出比较一致的意见；并将不同的意见记在旁边。晚饭前、会议顺利结束。今天想起来，也是向黄教授学的。

在与黄教授夜谈中、提到支持解放战争时；黄教授说，一次他出差由西安回兰州，地下党交给他一个密件，让他交给当时任兰州行辕主任的张发奎。他欣然领命、谨慎地完成任务。谈及此事时，黄教授一脸的虔诚和自豪；让我感受到一个心地坦诚追求真理的中国学者。

阚译，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