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迟早要从宪法上拿下来

“四项基本原则”的由来：理论务虚会前前后后（下）


　　（五）为”十七年“（1949~1966）正名。”四人帮“认为十七年许多领域都是”黑线专政“，这是他们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提出的最重要的论据。为了驳斥”四人帮“的污蔑，就要为十七年正名。结果发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家举出许多事实证明，十七年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统治，并无所谓”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既然如此，为什么十七年里发生了那么多错误的政治运动，害死了那么多人？因为”毛主席革命路线“，其实就是极左路线。正名的结果，不但没有给毛泽东增加什么光彩，反而更加难看了。


　　例如，教育战线上，毛泽东有”两个估计“：建国以来的教育战线，领导权基本上不在我们手里；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包括我们自己培养的在内。会上一核对事实，不对了，教育战线一直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管着，根本谈不上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说，和刘少奇的所谓”黑线“没有任何瓜葛。可是，这”两个估计“，不仅给刘少奇横加了一个罪名，还把教育战线广大教职员工，整得死去活来。毛泽东的错误估计，变成了刘少奇的罪孽。粉碎”四人帮“以后，要推翻”两个估计“，这可成了天大的难事。这是毛主席说的呀！后来，孙长江先生（当时在迟群专案组工作）在迟群的笔记本里翻出两句话来。毛泽东说，”迟群这个孩子我喜欢“，这是第一句；”对知识分子不要太苛刻“，这是第二句。孙长江说，第一句，有利于”四人帮“，有损于毛主席，不好拿出来。”对知识分子不要太苛刻“，正可以用来解决”两个估计“的问题。汪东兴说，有主席的话啊？那可以了。我们在会上调侃说，要是迟群本子上没有这两句话，或者孙长江没有找出这两句话，”两个估计“还要不要推翻？其实，这两句话，也不是迟群亲耳听毛泽东说的，是听谢静宜转述的，可靠不可靠还未可知呢。这是”两个凡是“盛行、”实践标准“提出之前的事情，实在可笑之至。可笑归可笑，对教育战线十七年的极左的、全盘否定的估计，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这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其实按照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标准，这不应该说是”极左“的估计，而应该说是”极右“的估计：把”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十七年的教育战线全否定了，还不是极右啊？


　　文艺上的”两个批示“，也是这样。”两个批示“给刘少奇安了两条罪名，一条叫”黑线专政“，一条叫”黑线“，其实是一个意思。在平反过程中，张平化说，”黑线专政“不存在了，”黑线“还有啊。核查的结果，既没有”黑线专政“，也没有”黑线“。会上林默涵先生讲了”两个批示“的来历。”两个批示“是说，文艺界的社会主义改造收效甚微，许多共产党员不搞社会主义，却热衷于搞资本主义。这是一个批示。第二个批示说，文联各协会已经跌到修正主义边缘，如不改进，就将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据林默涵说，”两个批示“是江青搞出了黑报告，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批的。林默涵就这样把”两个批示“否定了。否定了，当然很好。可是，认真一想，这里面有问题：是江青让毛泽东批的，这是事实，但是，不还是毛泽东本人的看法吗，怎么能因为是江青让批的，就不算是毛泽东的批示呢？可见，当时许多人还是以一种敬畏的心理对待毛泽东，尽量希望他少一点错误，把他的错误推到别人身上，推到江青、康生、林彪身上。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林默涵是充满感情的，认为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文艺界还是不错的。


　　为十七年正名的结果，”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极左路线。这个结果，没有给毛泽东增添什么光彩。同时，这也等于从历史的角度给了”凡是派“一击，增加了他们搞”凡是“的难度：你”凡是“什么？”文革“前十七年毛泽东就有那么多错误！不过，那时候，并不是所有与会者对这两点都有很自觉的意识。这是因为对毛泽东的认识，还没有完全摆脱几十年来形成的传统观念的束缚。


　　（六）关于对外政策和防修反修。当时谁也没有说”防修反修“提法不对，只是提出一连串问题：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帝国主义？苏联怎么是社会帝国主义？赫鲁晓夫怎么是修正主义？等等。然后讲，社会主义是各种各样的。会上以肯定和同情的态度讲到南斯拉夫，说他们最先思想解放，突破禁区，摸索了一条自治社会主义道路，难能可贵。还对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作了肯定的评价：赫鲁晓夫认为，苏联过去是用行政管理经济，今后要尊重经济规律；过去关心生产单位和劳动者的物质利益不够，今后要给企业一定的自主权，要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搞经济核算；赫鲁晓夫是在苏联经济、文化都出了很大问题的情况下出来的，他做的事情并不都是错误的，而我们却愣做文章，说人家是修正主义，等等。在当时，这些观点是相当具有震撼力的。邓小平直到最后也没有这样的认识，尽管他所做的，赫鲁晓夫如果地下有知，会自叹不如。


　　(七)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什么一言堂，接班人，领袖是单数还是复数，废除终身制，党政分开，选举，法治等等，都提出来了。严家其讲了废除终身制问题，李洪林讲了个人崇拜在制度上的危害，北师大的齐振海讲了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他们三位的讲话都有相当深度。齐振海说，因为没有民主，才使广大党员、人民三十年来遭受多次大的政治迫害；反右派、反右倾、”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都是因为制度不民主造成的，一个人决策，怎么能不犯错误？他还说，中国的”选举“被搞得声名狼藉，一定要给真正的选举恢复名誉。不搞选举，哪来民主？讲得非常尖锐。与政治体制改革相联系，会上还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人道主义等等普世价值作了肯定的评价。


　　这次务虚会的内容，概括起来，可以这样说：批判了”两个凡是“，为反对”凡是派“的斗争提供了理论支持；批判了中共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来毛泽东极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在这些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下发动的政治运动；从制度上反思了党和国家一再遭受灾难的根源，主张对现行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这些内容，现在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但是，三十年前情况是大不一样的，提出这些问题带有振聋发聩的意义，不仅需要理论上的敏锐，更需要有一点道义上的勇气。


　　五、会内会外


　　会内会外发生的一些事情，和这个会议的进程不无关系，也值得说一说。


　　第一件大事，是西单民主墙。讲理论务虚会当时的政治思想背景，不能不讲西单民主墙，西单民主墙真正是”中国制造“。英国人有海德公园，我们没有，所以会上很多人主张，把西单民主墙变成一个常设的发扬民主的阵地。要给它建一个挡风避雨的场所，大家可以到那儿去自由发表意见。


　　西单民主墙在理论务虚会之前就有了。大概是1978年4月开始的。《人民日报》两位记者范荣康、余焕春，对它作了一个详细的调查，报告发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上。西单民主墙上讲的内容，第一是批判”四人帮“，其次是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呼吁，第三是为刘少奇平反呼吁。他们的思想理论观点相当前卫，比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人，超前很多。我们在会上，就没有提出为刘少奇平反的问题。我们毕竟是体制内啊！他们是体制外的，有的是受迫害的工人，有的是”四五“运动的”老战士“，都是非常有激情、有思想的小青年。他们除了在民主墙贴大字报，还办刊物，很有声势。对中共历史的总结，对现实问题的分析，都有很好的见解。所以，西单民主墙开始的时候，受到党内一些老人的称赞。邓颖超说，要知道什么是民主，就去看看西单民主墙。王震说西单民主墙好啊，邓小平也很赞赏。当时，有关方面就派两个小唐--唐欣和唐若昕，和民主墙人士接触。


　　但是，不久以后，大人物们态度变了。为什么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以下四点：第一，民主墙加大了批判毛泽东的力度，而且涉及到他的隐私，说到了”龙子龙孙“之类的问题；第二，民主墙发表了署名”一个中国青年工人“给美国总统卡特的信，表示希望作为总统先生的朋友应邀访问美国，去看看美国人民是怎样生活的；第三，民主墙谈到了非常敏感的人权问题，并且呼吁国际社会予以关注；第四，最为重要的，是魏京生贴了一张题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的大字报，指名道姓批判邓小平，告戒人们警惕他的独裁倾向。现在看来，这些都不是什么错误。涉及毛泽东的隐私，也不是什么问题：毛泽东不仅是公众人物，而且是领袖人物；不仅是领袖人物，而且最高领袖人物。按照民主国家的通例，公众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的隐私，是可以披露和揭露的，并不涉嫌犯罪。给卡特总统写信，被指责为辱没人格、国格，也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闭关锁国的心态作怪。实际上，有什么不可以？而且信也写得很得体，不卑不亢，很有风度。民主墙在体制外为民主、自由、人权大声疾呼，我们在体制内发表的意见，都传到了全国各地，一时间国家的政治空气非常活跃。


　　不是每个省都有联络员吗？他们把简报往”家里“传，许多省市也都开起了理论务虚会。我们也变着法子把会上的内容传播出去。廖盖隆在会上发言说，反右派把知识界一大批精英打下去了，可惜呀！本来，这个话讲得很对。我的几个老同学知道了，有一次见面，就质问我：“你们开的什么会呀，右派是精英，那我们这些反右派的人就是渣滓了？”不过，多数人还是赞成这个会议的。不仅赞成理论工作务虚会，对西单民主墙也表示同情和支持，每天去看大字报的人不计其数。


　　第二件事情，是上海发生知青游行、工人游行。还有人挂大标语，从9层楼上挂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万恶之源”。这影响了会上的气氛。胡耀邦指示，把社会上的这些动态，作为材料，在会上念给大家听。念完以后，立即出现分歧。多数人的看法是，不要大惊小怪，游行有什么呀，再说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几百万小青年被弄到乡下去，什么再教育呀，广阔天地呀，糊弄了人家那么多年。现在又不给安排工作，也不让回家，还继续用各种理由去糊弄，人家还不恼火呀？对他们决不能来硬的，而要引导，要对话，要帮他们解决问题。但是，一些老干部就不同了，包括我们组的吕正操将军，认为这是不能容许的，必须采取断然措施。这些信息，反馈到邓小平那里，肯定没有起好作用。


　　第三件事情，是会前汪东兴扣发《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理由很可笑，说只有叶副主席的题词，没有华主席的题词，这怎么行啊？说参加“四五”天安门运动的韩志雄，是个坏人，他的诗“革命何须怕断头”，你们怎么又宣传了？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怎么也出来了。而且，没有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的文章。一共四大罪状，要扣发杂志。由于在三中全会上刚刚增选为政治局委员因而气势正盛的王震将军的鼎力干预，汪东兴没有得逞。杂志总编关志豪在会上做了揭发，正好成为汪东兴的一条罪状。


　　第四件事情，是会上收回两份简报，一份是江春泽（她好像是代人参会的）讲苏联问题的，一份是于光远的《国家消亡问题笔记》。这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负面影响。江春泽的简报被收回的情况我不很清楚。于光远先生的笔记，情况是这样的。他写好笔记以后，找王贵秀和我同他一起推敲小标题，差不多干了一个通宵，最后敲定十个小标题。光远为什么要写这个笔记，他想解决什么问题呢？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国家最终是要消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应该是正在消亡中的国家。现在天天强调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强化国家机器，它什么时候开始能消亡呀？光远要批判的就是这种“国家迷信”。上面显然不赞成他的看法，不知哪位大人物下令把已经印成简报的这个“笔记”收回去了。这件事情，邓小平在总结报告里还对于光远不指名地进行批评：说在新形势下，对四项基本原则进行新的论证，“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这句话，在他报告的原稿中，说得还要直白，还要难听，具体怎么说的，我记不大清了。我这里引证的，是后来公开发表的修改稿。我在一份简报里反驳了邓小平的批评。我说，小平同志这个说法，把“创造性的科学工作”和进行文献研究对立起来，好像“革命思想家”是不能搞文献研究的，这个说法恐怕有问题。


　　第五件事情，是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正是对越（南）自卫反击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关心战事的进展，总参的人三天两头到会上来发布战况，有几个房间里还有短波收音机可听。那时候，听短波收音机，还是件新鲜事。在外面，这叫“偷听敌台”，绝对不允许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现在的看法和那时候不同，那时我们都很欣赏邓小平这一手，认为这是他“联美反苏”战略的一个重要步骤，觉得他在外交上也很有章法，更增加了对他敬意。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我们对“凡是”们揭发批判的热情。


　　六、两种评价


　　对于理论工作务虚会，与会者多数非常肯定，认为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社会上的反映也是积极的居多。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一出来，会上有些人变了，要求收回自己的发言，这些人都是“老运动员”，很会看风使舵。有没有否定意见呢？有，主要是第二阶段扩大进来的地方上的个别代表。他们从邓的总结讲话里闻到的气味，就是否定这个会。讲话里虽然也有一句“在三中全会以后召开的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问题，总的说来开得是有成绩的。”这不过是一句廉价的应景的话，整篇讲话大批“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一看就知道是否定这个会的。北京团的一个代表在讨论邓的讲话时发表了一篇高论，全面否定理论工作务虚会，还把参会的人比做康生、陈伯达。他一共讲了六条意见。


　　第一条，说北京现在出现了二十多种民办刊物，西单还有贴大字报的，包括一些香港的刊物，“有很多内部情况和材料，不知道从哪里搞出去的。”他的意思是，这个会的人违反党的纪律，向外面透露了不该透露的材料。


　　第二条，说当前最根本的是要恢复党的理论工作的优良传统，要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过去康生、陈伯达等怀着政治野心，一有气候就夸夸其谈，调门唱得很高，把一些理论问题搞得很混乱。现在仍然要注意，是不是有的人又想搞投机呀？他这是影射会上的人夸夸其谈，想搞投机，和康生、陈伯达一样。


　　第三条，要认真解决向前看的问题，现在明显地有人在向后看。这是指会上揭了很多历史问题，他认为这是向后看。


　　第四条，办好事，不容易；否定一切很容易，什么都可以否定嘛。这是说，这个会否定一切。


　　第五条，说报纸上发表的东西，特别是一些重大问题，中央没文件，报纸上随便登，这怎么行呢？


　　第六条，说大寨是农业发展的方向，主席有批示的，现在又说它不行了。


　　前面四条，话中有话，含沙射影。最后两条，终于按捺不住，显出了业余“凡是”的真相。第二天，此公便遭到吉林代表团的严厉批评。他们说，我们认为应该充分地肯定前一阶段理论务虚会的成绩，明确地告诉大家，这一段理论务虚会是前一段理论务虚会的继续，而不是对它的否定。前一段务虚会符合不符合三中全会精神啊？符合。前一阶段务虚会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啊？向前看。前一阶段务虚会同社会上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有什么关系啊？没有关系。一部分群众闹事，和务虚会有关系没有啊？没有关系。那是当局没有搞好，和理论务虚会有什么关系？吉林代表团回敬了那位代表的一切攻击，讲得非常有道理。


　　理论工作务虚会是一个分水岭。据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里透露，理论工作务虚会后，邓小平说，“以前，在反对‘四人帮’、批判‘两个凡’是问题上，大家都是一致的，而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到后来，理论界、思想界有些人则和我们分道扬镳了。”邓力群透露的这个信息，我认为是可信的。这从胡乔木、邓力群同于光远的关系的变化上，可以得到印证。1975年邓小平复出，组建国务院政研室，他们三人一起共事，关系密切。粉碎“四人帮”以后最初两年多时间，关系仍然不错，经常应邀一起去看邓小平。但是，理论工作务虚会以后，彼此之间明显疏远了。有一次，我和齐翔延大姐跟光远出去办事，在车上说起有人认为光远有书生气，他愤愤地说，“书生气有什么不好，总比政客好嘛！”我知道他说的政客，指的就是邓力群。另外，更重要的是，邓小平找光远办事也不像以前那样多了。这些都说明，彼此裂痕很深。

　　邓小平为什么要同这些人“分道扬镳”呢？这是因为，在他看来，会上这些人不仅在政治上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而且在行为方式上也违背了他的旨意。作为政治家，他要以“大局”为重。所谓“大局”，在当时，最重要的，就是把毛泽东这份遗产处理好，要把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这样，既可以和“凡是”们斗，又可以号令天下。为了和“凡是”们斗，邓小平需要鼓励人们“解放思想”，突破一些禁区，对毛泽东有所批评，以便使他从神坛上走下来。为了号令天下，他又不能对毛泽东否定太多，必须划定一个界限，否则，这个半神半人的偶像就用不上了。他必须拿捏好这个分寸，该往左边打时往左边打，该往右边打时往右边打，而且左右两手都要硬。邓小平对毛泽东并非没有看法，他多次说过，等他们这一代人过了，要对毛泽东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但是，现在还不行，现在必须在他划定的界限内行事，不许越雷池一步。他之所以要和一些人“分道扬镳”，不仅因为这些人对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对历次政治运动，批评得太多太狠了，而且，因为不听他招呼，没有按照他划定的界限行事，这进一步加重了他对这个会议的恼怒。具体分析起来，有如下三点：

　　第一，会议打乱了中央的工作部署。三中全会尽管提到了很多事，说毛泽东有缺点，文化大革命在实际进程中也有问题，彭德怀等要平反，天安门事件要平反，还提到康生有错误。但是这些问题都不能操之过急，要在适当的时候处理。这是他们的部署，理论工作务虚会把它打乱了。其实管你什么适当的时候，现在就很适当，一下子把所有问题都提出来了。这样做客观上为平反冤假错案，为给毛泽东做结论，等等，起了促进作用。尽管如此，这个会议还是被认为错误的！


　　第二，会议冲破了当局的纪律约束。当局没有讲的事情，是绝对不许讲的，这次会议也提出来了，比如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老实讲，三中全会哪有什么政治体制改革？最多有那么一点影子。所以，如果连这条纪律约束也突破了，他们的权威何在？今后还怎么掌控党内外的人和事？


　　第三，会议撕裂了当局的话语体系，肯定了很多历来被当作错误的、甚至反动的东西：例如人道主义、人性、人权，等等。排斥和否定这些普世价值，是他们的独断论的意识形态的根本特点。会上谈论这些东西，邓小平岂能容忍？


　　明白了这些，就知道这个会被封杀，完全在情理之中。如此大逆不道，不封杀你，更待何时？


　　七、会议意义


　　邓小平用四项基本原则，对理论工作务虚会作了完全负面的评价，但是，这个会议的意义是无法抹煞的。


　　第一，会议的内容，通过各种渠道，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为全国解放思想树立了一个榜样，加速了处理历史问题，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同时，会议大大降低了华国锋们的威信，提高了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威信，为随后中央做出人事变动作了舆论准备。不过，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人事变动是否要做得那么绝，对华国锋的指控是否都符合事实，也还可以研究。


　　第二，影响了此后三十年思想理论界的政治生态。思想理论界在这之前，是比较一致的。四项基本原则一出来，不同的倾向，立即表现为不同的走向。“凡是”们已经不行了，转而紧跟当局，又成了主流派。原来“凡是”毛泽东，现在“凡是”邓小平。另外一些人呢，就是我们这些继续坚持理论工作务虚会精神的人，被钦定为“自由化”的代表，不仅被边缘化，有的还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从党内除名、被开除党籍。其他一些人，包括于光远、胡绩伟等在内，虽然没有那么严重，发言权也大大缩水了。这说明，在一个独裁体制下，搞“凡是”是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只有新的政治势力崛起，才能打破原来的“凡是”。而当新的政治势力站稳脚跟，立即就会搞自己的“凡是”。


　　第三，理论务虚会上提出的一些世界观和价值论方面的问题，成了此后30年重大的争论问题。比如说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人权问题，后来都有很激烈的讨论和争论。


　　第四，会上提出的很多问题至今都没有解决。比如说，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一党专政问题，接班人问题，普选制问题，党政分开问题，宪政民主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可见，这个会在思想上、政治上，是比较超前的。这些问题，现在多半还是禁区，只能在体制外、海外和网络上讨论。


　　八、会议局限性


　　今天来看，参加理论务虚会的人，限于当时的形势和水平，存在许多局限性。至少有这样一些表现：


　　第一，指导思想仍然是传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谈所有问题，批判“两个凡是”也好，批判毛泽东也好，都以传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当时的水平就是这样。王贵秀和我批判“全面专政”的时候，用的都是列宁和毛泽东的话。这样的批判，当然只能局限在传统的理论框架之内，不可能有深层次的突破。


　　第二，许多人对毛泽东还怀有一种敬畏心理。一边在批判他，一边又自觉不自觉地为他开脱，希望他的错误小一点，问题少一点。动不动就说，这是“四人帮”干的，那是康生干的，或是林彪干的。这就大大地影响了对毛泽东批判的力度。


　　第三，没有提出为刘少奇平反的问题。尽管对文化大革命已经持否定的态度，却没有提出为刘少奇平反，这是很奇怪的，我到现在也不明白究竟为什么。其实这个问题西单民主墙早已提出来了。


　　第四，对国际问题的看法，还是“反帝反修”这个套路。而且，由于闭关锁国多年，严重缺乏国际眼光，对世界了解很少。除少数人外，我们谈问题，很少联系国际背景，更没有做国际国内比较研究。


　　九、最后几句话

　　明年，是理论工作务虚会30周年，也是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30周年。不要指望对理论工作务虚会解禁，也不要指望对四项基本原则有什么新的说法。眼睛不必向上看。历史的传承历来有两种渠道：官方的和民间的。只要民间的香火不断，被官方抹杀的历史，总有一天，会登堂入室，进入正史的殿堂。相反，被官方强行钦定的历史，总有一天，会遭到唾弃，而被从正史的殿堂里驱赶出去。胡乔木那句话，“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迟早要从宪法上拿下来”，对中共当局来说，犹如出门听到乌鸦叫，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本文成稿于2008年8月4日，是在丁东、邢小群同年6月28日采访记录稿基础上改写而成的，这里谨向他们二位表示感谢）

　　张显扬，共识网2013-09-04